一
一九六八年八九月份，我从北京看守所的“K字楼”搬到了五角楼。





这段时期，在我们楼下的牢房里有个女犯不断地喊口号：“打倒野心家，保卫毛主席！”或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日夜不停。



为这她没少挨打。听声音就知道：不一会儿还给她套上胶皮防毒面具，那东西不能戴得太久，一会儿就憋得喘不出气了。刚给她摘下来，她又喊：“真理是不可战胜的，野心家爬得再高，总有一天会被戳穿。”“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她又被折腾、毒打，每天都是这一套。有时候，半夜里看守都折腾累了，跟她同屋住的犯人也没劲再打她了。这时，她就小声地唱歌。有时会唱很久，直到哪个打手缓过劲来，再接着收拾她。她唱许多苏联歌曲或俄罗斯民歌，也唱《我们是民主青年》、《酸枣刺》、《行军小唱》等中国歌曲。至今我还记得她那远去的歌声：



叮叮格儿，咙格儿咙；叮叮格儿，咙格儿咙。

战士们的心哪，战士们的心在跳……



当时和我关一个牢房的是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小刘（信使）和小李（机要员）。小李是四川的高干子弟，揪斗陈毅元帅的时候，小李在后台负责看守。



陈老总还和他聊了聊天，好像还知道他爸爸……



有天晚上，那女犯又唱起歌来，我悄悄地问小李：“你猜她是什么人？”小李说：“肯定是干部子弟，或者是个干部家属。一般的人不会说这样的话，唱这样的歌。”我说：“这咱们早就讨论过，我是让你猜她是谁？”



他想了想，说：“现在抓了那么多人，咱们怎么猜啊？”我说：“会不会是孙维世？”



人们都听说她让江青给抓起来了。小李想了想说：“不会吧，如果是她，应该关到更高级的地方。”他是指她至少得关到秦城。当时我想他说得有道理。



十年以后，我刚放出来，就去上海看受我连累也关进监狱十年的郑安磐，他父亲是作曲家郑沙梅先生，三十年代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活动的时候，认识江青和张春桥。我们被抓的时候，郑老先生已经被专案组抓起来了，所以抓郑安磐的目的也是要让他坦白交待：是谁讲给他关于当年江青在上海的这些传闻、这些“反动流言”？



在安磐家见到了孙维世的侄女孙冰，我们自然地谈到孙维世之死，我就告诉她，我在五角楼的那段故事。她和小李子的想法一样：“不会吧？我想姑姑准是关在秦城监狱。”我想也可能是这样，连叶浅予、黄苗子、郁风这些三十年代知名的艺术家都关在秦城，何况是孙维世呢。当时孙冰就说，她准备写一本书，纪念爸爸孙泱（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和姑姑孙维世，为他们申冤，这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



她也劝我写本书留下这一段历史记录。



那时，中国的政治气候还没有稳定下来，所以我说，我要等一等，再看看，等我想好了，会再来找她商量，好好交流一下。孙冰说：下次你来上海，也可能找不着我了。我很奇怪：



“为什么？你要搬到外地去呀！"



“我在上海也是住在一个远亲家，我都怕不安全，那些过去的打手和刽子手，他们现在慌了。你哪儿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咱们要追究这些历史罪行，万一他们狗急跳墙，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杀人灭口。我现在就在设法出国去探亲，你也得好好想一想。”她说。



她这一席话，使我后脑勺阵阵凉风。我想起来，公安局到现在还不肯销毁我那一大堆档案材料。和我们算是同一个大案子的司徒慧敏之子司徒兆敦（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师）的档案就给销毁了。可是，他们说我“里通法国”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所以我的档案不能烧，这就是说还“留下一个尾巴”。



我自此决定还是远走高飞，在死刑号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变成“失去自由恐惧症”患者了，而如今自然变成了个职业世界流浪汉。



二十年后，我在天涯另一隅的普林斯顿大学，遇见唐达献（唐达成之胞弟），一起聊当年的囹圄之灾，他说：“当年我也关在半步桥，你们比我们先进去的，是当时一号大案，我们是另一种大案进来的，说我们是‘什么什么党革命委员会’……”



我们自然地谈到当时在看守所里关了哪些人，遇见了谁。我告诉他，我在五角楼的时候，有一次放茅，由于犯人太多，看守忙不过来，把另外一个号子的犯人也放进卫生间来，见到我在外语学院附中的同学小夏。他指着旁边一个愁眉苦脸的中年人，说这是冯基平（北京公安局局长）的秘书，当初给咱们这些未决犯计划每天粮食的定量，就是他干的，冯基平划勾的，这回跟咱们一块儿挨饿，古话应验了，这就叫“作法自毙”。当时我问这位干部：“是不是定量太少了？”他苦笑着说：“那时哪会想到呢？觉得未决犯反正不干活儿，八两粮食差不多了。没想到这么难熬。”



我又问他“那个在走廊里老喊‘革命的同志们啊’的人，准是和你一样，也是北京公安局的老干部吧？”他默默地点点头。



我看他好像什么都知道，就又问他：“那个唱歌的女的是不是孙维世？”



他说：“也可能是。她三月份才进来，我们早就被打倒了。根本没权力去过问。我自己也觉着像。”叹了口气，接着说：“她这么闹，在这地方就活不长了。”



我和小夏也都这么想。在监狱里，这么折腾的人，被看守说成是“属家雀的”——这种鸟气性大，进笼子就扑腾，就撞杆，不是找死吗？没听说谁养得活家雀。



此后，我们在监狱里的十年见过许多这样的真疯假疯的人，最后都死得很惨。



本来那唱歌的女士住在我们楼下，她轻缓的夜半歌声，都字字入我耳。



二
我小时候，老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去玩，可是对孙维世的印象却很模糊，因为她和青艺延安来的那拨人，关系不是很密切。



我们家和青艺的关系源远流长，一来爸爸在延安，一度在青艺工作。他那时也喜欢演戏，还演过苏联话剧《第四十一个》中的那个“蓝眼睛的白军军官”，所以青艺的领导和明星都是他的老朋友；二来我的姐姐乔乔自幼酷爱戏剧艺术，在延安刚会走路就登台给第一个演白毛女的王昆配戏，她演“小白毛”。



五〇年，姐姐在育才小学，还没毕业就跑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要求参加刚刚开办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儿童工作队”。当时，廖承志是团中央书记兼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院长，所以常来青艺和大家见面聊天。姐姐和青艺的领导吴雪、任虹、雷平等早就很熟，一直是叔叔、阿姨地叫。他们给爸爸打了一个电话，征求家长的意见。爸爸也拿姐姐没办法，姐姐顺理成章地就成了这里的小演员。当时我家离青艺很近，一到周末，就把我带去玩，我也跟着叔叔、阿姨地叫。我见过孙维世很多次，在我印象中她很高大，也很爽朗。我那时才六七岁，看所有的大人都很高大。



印象最深的是，青艺举办《保尔·柯察金》的首场演出，由苏联留学回来的孙维世来导演，大明星金山扮演保尔，张瑞芳扮演女主角冬尼娅。这天没有卖票，请来许多高官名流和文艺界的各路人马。我爸爸、妈妈也都来了，我和姐姐缩在前排靠边的一个位置上。



灯光慢慢暗下来，一下奏起了俄罗斯音乐，音乐声慢慢弱下来，大幕缓缓升起，舞台上是一个青年人坐在那儿钓鱼的剪影，随着音乐、灯光渐亮，金山一点点地变成一头金发，穿着俄罗斯的套头绣花、灯笼袖的白衬衫，还没说一句台词，这异国情调就把大伙震晕了，全场热烈鼓掌。



过去我们看海默写的话剧《粮食》，那唯一的布景，是放班地上的一个大木头箱子。汉奸四和尚就藏在箱子里，伪军队长李狗剩和八路军的队长坐在箱子上斗嘴，四和尚在柜子里百爪挠心，我们看得乐不可支……



就连当年解放区的重头大戏《白毛女》，我们觉得布景已经相当复杂了，但和这正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还是不可同日而语。



孙维世在台下从容地边看边写笔记，非常认真和敬业。居然，台上出现了保尔和冬尼娅拥抱接吻的场景，虽然只有几秒钟，把观众全震糊涂了。



全场鸦雀无声。多咱见过这个景？过去中国的话剧，尤其是八路军的戏里边怎么会有这样的景色，这也只有孙维世这个总导演才敢如此出位。



金山和张瑞芳又都是大红大紫的明星，给人们一个现场爱情表演，在当时绝对是震撼，据说后来有人建议他们意思意思就行了，别太刺激大伙了。也就是他们这个话剧界的艺术金三角，才可以在刚刚解放的新中国舞台上，就如此飞扬地张开艺术翅膀任意翱翔。



我看完这个戏完全被迷住了，直到回家睡进被窝里，手里还拿着那张说明书，还在看那个演员名单，不断地唱那支孙维世填词的主题歌：



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

在那静静的小河旁，

长着两棵美丽的白杨，

这是我们心爱的故乡。



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这个曲子也是孙维世写的，长大以后才知道，这原来是一首乌克兰民歌《滔滔的德聂伯尔汹涌澎湃》，孙维世借用来当这个戏的主题曲。



为了寻求到革命的真理，1922年9月，孙炳文和朱德远赴德国学习。并在周恩来的介绍下，两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
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大女儿，孙炳文在欧洲留学时和朱德是铁哥们，朱德又把他介绍给周恩来，据孙冰说，他们三个青年当时就拜把子结了兄弟，好比是桃园三结义。



回国以后，孙炳文在广州，周恩来南下和他秘密接头，孙炳文抱着五岁的孙维世，让孙维世看后边有没有可疑的人跟踪。他们坐下来谈话，这机灵的小姑娘就给他们主动放哨，那时，她一直叫周恩来“周爸爸”，所以后来人们开玩笑说孙维世一九二六年就参加革命了。



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孙炳文英勇就义。孙维世的母亲任锐女士带着四个孩子东躲西藏。孙维世十四岁的时候，妈妈把她托付给当时上海的左翼文艺团体东方剧社的领导人金山和章泯，后来又转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联华电影公司。为掩人耳目，给孙维世改名叫李琳。当时，这里聚集着中国最优秀的演员：金山、赵丹、陶金、魏鹤龄、顾而已、舒绣文、王莹、吴茵、蓝苹，还有小李琳。



金山本人扮演过《夜半歌声》里的宋丹萍，轰动全国，这是当时第一部中国恐怖片。广告上说，已经吓死了一个女郎，怕死的不要来看。越这么说观众更疯狂地要来看，主题歌《热血》一时唱遍大江南北：



谁愿意做奴隶，

谁愿意做马牛，

人道的烽火，

已燃遍整个欧洲。

我们为着博爱、平等、自由。

愿付出我们的热血。

甚至我们的头颅！



金山的太太王莹是著名女作家，又是当时文化修养最高、处事为人最得体的电影演员。还有刚刚蹿红的赵丹和蓝苹。蓝苹在剧团里和王莹争演女主角连连失败，同时和赵丹的把兄弟影评家唐讷恋爱、结婚，不久又甩掉唐讷。唐讷自杀未遂，闹得满城风雨。剧团里大家对蓝苹都有看法，任锐女士让李琳少和这个“作风不好”的演员接触。



三十多年后，她把原来这个剧团的人不是抓起来，就是设法迫害致死。



她的记性实在好。



一九三七年，十六岁的孙维世和哥哥孙泱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参加抗日。一来，没熟人介绍，二来，嫌他们年纪太小，被拒绝了。孙维世不肯走，就站在门口哭，正好周恩来从外边回来，问明情况后说：



“你年纪也太小了，回去问问你爸爸同不同意。”



“我爸爸被国民党枪毙了。”孙维世说。



周恩来忙问：“你爸爸是谁？”“孙炳文。”周恩来一听愣了，说：



“你是小维世呀！我是周恩来，是周爸爸啊！”



孙维世一下扑到周恩来怀里痛哭失声……他们兄妹二人就这样被批准到了延安。



孙维世去抗大党校读书，她十六岁，活泼、大方、漂亮，又能歌善舞，在延安成了焦点人物，当时延安抗日青年男女比例是十几比一。



同年，蓝苹也到了延安。



周恩来一家去信给孙维世的母亲：“任锐，请你放心，维世在我这一切安好。我们愿将烈士遗孤当成自己的女儿，我和颖超商量后决定收她为养女，你意下如何？”自此，孙维世有了另一个身份，周总理的养女。图为孙维世与周恩来夫妇。

四

一九三八年为纪念“一·二八”抗战，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演出了话剧《血祭上海》，江青在剧中扮演一个姨太太，孙维世扮演大小姐，从此以后人们就给她们起了绰号：叫江青为“二姨太太”，叫孙维世为“大小姐”。



孙维世休息的时候常去周恩来的窑洞，邓颖超也很喜欢她，孙维世叫她“小超妈妈”。据孙冰说，周和孙自然地产生了很好的感情，几乎像亲生父女一样。



邓颖超主动提出，既然孙维世天天往这儿跑，干脆正式过继她为契女吧。在大家都同意后，邓颖超给任锐女士写了一封信，说明这个意思。任锐当然喜出望外，自己的女儿认了这门干亲，实在太幸运了。



一九三八年，孙维世入党。作为周恩来的女儿，她很自然地就和延安的上层有了密切的联系。



这是孙维世的黄金时代。


五
一九三九年七月，周恩来去中央党校讲课的路上，从马背上摔下来造成粉碎性骨折，中央决定让他去苏联动手术。在准备走的那天早上，孙维世赶到他们窑洞，说她也要和他们一起去，要去苏联上学。周恩来说，这要主席批准才成。周恩来的飞机准备起飞的时候，孙维世直接策马跑到飞机跟前，手里挥动着一张毛泽东的亲笔手谕。



她先在东方大学学俄文、学政治，然后去莫斯科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导演系学习。在卫国战争时期，她和苏联人民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一九三八年三月林彪从阎锡山晋军防区路过的时候，被哨兵误伤，伤得很重，同年冬天来莫斯科养伤。当时延安的中央医院只是几口窑洞，药品还要靠宋庆龄等人的帮助辗转运来，医疗条件好不到哪儿去。



林彪来到莫斯科，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了轰动，因为中共第一次重创日军的“平型关大捷”，指挥员正是林彪、那会儿他的成了民族英雄。留学生知道孙维世认识林彪，就让她去请林彪来给大家做报告，讲战斗故事。



林彪平常很内向，这时却口若悬河，给大家讲得绘声绘色，给人印象非常平易、热情。据说，后来大家再请他，如果孙维世不在，林彪就提不起精神，以后索性就不来了。那些大学生顿时明白了，以后要请林彪来，一定得派孙维世去。



林彪的太太张梅是陕北米脂县人，都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林彪当时娶了个当地的美人，应该很满意了。可是到莫斯科，张梅和孙维世一比就土得掉渣了。



据说有一天，孙维世来看林彪，张梅去看她自己的朋友了。林彪请孙维世吃了饭，然后两人就出去散步。在白桦树林里，林彪向她诉说自己的婚姻已经亮起红灯，两个人悬殊太大，没有共同语言，最后向孙维世表白心迹，说：对你来说是件大事，你不必急于回答。



孙维世一直没有回答，也没有完全拒绝。一九四一年林彪归国的前夕，郑重地向孙维世求婚，希望一起回国，共同奋斗。



林伯渠之女林利，是孙维世莫斯科学习期间的朋友，二人关系非常密切，关于林彪追求孙维世的这段故事，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林彪经常到我和维世住的红色救济会大楼来。我不以为奇，把他当作一位领导同志兼长辈。不料这时他却在追求孙维世。……他即将回国的前夕，竟要维世跟他一起走。….…直到一九四三年，林彪辗转托人带了一封信给维世，信中说他不得已听从别人劝告结了婚，但维世留给他的印象甚深。我看了信大奇……维世才告诉我，林彪一九四一年临行之前，要和她结婚，要她同他一起走。至于原来的妻子，不管维世态度如何，他都决定和她分手。（林利《往事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55-56页）



可以说林彪遵守了诺言，回到延安就跟张梅离婚了；也可以说他并没有遵守诺言，他一九四三年娶了大学生叶群，并且不久有了两个孩子。



一九四六年，孙维世和林利一起回国。同时回来的，还有李立三的夫人李莎。经过哈尔滨，孙、林二人被接到李立三家。前前后后，又有一段插曲：



在我们回国前，林彪知道维世将要来哈尔滨，情绪异常激动，竟向东北局的一些领导同志倾诉心事。说他原本爱维世，只为先回国，在延安经同志们撺掇，才另娶叶群。现在孙维世回国，他心情难以平静。叶群知道后也到处哭哭啼啼，东北局的领导人大概是为了维护东北主要领导者林彪的安宁，只好把孙维世遣走。（《往事琐记》。101页）



于是，几天后，孙维世和林利两人一起飞赴延安。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姑妄听之。是说孙维世到了哈尔滨后，听说林彪住在不远的地方，第二天，就跑去看林彪。



孙维世这时完全没有责怪的意思，当初她也没有给过林彪确切的允诺，现在只是来看看老朋友而已。林彪执意要设宴给她接风。



李莎、林利都参加了这次难忘的家宴。当时林彪是中共最强大的东北民主联军（后改为第四野战军）的司令员。三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女郎，活泼、开朗，谈笑风生，叶群当时身体不太好，就黄着个小脸儿静静坐在一旁。对比如此鲜明，沉静的林彪又心情不好了。叶群讨好地挟了一块鹿肉放在林彪碗里，林彪吼了一声：“我又不是没手。”叶群说不出地委屈。



可她也不是傻子，什么都明白了。三人走了以后，叶群说了句暗示林依然喜欢孙维世的话，林彪大发雷霆，拍桌子、摔板凳……



事情还没完。孙维世看望周恩来、邓颖超时，提出想去哈尔滨工作，周恩来同意了。孙维世和母亲任锐、林利三人途经北京（当时还叫北平），再到长春，接到哈尔滨方面几次来电阻止她们去哈，最后一封署名李立三，明言“为了党的利益”，孙维世不能去哈尔滨。林利回忆：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我只身来到哈尔滨。从回国到现在，竟在路上折腾了四个月有余。见到李立三夫妇，立即问，为何孙维世来哈尔滨于党不利。他们说，原来几次阻止我们来哈的电报是叶群擅自发的。立三当时出差在外，回来后、叶群要求他签发那封所谓为了党的利益的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