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中的小人物
老知青家园 2024-01-09 04:05 60人听过


迷失的三叉戟（上）凤凰卫视 《冷暖人生 》


1971年9月12日 星期日。

任谁都没有想到，第二天即将发生震动新中国的历史大事件。

9月12日当天下午，毛秘密回到北京。

周通知总参谋部上将黄永胜晚上到大会堂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整个晚上黄永胜就滞留在大会堂。13日凌晨三点左右，总后勤部中将邱会作被电话叫醒，叫他立即到大会堂，说有个重要的会。邱到会堂时副总参李作鹏已经在了。凌晨4点，周宣布，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你们几个不会感到突然吧?  接着提高嗓音说：林跑了，他坐飞机跑了!  周传达“九一三”事件后，张、江、姚特别高兴，姚马上让工作人员拿茅台酒庆祝，被叶阻止。

1980年两案审判。事件终于有了结论，我们看下事件中一些小人物的命运。
警卫费四金
“九一三”之后，专案组只查到林立果“小舰队”的活动，却没有黄永胜等人的“大舰队”活动。搞政变，怎么不依靠既是“死党”又掌握军队大权的“大舰队”呢?


专案组着重调查了9月12日白天黄永胜是否在京西宾馆接见林立果，要警卫参谋费四金证实。费四金是黄永胜的“贴身保镖”，黄永胜到哪，费四金就跟到哪，寸步不离。如果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与林立果见面，这可是一次极其关键的“接见”，说明黄永胜百分之百地知道“九一三”事件的内幕。但当时费四金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重大，他每小时每分钟地认真回忆那一天。因为事件没有过去几天，费四金实事求是地说：黄永胜这一天没有去过京西宾馆。林立果我认识，9月12日，黄永胜也没在别的地方见过林立果。

专案组大失所望，以后又多次审问费四金。但费四金坚决地说，黄永胜没接见林立果，我是党员，是军人，我要对中央负责，对黄永胜负责，也对我自己负责。费四金非常明白，黄永胜被抓起来了，不可能再给他什么好处，坚持下去，自己的结局可能会很悲惨;  如果“作证”，马上会被释放，还将有一个很“光明”的前途，可是，一个人即使被开除党籍军籍，他也应该有良心。

为了攻下费四金这个“堡垒”，专案组把他押到京西宾馆对质。京西宾馆的干部、服务员众口一词，说黄永胜和林立果9月12日确实见面了，还拿出当时的值班记录。费四金是保卫干部，学过专业知识。他一看，马上说这不是当时的记录，是事后补记的。这个值班日记跨度好几个月，不仅钢笔水颜色一样，就是字迹也一样，一眼可以看出是一个人抄的，不可能好几个月都是一个人值班吧?  费四金说，我认为这不是原始记录，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专案组组长纪登奎对费四金说，别人都揭发了，就你没揭发。费四金说，我懂，我是组织上调来的，过去与黄永胜并不认识，我没有理由保他。但也不能因为黄永胜出事了，就落井下石，把根本没有的事情说成有。如果黄永胜9月12日见了林立果，我决不会包庇他。

费四金始终不改口：黄永胜9月12日这天没到京西宾馆，更没有见林立果。由于费四金的坚持，最后在黄永胜的起诉书上，没有“两谋”这一条。


至于黄永胜到广州“另立中央”，费四金也坚决否认。

专案组拿出缴获的飞机编组名单，上面有黄吴李邱的名字。费四金说不知道去广州这回事，黄永胜根本没说要出差。一般黄永胜出差，都要提前告诉费四金，瞒谁也瞒不过费四金，因为出差在外，黄永胜起码要带换洗衣服以及吃的一堆药。每次出差前黄永胜都要说，小费，要出差。费四金就准备行李，把要带的装进旅行箱。但这一次，黄永胜一句话也没说。费四金肯定地说，黄永胜不知道到广州，也没想到广州。其实专案组已经从“小舰队”那里搞清了，黄吴李邱都不知道要去广州，准备第二天一早再“通知”他们，说林彪要在广州召开会议。如果黄吴李邱不走，就两个人“招呼”一个。

费四金告诉家里临时出差，哪知“临时”了4年，原准备回苏州老家结婚买的喜糖全长了毛。解除关押后费四金在基层部队过渡一下，转业到地方，最后的职务是北京汽车制造厂再就业中心主任。不管在部队还是在地方，背着黄永胜这个“大包袱”，人家都不敢用。
被劫持的3685号直升机
“九一三”事件牵涉两架飞机：一架是林彪乘坐的256号三叉戟，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另一架是3685直升机，被林立果的师傅周宇驰打着林彪旗号骗飞劫持。飞行员陈修文和陈士印最终将飞机迫降在北京市郊怀柔。


周宇驰，河北乐亭县姜各庄镇柳林村人，1946年参军，调到空军一航校后，特别想学飞行，但身体检查不合格，只能长期担任一航校宣传科科长，能说会写。后来空军副参谋长姚克佑调他来当刘亚楼秘书，没多久刘亚楼就要周宇驰下部队。


1965年刘亚楼去世后，周宇驰重新回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担任副主任。“文革”期间，大学都不上课了，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离开北大物理系，被空司吴法宪安排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当秘书。吴法宪指定周宇驰当林立果的“师傅”，又和周宇驰一起介绍林立果入了党。

1969年10月17日，24岁的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有人向吴法宪汇报林立果下部队的事情，吴法宪随口说林立果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而周宇驰在空军常委会上传达，去掉了限定词，成了林立果可以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吴法宪哑巴吃黄连，不敢纠正，就这样林立果在空军“畅通无阻”，周宇驰也因此牛气冲天。

1971年5月，林立果和“师傅”周宇驰打着林彪旗号，要学“云雀”直升机。吴法宪不同意林立果的要求，副统帅只有一个独生子，摔着了怎么办?但吴法宪怕得罪林彪、叶群，只好勉强同意。因为周宇驰打着林办的旗号，空军34师为他配了最强的机组，都是直升机各机种的分队长一级，教员是空军34师副师长王焕今，指挥员是副大队长陈士印。

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林彪乘坐的256号三叉戟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林立果临去山海关机场前，给周宇驰打电话，说北上。这时周已经下令必须由几人联合才能放行飞机。周宇驰搞不到大飞机，决定用直升机出境，叫于新野立即到西郊机场找陈士印。

陈士印在同期飞行员中最先冒尖，不到30岁就担任了中队长，不久又任副大队长。9月13日1时30分左右，陈被服务员从睡梦中叫醒。当时机组都住在一个大房间，他们看见陈士印穿着内裤跑到走廊上接电话。

周宇驰问：直-5最多能飞多远?能飞650公里吗?陈士印回答：带上副油箱，加满油最多飞700公里。周宇驰说：现在有重要任务，你到门外等着，我派车接你。于新野用车把陈士印接到空军学院的将军楼，周宇驰给陈看了林彪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周说：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吴法宪搞政变，我们被困了，毛主席下落不明。现在形势很紧张，你送我们到北戴河林副主席那里去汇报。陈士印说：我很长时间没有飞直-5了，没有把握。周说：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你不能怕担风险。陈土印说：我再找一个技术好的飞行员。这事要向胡萍副参谋长报告。周宇驰说：现在他被困住了，没有办法同他联系。我们马上走，到沙河机场后，不要对别人讲，抓紧时间找到飞行员就走。陈士印说：我没有带图囊。周宇驰说：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9月13日凌晨1时40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将一些箱子装上汽车，拉着陈士印开向沙河机场。在停机坪卸下东西及于新野、李伟信两人，周宇驰拉着陈士印去找人。陈士印首先去敲团长刘景祥家的门，因为周宇驰催促，没有敲开，陈士印只好上楼去叫直-5中队长陈修文。

3时15分，3685号直升机亮着红色尾灯，向北起飞了。团参谋长李丕成等被砸门声惊醒，说有人偷飞机……

起飞前于新野、周宇驰都想坐进驾驶舱，但由于驾驶舱只能坐三个人，于新野只好与李伟信坐在客舱。陈修文是正驾驶，坐左座，陈士印坐右座。陈修文按常规打开电台与调度室联络，被周宇驰制止：要保密，不许联络，并命令陈修文飞320度。陈士印立刻觉得不对，质疑说：不是说去山海关吗?  应该向东，怎么飞西北?  周宇驰肯定地说就这样做。陈修文听他们争论航向，有些急了：我到底听谁的? 一秒钟里飞机已飞出去好远了。周宇驰虽然没有说去乌兰巴托，但他坚持向北飞，陈士印联想到周宇驰问飞机能飞多远，难道他是想叛逃? 为了摸周宇驰的底细，陈士印说没有航行资料。周宇驰说他有，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200万分之一的地图，有一条红线从北京到苏联伊尔库茨克。

驾驶舱里的三个人，谁也没有讲话。

怎么办?飞行中的任何大动作都可能使飞机坠落。陈士印和陈修文两人配合，不断与周宇驰斗智斗勇，趁周不注意，赶紧将组合罗盘迅速旋转了180度，往回飞了。但周宇驰发现异常，恶狠狠地说：飞机怎么转弯了?  陈修文回答：遭遇拦截，需要作机动飞行。

凌晨4时50分，陈修文驾机到达官厅水库上空。

接着在3300米的高度，飞越八达岭长城。周宇驰看见北京的灯光，摘下耳机，摔在一边，大叫上当：“你们骗了我……今天我不活了，你们也别想活……你们要落地，我打死你们……”陈士印没有看见周宇驰的手枪，但感觉他已经把手枪握在了手里。

陈士印示意陈修文快快下降，被周宇驰阻止，命令飞北京西郊的钓鱼台。陈士印说，那是空中禁区，地面有高射武器。这时直升机飞到沙河机场，陈修文再次降低高度。但由于周宇驰疯狂阻止，直升机重新被拉起来，摇摇晃晃飞向西郊机场，也没有落下去。

直升机飞向怀柔县的山中盆地，那是备降场。周宇驰看见地面是一片玉米地，没有阻止飞行员的落地动作。


当高度下降到80米左右，陈士印发现左座的陈修文右转身体，向周宇驰搏斗。此刻，只听一声枪响，罪恶的子弹穿透陈修文的左胸，皮夹克上留下一个洞，这一枪打在了致命之处。陈修文用自己的行为实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誓言，付出了年仅34岁的宝贵生命。

飞机完全失控，突然仰头，进入最危险的“尾冲”。陈士印试探性地向正前方推了两次驾驶杆，都没有将飞机改出来，第三次重复操纵，终于缓解了飞机的下降速度。但直升机最终还是尾部和右机轮先着了地，陈士印迅速关闭发动机及放火开关，好在没有侧翻，基本保全了直升机。

于新野未待落稳，就从客舱中跳出，爬到前舱外面，将枪口紧贴窗口玻璃向陈士印开枪。陈士印凭感觉迅速躲了一下。于新野的子弹在陈士印的两件飞行服中穿了四个洞，击中周宇驰的手腕，血溅到陈士印的脸上。周、于、李一起慌乱中逃向庄稼地，但很快被包围。自知走投无路，三人商定自杀，周宇驰、于新野用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唯李伟信朝天开枪，得以苟活……

1980年审判“两案”，被关押的陈士印无罪释放。

现在，距离审判“两案”已30年，曾任空军34师副师长的王焕今说：实事求是地说，陈士印也是英雄。

陈士印出监后，回到沈阳工作，曾任全国机床厂协会秘书长。
康廷梓现场目击:“三叉戟”强行起飞


康廷梓是林彪座机三叉戟256号二副，时任空军34师100团三大队二中队队长。1971年9月12日晚，林立果乘256号去北戴河时，康廷梓随机组一起抵达山海关机场。9月13日凌晨，机组9人只有4人登机，康廷梓和另外4人没有来得及上飞机。以下是他的回忆：

1971年9月13日零时30分左右，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听到门外有人急呼“首长到机场了，快起床”……我顾不得系鞋带，也没有扣好衣扣，提上提包就冲出屋子。黑暗中，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到第一副驾驶陈联柄和通信员陈松鹤已经跑在我的前面。我继续向东跑，当视线从右前方能看到停机坪时，256号随着一声增大的发动机轰鸣，突然向前滑了出去。

机场的保障人员及已跑到停机坪的机组人员，不约而同地望着离去的飞机，紧张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正在此刻，我发现一队人马占据了停机坪。一辆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战士，在停机坪的中央停住。与此同时一辆吉普车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嘎一声刹住，从车上动作敏捷地跳下一位四十开外的陆军军官。他看我上身穿着夏季飞行服，认定我是机组人员，就左手拉着我的右臂，右手拿着手枪指点着远处滑行的飞机，操着一口山东腔，非常着急地对我说：你、你……快把飞机给拦住!    在当时的紧张局面下，我赤手空拳站在那里，怎么能把飞机拦住?  我赶紧追问谁在飞机上。这架飞机不能起飞!把它拦住!  他答非所问。

我看到停在那里的吉普车，急中生智，用手指着那辆车反过来“命令”那位军官：“快!快把汽车开到跑道上对正飞机，堵住它，就不敢起飞了!”

当那位军官按我说的登上吉普车时，飞机已经滑入跑道的东头，机头已经调转过来对正了起飞方向。飞机开始增速滑跑，几十秒钟之后，消失在机场西南方。和我一样呆站在那里的领航员，习惯地低头看了一下手表，当时的时间是9月13日零时32分。

……在调度员呼叫的同时，雷达标图员头戴耳机，在一张较大的地图板上埋头标着飞机的航迹。我和调度室主任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标图员的笔尖，看他笔尖一点一点地移动，红颜色的笔在地图上画出一条弧形的轨迹……这条弧线从山海关机场起飞时的244度，缓慢转向正西，即270度。这时，我马上想到可能是飞回北京了，因为从山海关到北京基本上是朝正西飞行。然而，飞机的航迹在270度的位置上并没有稳住，而是继续增大，直到约300度(中蒙边境二连方向)中断。

这条航迹与正常飞行的航迹相差甚大。

正常情况下，飞机起飞后，飞行员果断压坡度转弯，使飞机迅速进入预定的航向上……第一转弯本应是折线，但却形成了一个过程较长的弧线，究竟什么原因?  因为谁也不知道起飞后驾驶舱里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可以做两种分析：其一，有意向前向西飞一段时间，迷惑地面……其二，潘景寅起飞前只知道飞往广州的航线，而不知道飞往外蒙……




来源：视线VIEWPOINT 




贴主:布南温于2024_01_08 18:36:27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