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干子弟    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叶剑英、王震三人在一起商量请荣毅仁出山，筹办国家信托事业。由荣氏牵头的中国国际信托公司成立之初，中国大陆的军火出口完全由这家公司经理，但不久便便带动成立了军方的两家最大的公司，保利科技有限公司和凯利公司实业有限公司，前者由在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部任职的王震、***子女掌控（王震后代全部掌控中信公司后，保利公司则全部交给邓家）；后者由刚刚从国务院干部改穿军装，直接被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的叶选宁牵头，亲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一九八四年，叶选宁正式穿上军装，一九八八年在中共恢复军衔制首次授衔时，即获授少将军衔。正如本文开头所介绍的那样，叶剑英是在一九八五年九月被宣布主动辞职的。与此同时，其长子叶选平和长婿邹家华分别被从中央候补委员晋升一级。因为引出了***与叶剑英之间的“政治交换”一说。假如这种“政治交换”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开列的对叶剑英的政治回报，还不仅仅对叶选平和邹家华政治前途的设计。相比于长兄叶选平和姐夫邹家华，叶选宁在军内的发展速度才是地地道道的“突击提拔”。四年军龄即官拜少将，在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史上不知是否还能找出第二例。
笔者在与何频先生合著的《中共”太子党”》一书中曾经详细介绍了中共另一元帅贺龙之了贺鹏飞的从军经历。“文革”中曾历尽磨难的贺鹏飞，一九七七年从国务院系统的机械进出口公司进入军队，紧接著被保送进国防科技大学（前身为哈军工）研修军事工程。进修结束后，先是出任总参谋部综合计划处副处长，八四年初升任总参谋部通讯部副局长，同年七月任总参谋部装备部下属“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同年底升为装备部副部长。
也就是在贺鹏飞出任总参装备部部长这一年，叶选宁才穿上军装。次年，贺鹏飞又升任装备部正职。一九八八年，仅仅只有十一年军龄的贺鹏飞被授予少将军衔，而且是当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最年轻的少将。与此同时，叶选宁也挂上了少将肩章。
但这个时候，叶选宁的具体职务还只是总政联络部的副部长。一九九零年，他正式接替了时任总政联络部部长金黎的职务。金氏当时完全是因为年龄原因而交出这一职务。
自此，叶选宁对外便不再使用本名，而是用岳枫这个名字。查中共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多数人都知道其中的萧榕就是邓榕；但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共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的岳枫其实就是叶剑英的二公子。
一九九三年中共召开八届全国政协时，一方面是考虑到叶选宁的前任，已经于一九九零年九月去世的金黎生前曾被安排为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对叶选宁的安抚。而叶选宁对政协委员的头衔之所以愿意接受，只是因为这对于他身著便装在港澳台以及美国日本等地进行“民间”活动有好处。当时，北京政坛内风传***早在九十年代初即表示要给叶选宁一个总政副主任头衔，并晋级中将，叶选宁坚辞不受。
叶剑英去世之后，叶选宁即把自己的家眷安置在广州。当时，生母曾宪植身患多种疾病。极为孝顺的叶选宁一面周游列国、广交海外富商巨贾，并时刻不忘遍访名医，遍寻名药为母亲治病。从那时起，这位总政高级军官就极少在北京的联络部办公室上班，而是长期滞留广州。抛开意识形态不论，单纯从家庭门第、坎坷经历和个人品行评价，曾宪植其人确实是众多中共“革命大姐”中最富有传奇色彩，同时也最具备人品和道德感召力的一个。而她的亲生骨肉叶选宁，不但继承了母亲为人的侠义和性格的刚强，更从母亲在共产党内难得的人脉关系中，继承了一个庞大的、无形的人际关系基础。即使在叶氏家族内部，虽然七个子女分别为四个夫人所生，但包括只比曾宪植小十四岁的老大叶选平在内，都对曾宪植百般尊重，见面全都以妈妈相称。叶剑英去世之后，叶氏家族一般都是在广东聚会。每年春节，只要叶选平人在广东，一定由他出面将弟妹们尽可能召集在一起。当整个叶氏家族几十口人团团围在曾氏身边，再由叶选平的孙辈叫几声太奶奶时，坎坷一生的曾老太太终于感觉到了自己有个如意的晚年。也正因为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叶选宁，对他的同父异母哥哥从来是绝对尊重。兄弟二人一个明面上操纵，一个暗地里筹划；一个负责与中央和兄弟省市周旋，一个专管所有不能在台面上进行，更不能向外界公开曝光的所有暗盘事务，把先父叶剑英开创的“中国南天王”家族巩固得铁桶一般。
同众多中共元老子女一样，叶选宁今天之所以能够出人头地，父亲生前的权势和死后的馀荫至关重要，但母亲遗传给他的党内人际关系，绝对是他如今能够对众多“太子党”成员具备感召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因素。有太子党成员评价：选宁相貌上随父，性格上随母；学会了叶伯伯的智谋和韬略，又继承了曾妈妈的侠义和叛逆。所以，他一方面能够充当长兄叶选平、姐夫邹家华在官场运作的军师；另一方面又能够无视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表面文章，把共产党正规组织系统之外的每个利益集团把玩于股掌之中。
同时，正如母亲当年系统接受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诗书礼教之后才走上了对整个旧秩序的反叛之路；长大成年，特别是经历了“文革”残祸之后的叶选宁，也是在系统接受了父母双双教授给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后，踏上了一条对“共产主义礼教”的叛逆之途。从跻身政坛转而进入军界，不久又军商合一开始，叶选宁就从来不愿意循共产党的组织之规，蹈共产党的纪律之辙。所以，早在八十年代时中共元老子女中便有传闻，说***最知叶选宁绝非等闲之辈，甚至表示“这个人不可重用，此人一旦得势，天下必定大乱。” 
前面已经介绍过，中共产党史界有人认为当年的叶剑英正是看明白了***政治手腕的阴毒，担心自己的子女远不是他***的对手；或者是担心自己的后代因为与邓家有了利益之争而导致共产党政权的内哄，故在自己去世之前一再要求子女们：从政可以，但宁可安居一方，也不要跻身中央。正是因为有老父生前遗嘱，叶家长子叶选平才长期坚持留在广东省当一个“父母官”，坚决不愿进京作事。当年超过省、部级正职干部六十五岁的封顶年龄之后，***已经对叶选平说了“如果你不退的话，中央压力很大”的话，足见当时的***对叶剑英的后代确实是另眼相待。而按照叶选平最初的意思，是要退出省长职务后继续留在广东，担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主任职务，但***却表示可以让他到中央工作，以延续他的政坛生涯。叶选平扭头征求弟弟叶选宁的意见，叶选宁立刻晓以利弊，认为长兄如果留在广东担任省顾委领导，待十四大取消党内顾问制，便无法继续发挥作用了。叶选平这才同意进中央工作，但又不愿参与中共内部的权力角逐，这才表示愿意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其实，早在此前几年，号称叶选平“军师”的叶选宁即向长兄说过“要当官上中央，要作人留地方”的话，不然，叶选平在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上便有机会进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层，至少可以担任一届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叶选宁与邹家华的夫人叶楚梅也不是一个母亲，但因为叶楚梅是“文革”中除叶选宁之外，全家受苦最深的一个，在秦城监狱里落下了终身不能治愈的毛病，叶选宁因此也对这位姐姐关照颇多，以为生母寻找药的过程中，从来也忘不了姐姐的病痛，令姐姐、姐夫十分感动。平时，邹家华经常自己驾车去找这位小舅子“侃大山”，关键时刻更要“三顾茅庐”。当年外界在掀起“朱镕基热”时，似乎多认为邹家华是计划派人物。在苏联留学时是同班同学，李鹏更是时常把他与邹家华的亲密关系挂在嘴边。考虑到李鹏因为“形象太臭”，叶选宁及时给姐夫出主意，让他有意识地在党内党外淡化与李鹏“朋党”的印象。同时，也因为邹家华当时对中国经济的看法确不同于李鹏，所以便时常说出一些与李鹏口径不一致的内容。例如一九九零年李鹏在宣称经济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和正在渡过，邹家华立刻在同年同月的人大常委会上唱反调：“必须清醒地看到，历年积累的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各方面困难将集中表现在今年。”    当然，在中共产党政军内部，至少级别较高者都知道所谓“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是怎幺回事，但就是日本情报部门每年编印一册的《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名录》中，仍然把这个组织归于“群众团体”类别，而“黄埔同学会”之类的机构却被归入“军机关”。
至于叶选宁亲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凯利公司，则更加神秘，从不像由***女婿执掌(过去由王震儿子牵头)的保利公司那样，四处曝光，八方张扬，弄得全世界无人不知道它从事军火生意的特殊功能。就如同党政系统的公安部和国安部相互之间矛盾重重一样，中国人民解放军方的情报、间谍系统自然也是门派林立、勾心斗角。不过，直到叶选宁入主总政联络部之前，该部在总参系统的情报部门面前，长期处于忍气吞声的地位。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方人员外派的大权掌握在总参二部手中，所以总政系统的“对外联络”无形中就要受制于总参。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随着对美、日等发达国家经贸等交流事项的增多，总政联络部的触角开始了更广泛的延伸。特别是叶选宁入主该部后，部内工作全面搞活，利用其直属的凯利公司以及对外打着“民间”旗号的“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进军日本、开发南韩，渗透欧洲、登陆美洲，与当地的“工、农、兵、学、商”各界均建有公开或秘密的联系。至于在港澳台三地，已经不能再用“渗透”二字形容，用“控制”二字描述也并不夸张。无论是总参二部还是三部，其外派人员大都是以公开的驻外武官及驻外使馆工作人员(主要是电台操作人员和反侦听技术人员)身份，一举一动都要受到所在国家情报部门的严密监控。而总政联络部的外派人员--包括叶选宁本人，则全部是身着西装，手持西方大公司的正式邀请涵件甚至香港或外国护照，公开活动可以堂而皇之，秘密活动可以掩人耳目。所以，如今的总政联络部，在境外所从事的活动和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不但令熊光楷手下的总参情报系统垂涎三尺，而且熊光楷基本上无权过问。更令叶选宁的部下们有牛可吹的是，叶选宁利用他总政联络部的下属公司和“民间”团体，对外可以起到党政系统的外交部门、外贸部门、涉台部门甚至公安部门无法起到的作用；对内则成为中共各太子党集团的关系协调乃至利益分配的指挥机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叶选宁一手掌控的总政联络部，“国际友联”是它的对外招牌，凯利公司是它的经济实体。至于“国际友联”这块招牌的作用有多大，几件小事即可说明之。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要职的“少数民族干部”赛福鼎，曾长期苦于不被外界重视，在位时从未捞到一次饱览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的机会。退休后求到叶选宁头上，立刻被安排在美国周游一圈，从访问邀请到在美全部费用都由美国一家大财团出面。当然，这样的财团最终还会从与凯利公司的经贸交往中得到更大的回报是毫无疑问的。
而叶选宁安排得更为成功的一件事，便是中共元老吕正操的秘密访美。熟知张学良过去历史的人大概知道，早年出身于东北军讲武堂的吕正操曾经在张学良手下担任过少校副官队长、和沈阳同泽俱乐部主任，深受张学良器重。此人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秘密加入中共，“西安事变”之后才公开这一身份并进入中共八路军系统。中共建政后被授衔上将，最高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前些年张学良以自由人身份到美国居住时，叶选宁即奉中共高层之命，多次安排与张学良的秘密联络，希望他回大陆一趟。张学良则当面表示：回去了我不说你们的好话，对不起你们的盛情。说你们的好话，又与我本意不符。到底还是拒绝了中共方面的一片苦心。而到张学良身边游说的人物之一，便是叶选宁一手安排秘密进入美国的吕正操。此事台湾情治部门是否清楚是另一回事，但中西媒体均未披露过。吕正操访美虽然无功而返，但叶选宁对这整个过程的策划之周密，行动之神秘，令中共政要、军头无不感叹。此后，叶选宁手下的人便在小圈子里炫耀说：我们老板称得上国务院系统的“地下外交部长”，中共系统的“秘密统战部长”。至于叶选宁一手经管的凯利公司，英文名字是“CARRIER”，可以理解为“运货公司”，也可以理解为“运输军队的交通工具”。公司成立之初，中共内部即有传闻说该公司专门负责中共导弹出口的。其实，导弹生意不止凯利一家独掌，而凯利的规模日益扩大之后，其经营内容也绝不止军火一项。在北京中关村的“电子一条街”，可以看到有一家专营计算机等电子器材的门面，对外也称“凯利公司”。其实，这个公司是凯利旗下众多子公司、孙公司之一。凯利不但在北京、广州等地有自己的高级饭店，在香港澳门等地有自己的巨额生意，甚至在巴拿马买下一个小岛。所以，该公司内部许多人(大都数编制仍在总政)都持有香港永久居留证和巴拿马护照。就连保利公司有多少资产，在海外有多少子公司和孙公司，公司内部许多人都无法搞清楚，凯利公司的内情外界就更无法得知。广州市有一位肩扛大校军衔的军商韩某，仗着自己曾经担任过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老子的馀荫，托***九二年南巡之福，从总参装备部借贷四百万元在广东和海南炒房地产，一转手便令手下公司的资产超过了三千万元。但此人却在公司大发一笔之后，心甘情愿地被叶选宁收编，将自己的公司变成了凯利的子公司之一。叶选宁在中共太子党成员中的凝聚力，以及他掌管的凯利公司实力多幺雄厚，由此可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