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结怨团中央
胡锦涛调进团中央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跟中国共产党几乎同时诞生的一个激进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原来叫中国少年共产党，周恩来、邓小平等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中共建党之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抗战爆发后，又改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共建政之后，于一九五七年再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沿用至今。
 
 
鉴于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主持过共青团的工作，文革结束后，这个群众性组织的中央机构一一共青团中央受到比其他诸如妇联、青联、工会、工商联等组织更高度的重视，成了培养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后备干部的主要基地。历任团中央书记如韩英、王兆国、胡锦涛、宋德福、李克强等都先后成为一方诸侯大员，甚至最后挺进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
 
 
胡锦涛作为平民子弟一一一个小业主的儿子，清华毕业之后，被分配到甘肃担任一个中下级技术官员一一甘肃省建委一个副处长，如果没有好的机缘，他会像许许多多平庸的技术干部一样，在甘肃默默无闻终其一生而无人知晓。由于胡锦涛的妻子、也是他的清华同学刘永清家在北京，胡锦涛就一直想调回北京。那个年代有这个想法的人太多，但是能够实现的不多，有的人甚至一辈子都与妻子两地分居，到退休才夫妻团聚。
 
 
不过胡锦涛运气不错，他受到了中共甘肃第一书记宋平的青睐。宋平对他的博闻强记和务实肯干的工作态度非常欣赏．不断提拔他。同时也希望他能够在甘肃安心工作。不久宋平调回了北京，还当上了中组部部长。胡锦涛回京就去看老首长，手里提着土特产，口里虽然不说，但是什么意思宋平和他都心知肚明。据后来跟胡锦涛共事的民运理论家严家琪先生亲口告诉笔者，那时候的胡锦涛根本没有当一国领袖的雄心壮志，他一门心思就想通过宋平调回北京。跑得多了，宋平觉得自己都回来了，还让一个年轻人在甘肃呆着，自己也不好意思。就问胡锦涛，你是否还想调回北京？胡锦涛点点头。宋平又说，不过
 
 
回北京没什么好位置了，你先去全国青联干着吧。胡锦涛感激万分，到中国青年联合会当了主席。不久又当选了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中共十二大召开之前，中共元老陈云到杭州休养，期间写了《提拔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是当务之急》的报告，曾任陈云秘书、后来当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朱佳木回忆：陈云同志向中央提出了成千上万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十二条建议。（十一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中央就留下了省市委书记们，专门讨论陈云同志的这个意见书。小平同志在那个会上也作了一个重要讲话。我当时坐在后面，我清楚地记得小平同志当时还说过这样一句很诙谐的话，他说，对于陈云同志的意见，我不仅举双手赞成，而且举双脚赞成。还做这么一个动作，引起全场大笑。
 
 
在陈云和其他人推动下，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首次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下午，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央领导同出席十二大的全体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合影留念。随后，四时半，胡耀邦带领三十九位新当选的年轻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怀着兴奋的心情，依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觐见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邓颖超、聂荣臻、徐向前、彭真等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报章上冠以老同志会见“中南海新来的年轻人”的标题。
 
 
当年轻人进门时，老一辈革命家都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表示欢迎，这种“满堂红”的欢迎方式，让那些年轻的中委和候补中委们既兴奋又紧张。按照事先排好的座次，“老一辈革命家”颤颤巍巍地在前排就座，“年轻人”全部坐在他们的后面。然后由中组部负责人一一唱名，每一位被点到者，都要站起来。位高权重的元老们一边听中组部负责人介绍年龄、学历和资历，一边侧过脸来仔细地端详。
 
 
第一个被介绍的、是五十二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女副部长、新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李淑铮。介绍到正式中央委员中最年轻的王兆国时，也同前面几位一样赶快站了起来。胡耀邦插话说：他是小平同志发现的人才，是第二汽车厂的副厂长。当中央候补委员胡锦涛出场亮相时，中组部负责人特别介绍：他是这次十二届委员会最年轻的成员，只有三十九岁。这是胡锦涛第一次直接面对这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此前邓小平、陈云等人对他毫无印象，只知道此人是宋平推荐的“四化”优秀接班人选。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三十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率领甘肃代表团前来的胡锦涛，经党中央提名，全体代表投票选举，进入了团的中央委员会。而后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举行的第十一届团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团中央常委，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他成为团中央的第二把手。
 
 
团中央里的太子党
 
 
胡锦涛进团中央的时候，王兆国是第一书记，书记处还有两名书记，一位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另一名是中共早期工运领袖何长工之子何光晔。一九八三年，刘延东也被调进团中央担任了书记处常务书记。
 
 
陈昊苏、何光晔和刘延东都是高干子弟，只有胡锦涛是平民子弟，陈、何两人都瞧不起胡锦涛，但是刘延东对胡锦涛很有好感，一来二去，陈、何两人对胡锦涛的矛盾加深起来。
 
 
一九八二年最后一天，团中央选出了新的书记处。由八人组成，分别是：书记王兆国、胡锦涛、刘延东（女）、李海峰（女）、克尤木巴吾东、陈昊苏、何光晔以及候补书记张寅顺，当时团中央的分工是这样的：
 
 
王兆国作为书记处第一书记，全面主持书记处，同时分抓研究室和团校；
 
 
刘延东分工抓国际联络部，后来她主要风尘仆仆奔走于亚非欧美，参加国际会议、接待来访，应邀出访；
 
 
李海峰主管组织部；
 
 
克尤木巴吾东是维吾尔族干部，放在这里就是为了体现“民族政策”，他分工抓统战部，主要就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工作，兼任全国青联副主席、秘书长；
 
 
中共元老何长工的儿子何光晔，专管办公厅后勤行政这一摊子，以及中国青年旅行社，他掌管了团中央的财权；
 
 
中共著名元帅、外交家陈毅的儿子陈昊苏负责学校部；
 
 
张寅顺分抓工农青年部。
 
 
团中央的这种分工，很明显是把胡锦涛放在王兆国的接班人位置上，这让作为太子党掺沙子进来的陈昊苏、何光晔非常嫉恨。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年陈昊苏、何光晔进团中央的时候，曾经遭到了很大的反对声浪。
 
 
那是一九八一年八月，在团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调进四名干部安插进团中央书记处班子，这四个人分别是克尤木巴吾东、王建功、陈昊苏和何光晔。后两人是人所共知的太子党。陈昊苏是陈毅元帅的长子，生于一九四二年，一九六五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历任七级部第二十三所技术、副主任，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研究员，这次调到团中央很明显是作为后备力量进行培养，准备挑大任的。何光晔是中共元老何长工的儿子，大学学历，曾任空军三八四五部队副营职教导员，从空军政治部干事任上调团中央书记处，也准备历练后出任一方大员。
 
 
何长工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可谓声名赫赫，他出生于一九OO年，湖南华容人，一九一九年参加五四运动，年底跟周恩来等一起赴法国留学，一九二二年在法国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九月参加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奉毛泽东之命前往井冈山说服土匪王佐、袁文才加入红军，对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何长工还奉毛泽东之命去寻找朱德南昌起义的败军，促成朱毛会师。一九三四年中共红军长征前夕，何长工与潘汉年一道作为密使，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达成互不侵犯的协定，对减少红军损失功不可没。
 
 
何长工是老资格的中共领导人，一九三o年六月已经任红八军军长了，率部参加长沙战役。第二年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长征初期任军委教导师政治委员、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后，任红九军团政治委员，与军团长罗炳辉率部策应、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三十二军政治委员。但是长征后何长工的地位开始下降，解放后仅仅是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地质部副部长。
 
 
何长工为何会有这种起伏，中共开国上将陈士渠曾经回忆说：因为长征中何长工是张国焘的部下，由于受到张国焘的组织压力和当时情况不明了的客观形势，他曾经被张国焘利用过，但是他很快纠正了，并且向毛主席负荆请罪。毛主席告诉他：长工啊，问题都清楚了，中央也知道了，你也不必再写什么材料了。今后就是工作。干什么工作，商量一下再定吧！
 
 
话虽这样讲，何长工后来就一直不吃香，解放后担任地质部副部长，部长是地质科学家李四光。何长工一点怨言没有，还跟我说过，配合大科学家李四光工作也很好，就是自己是瘸子，到野外勘探不方便。他这个人就是实事求是，不爱整人，不搞‘左’的那一套，听说在地质部保护了一大批知识份子，因此也会留下一些把柄。文革刚刚开始，何长工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是最早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而且是主席在一九六六年“八，一八”天安门城楼上点名的。我当时心里就‘格登’一下，我们在井冈山就是好朋友啊，可是我不仅不能救他为他说什么，还要随声附和。直到粉碎四人帮，何长工的冤案才解决。他知道我遇到了麻烦，不仅没有疏远我，还几次来看我，用他几十年来挨整的经验告诉我，什么处理在风头上的时候都厉害，只要挺过去就有说话的机会。他还几次让我写申诉，说他是中顾委常委，可以送上去。
 
 
鉴于何长工受到的这些不公正待遇，中共党内很多老人对他的儿子何光晔具有一种负疚的复杂心理，希望通过提拔何光晖，补偿在何长工身上的亏欠，这也是何光晔能够从一个营职部队干部提拔到团中央书记处的原因之一。
 
 
但是，团中央的委员们对中共空降太子党很不以为然，以王军涛为首的一批团中央委员提出了强烈质疑。毕竟，共青团中央名义上还是个群众组织，中共中央直接安插书记处成员名不正、言不顺。
 
 
共产党习惯于把共青团当做下属机构，胡耀邦这次也就轻车熟路，将党中央的这一“掺沙子”的人事决定，通知韩英等团中央负责人。当然，毕竟团中央在名义上并不是党中央一个下属部门，为了取得合法性，他们还是要走一走过场，要在团中央全会上让所有委员们举一举手。
 
 
这种由中共任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做法，早是中共的惯例；共青团既然是完全跟随中共的政治组织，就更不在话下。以前一直是这么做，从来也没有想到有什么不妥，胡耀邦当年就是这么被毛泽东一声令下从四川调来；韩英也是这么被华国锋一声令下调来；在他们眼里，团中央哪里是一个独立的群众组织？分明就是共产党的“青年工作部”而己。
 
 
但是没有想到，以前对这种办法从来也不持、也不敢持异议的团中央委员们，这次却破天荒地表示了抵制。在团中央全会的小组讨论中酝酿班子增添新人的名单时，大家牢骚冲天，质问他们除了是高干子弟（其实并不全是），有何德何能，对青年工作又毫无经验，今后怎么领导全团？为什么不从多年团干部中提拔？而从级别上看，从他们原来所处的岗位到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可说是乘坐了“直升飞机”，这难道不是“突击提拔”？
 
 
团中央委员们为何“造反”？或许是因为其时北京和全国民主风高涨，团中央委员们被“放了蒙”；或许感到此四人一来，堵塞了原来某些人以为“非己莫属”的升迁之路，或许跟随韩英的一些人感到党中央此举矛头冲着自己，地位受到威胁？
 
 
而团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一些像王军涛等人这样的非专职团干，提出的问题，更具有实质性的挑战，他们质问党中央这样作，将“群众组织的权利”置于何地？全会已经在进行之中，选举在即。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团中央在任的负责人大惊夫色，赶紧分头连夜进行说服动员，最后在选举时，总算勉强保住了四个人当选，但是票数低得惊人，其中王建功比半数仅仅多三票。党中央非常难堪和震惊，胡耀邦后来严词批评了韩英等人。
 
 
应该说，这次的批评并不见得有多少道理，但是党中央熬到团中央换届就将韩英调走的决心就此下定。
 
 
因为这个原因，王兆国、胡锦涛到团中央工作之后，比陈昊苏、何光晔形象更好，更得民心。这也是胡锦涛遭到陈、何两位嫉恨的原因之一。
 
 
裁撤少工委风波
 
 
在团中央书记处，胡锦涛的担子最重，责任最大，分管范围最广。他是团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要负责这个庞大青年组织的日常事务；他分工抓宣传，不仅要管团中央的宣传部，还要管团报、团刊、出版社；他兼任团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是团直属机关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他兼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以此身份成为全国政协常委；他还是全国少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参与少工委的重大事务决策，一些重大活动他也得出席。李海峰调走之后，王兆国患了胸膜炎住院，胡锦涛又要拿出一部分精力分管组织部和研究室。后来陈昊苏调走，胡锦涛又分管学校部，克尤木巴乌东调走，胡锦涛又管统战部。除了刘延东分管的国际联络部之外，其他宣传、组织、学校、少工委、研究室、直属机关统统由胡锦涛主管，而胡锦涛好像有三头六臂，各项工作都干得有条不紊。
 
 
共青团十一大之后，有人总结说，王兆国嗓门大，胡锦涛模样帅。因为王兆国在大会上发言中气十足．嗓门洪亮。当时引得光临团十一大会议的邓小平、陈云和胡耀邦等人不仅点头微笑。胡锦涛作报告虽然声音没有那么有气派，但他一表人才，风度翩翩。
 
 
胡锦涛上台伊始，遇到的第一个危机是开于撤销少工委的提议。王兆国在团代会举行之前，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已经有了裁并团中央部门的腹案，新的班子建立之后，再斟酌一番就要付诸实施。原来的青工部、青农部，并成工农青年部；原来的文体部，并入宣传部成为其中一个处，原来的少工委也属于要裁撤的目标，打算将这一部分并入学校部。提出裁并少工委的提议人主要是陈昊苏，因为他主管学校部。
 
 
说起来团中央是个比较特殊的机关，对外要维持共青团作为“青年群众组织”的形象，在内部则是不折不扣的党的青年工作部门。于是便出现了这样奇特的机构设置方式：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学联），对外是与团中央并列的机构，内部只是团中央学校部之下的大学处；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全国青联），对外在名义上浚驾于团中央之上，一一按其章程，是共青团“加入”青联，成为团体会员。内部来看，它只是归团中央管辖的统战部，统战部部长兼任全国青联秘书长，负责实际操作。所以，从理论上，少工委的机构设置问题，也可以比照上述两个机构来办理，即对外名义上是独立机构，内部归并到团中央学校部成为其下属的一个处。
 
 
但是没想到，陈昊苏的建议遭到少工委和下面从事少年队工作的干部强烈质疑和一致反对。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少年儿童工作与团中央学校部的工作对象、性质、任务非常不一样，一合并只能是变相取消这项“在新时期十分重要的工作”。他们的反对，或许有保住自己既得利益的考虑，但是其理由摆在桌面上，也是相当有理有据。少工委副主任李放民不仅找到了王兆国、高占祥，也多次找胡锦涛反映情况。
 
 
在广州召开全国儿童工作会议期间，李放民再次找到胡锦涛居住的房间，他向胡锦涛掏出心里话。他说：胡书记，你可以放弃任何一个主管部门，但是不能放弃少工委。胡锦涛很意外，他正为自己担子太重发愁，很不理解在李放民眼里少工委为何就这么重要。他问李放民为何这么说，李放民说：因为包括康克清、邓颖超在内的许多元老夫人，都是在关心培养少年儿童的基金会、委员会里面工作。一语点破梦中人，胡锦涛作为平民子弟，最缺乏的就是跟中共元老们的沟通渠道，而陈昊苏、何光晔等太子党之所以不干事还如此嚣张，也就是因为他们具备这个渠道。少工委保留下来这件事对胡锦涛大有裨益，因为他分管这个工作，接触面也就更广，尤其是可以直接接触到中共元老的这些夫人们。这些夫人，丈夫在世也好，去世也好，多有很强烈的干政企图和能量，甚至比其丈夫来更加肆无忌惮一一“老大姐”怕什么！
 
 
胡锦涛在团中央旗下少工委这个少年儿童思想教育最高领导机构挂帅，无疑就与这些夫人们有了很多打变道的机会。而他们也一定会对丈夫讲起对胡锦涛的好印象，在未来元老们有机会推荐安排提拔什么人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会想起夫人们所赞扬过的那个“小胡”。有了李放民的点拨，胡锦涛力排众议，主张留下少工委，作为团中央的一个部，并由自己直接分管。
 
 
陈昊苏的计画遭到挫败，他对胡锦涛更加嫉恨。他和何光晔看不起胡锦涛这套玩弄小聪明的把戏，经常到“叔叔伯伯”那里打小报告。但是因为他们本身没有长期在团中央干下去的打算，只是把这里当作通往别的更高职务的跳板，因此也拿不出打开新时期青少年工作局面的妙策，因此他们的挑拨并没有给胡锦涛造成实质性伤害。
 
 
在“张海迪事件”上交火
 
 
如果说陈昊苏对王兆国、胡锦涛看不顺眼，主要是他的书生气与他所认为的官场习气颇有隔膜，何光晔则完全是出于权力的计较了。他们蛊惑一些因为王、胡来团中央而权力地位受到威胁的人，不时闹点地震。
 
 
当然，太子党也不是铁板一块。像陈昊苏，是研究军事史出身，当年他的父亲、中共著名的儒将陈毅，对他寄予厚望。但陈昊苏爱好舞文弄墨，书生气十足，不像一般官员那样好弄权势，也不那么谨言慎行一一在他来讲，或许是无所求也就无所畏。他自己的兴趣，更多地在于战争史。谈起战例，如数家珍；而混迹官场，如坐针毡。这样的性格和领导风格，与团中央那些基层来京的机关干部，自然难以说到一块去，倒是与更后来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机关来的新干部有些共同语言。
 
 
何光晔是另一种类型的“太子党”，就像他的父亲何长工没有陈毅那样的满腹经纶一样，他也是典型行伍出身，又娴于权术，而倚仗父辈余荫，口气狂妄。在公开场合，他满脸不屑地当众评论另一个军队团干：“他神气什么？！我们那时候，他还在穿开裆裤！”那么，依此类推，王兆国、胡锦涛这样的干部，更不在他眼里。开始，陈昊苏、何光晔先攻击王兆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团中央书记处的新班子中，胡锦涛可以与“太子党”多少扯上点瓜葛，因其岳丈的关系，他虽非“太子”也可算是“驸马”；而第三把手刘延东，是如假包换的“红色后代”，其父亲刘瑞龙论资格比陈毅、何长工并不逊色多少，他一九二六年秋入党，参加过长征，官至华东野战军第二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兼政委；中共建政后担任过上海市委秘书长、国家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一九八三年又当上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相比之下，王兆国没有这些显赫背景，只是自恃为邓小平点将来此，锋芒毕露，上升势头正猛，自然就成了“太子党”集中攻击的目标。站在第一把手身后保持低调的胡锦涛，作为团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与管后勤行政的何光晔工作接触甚多，二人逞能相安无事。
 
 
但后来情况逆转：王兆国调升中办主任之后，胡锦涛接替团中央第一书记，没了屏障，首当其冲；王兆国这时翅膀稍硬，也不是他们几个人能扳得倒的了。于是这些人便退而求其次，来跟胡锦涛为难了。
 
 
胡锦涛的妻子刘永清随他一起调回北京，开始安排在团中央属下的中国青年旅行社工作。不久，胡锦涛就设法将她调到北京市建委，一来这样更“专业对口”，便于她发挥才干；二来也避免“瓜田李下”，将来若遇到提级、奖励之类的事，不至于被人说是“丈夫得道，妻子升天”。
 
 
胡锦涛到团中央之后，机关总务处在机关大楼旁边，同样位于前门东大街旁的团中央宿舍楼里最西头，按照其级别，给胡锦涛分了两套三室一厅的住房。因为靠西，每到夏天下午傍晚，房间里热得像蒸笼，这样的住房在几个书记中间是最差的。胡锦涛毫不计较，总是说：“机关住房紧张，这就很不错了。”一住就是好几年。
 
 
团中央虽然是所谓的群众组织，实际上早就跟中共的官僚机关没有什么两样。中共机关里的坏毛病，团中央一点都不少。例如上级官员下基层时的“吃喝风”一直都是屡禁不止的头疼难题。说实话，上级官员未见得个个都是老餮或者酒囊饭袋，但有时形势使然，不得不逢场作戏。团组织本不是有钱有权的实力机构，但是团中央书记到了省市自治区，团省委同样要山珍海味，还要请来中共省委第一书记或者分管共青团工作的省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长等政要，一起入席。团中央官员遇到这种情况往往头痛不己：他们都在政治上有一番企图心，并不想沉溺于口腹之乐，而这么大吃大喝，如果有人告到中纪委，倒有可能断送前程。可是要想抵制吧，又会闹得上下关系紧张。例如后来调来任书记处书记的李源潮（后任中组部长），也是一位书生气较足的官员，下去时坚持要遵守中央规定的“四菜一汤”，否则竟不肯入座就餐，或者坚持要自己付费。下面团省市委接待者当然不允，于是弄得场面尴尬，有时团省、市委书记很是下不来台，事后一肚子意见。
 
 
胡锦涛对这种问题有他的高招。他对手下的人通情达理地解释过，下面团组织盛宴招待，也是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的。他们想藉团中央书记来视察的机会，与省委官员们沟通一下，联络感情。你要“坚持原则”，“不留情面”，硬不给他们面子，反而会将事情搞砸，给该省团的工作带来阻力。胡锦涛在面对下级设宴时，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他在刚到达当地时，会有言在先，要求团省委负责人“不要过分奢华铺张”，进餐要尽量节约、简单；但是当团省委安排好了正式场合，当着赴宴餐叙的省市委负责人，他又善于应对，与那些诸侯们觥筹交错，给团省委一个大大的面子。
 
 
在视察期间，他也不为交钱的事与接待人员推搡拉扯，但是回京之后，他会要求他的秘书给团省委将钱寄去。其中广为人知的是到广西视察，就遇到非赴宴不可的情况，胡锦涛回京后，令其秘书叶克冬，寄去三十元钱一一这在当时，也相当于他一月薪水收入的十分之一了。但是即便如此，陈昊苏、何光晔等人还是整理了一些材料往中央元老们那里送，意在诋毁胡锦涛，把他塑造成一个违法乱纪形象败坏的典型。最过分的是陈昊苏何光晔在张海迪事件上搞动作。
 
 
一九八三年，新的团中央抓出一个大典型：自学成材的残疾女青年张海迪。这一年春天，山东团省委推荐的残疾女青年张海迪被团中央选中了。她是少见的“四有”全占上的青年典型，只有一条不足：她是一位高位截瘫患着。小时候患了不治之症被永远锁在轮椅上的张海迪，后来自学了好几门外语和针灸，不仅在农村为农民治病，而且还自己翻译和写作了好几本书。团中央选中她，很重要一个因素是听说她在山东大学作报告时，上千大学生完全被她征服，佩服得五体投地。八十年代初的大学生，可是让中南海的领导人伤透了脑筋，他们居然还有能为之折服的人！
 
 
一九八三年三月份，团中央命名张海迪为“优秀共青团员”，举行表彰大会，还把张海迪兴师动众请到北京开大会作报告。五月份，邓小平、叶剑英、陈云、邓颖超等八位元老都应团中央请求为张海迪题词，中共中央还专门发了红头文件，要求全党学习张海迪。
 
 
这件事还有一个插曲挺有意思，就是本来胡耀邦也跃跃欲试拟为张海迪题词，授意团中央也去请示赵紫阳，好一起题词，但没想到赵紫阳提议只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题词，胡耀邦也就不好单独题了。
 
 
发现和树立这样一个轰动全团和全国的典型，王兆国、胡锦涛可以说在中央领导眼里大大地得了一分：韩英任职团中央好几年，没有抓出让青年们听了讲演之后热泪盈眶、热血沸腾的模范人物，而新班子上任才两个月，居然就抓出了这么一个堪与雷锋双峰并峙的特大典型！
 
 
正当全国宣传如火如茶之时，何光晔鸡蛋挑骨头，找到了一些问题。例如张海迪参加全国高考得的分数，是否如她在演说中所讲的为四百二十四分？他们找到最开始报导这一典型的新华社记者，让他们写了一份内参，按照新华社的有关规定，向上汇报。这份内参，王兆国、胡锦涛按照其级别也能读到。胡锦涛不动声色，转给王兆国。王一看大发雷霆，叫来新华社那几位记者，劈头盖脑地训斥：“张海迪是你们最先发现的典型，团中央正在宣传，全国反映强烈，你们自己现在又否定，出尔反尔，还背着团中央往党中央捅，你们这样做，是想干什么？”
 
 
不仅如此，王兆国还马上打了电话给新华社一位主要负责人，表示了强烈不满。而新华社那位负责人像做“期货”生意一样，充分地估计到王兆国未来在政坛上可能“增值”一一毕竟，他是邓小平亲自发现、遴选，委以重任的，而党中央一把手胡耀邦又是共青团前“团魁”，谁知道王兆国今天是团中央第一书记，明天早上被任命的新职务是什么？居然也向王兆国表示歉意。但是，何光晔他们并不罢休，又反复运作了他们在中央高层的关系，雪片般的信件和批示纷纷传到中共中央和中央纪委，内容无非是王兆国、胡锦涛他们树立假典型，谎报政绩。胡耀邦只好指示团中央和山东省组成调查组前往山东调查。本来，张海迪其人并没有那么强的政治色彩。她是干部家庭出身，自己作为一个重度残疾青年，见过父亲在政治斗争中所经的风雨，由于随父亲下乡和后来进城之后与待业青年来往，在生活底层挣扎，因此了解一般老百姓对时下政治口号的反感。后来她曾经对记者说过，不希望多提如何争取入党。这说明她对于一个典型如何让老百姓能接受不致遭到反感和排斥，还是有一种直觉把握的。张海迪被命运播弄，后来越来越骑虎难下、身不由己。领导人反反复复对她灌输“当好典型、配合宣传对于引导青年有何等重要意义”的一套说辞，对她也发生一定作用，随着地位的提高，她不得不越来越“识相”，自觉不自觉地配合当局一一首先是团中央和山东省委一一对她的宣传塑造。
 
 
胡耀邦指示团中央，与山东省委联合组成调查组，再次仔细深入地核实张海迪的关键先进事迹，在全部落实、拿到过硬材料的基础上，就如何宣传升级，向党中央提出请示建议。
 
 
胡耀邦说：张海迪宣传要经得起现实的检验，还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像六十年代初期团中央和总政调查雷锋事迹一样，板上钉钉，四脚落地！”
 
 
团中央遵旨组织了九人调查组，但名称定为“学习宣传张海迪调查组”。之所以前面冠以“学习宣传”字样，是避免由于重新调查，会引起基层的议论，以为张海迪这个典型出了什么“问题”。这个组由王兆国亲自挂帅担任组长，他当时正患腹膜炎住院治疗，无法前往，于是由团中央宣传部刚提拔的副部长江洪和《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丁钢两位副组长领军；山东省委也相应组成七人“学习宣传张海迪调查组”，两组一起到达山东省会济南、张海迪原来生活工作过的聊城地区和莘县，进行联合调查。
 
 
这次调查，遇到了完全出乎预料的情况。尽管多数先进事迹得到核实，但也有的事例查无根据，有的关于身世的说法无法最后证实。例如，她的高考分数确实未曾达到那么高，张海迪一九七四年夏天的自杀经过多人有多种说法，甚至对于张海迪童年时究竟是否“没有上过一天学”，也无法找到确凿的人证、物证、旁证。最要命的是，张海迪入团的事，居然找不到证明人！
 
 
调查组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隐匿不报：此事只限于调查组成员知道，对外严格保密；第二派则认为：纸难包住火，应该向两个调查组的主管机构团中央和山东省委汇报。如果不报，这一情况被党中央知道了，团中央和山东省委将更被动，那时再怪罪下来，这个责任直接落到调查组领导人头上，重若万钧；汇报了，责任就交给上级了，由上级去抉择是否向党中央汇报，决定下一步宣传活动是刹车、是转向、还是加速推进。山东省委调查组持前一种意见。大概他们久经官场，见多了欺上瞒下的勾当，而且山东省委作为雄踞一方的当地衙门，工农商学兵各个行业都要抓，青年典型宣传在他们的全域中占不了多大分量，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苏毅然和省长梁步庭又都资格不浅，此事真要“穿帮”，担不了多大责任，最多也就是调查组长做个检讨而己。而团中央调查组中，后一种意见更占上风：这么大规模、这么高规格地宣传一个青年典型，在团中央来讲就是押上了全部信用，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从王兆国、胡锦涛到调查组副组长江洪等都是刚刚提拨、指望着前程似锦的第三梯队，经不起这种差池。
 
 
在这过程中，莘县县委的反常举动也让调查组觉得疑窦丛生：早不取证、晚不取证，为什么接到聊城地委通知之后，抢在团中央和山东省委联合调查组到达莘县县城的前四、五个小时，星夜派人到张海迪原来生活的大队找当年的有关知情人取证？取了证又对联合调查组秘而不宣，最后没办法了才交出来。他们这么做的意图是什么？他们还知道多少秘密没有讲出来？这后面是不是有令人想像不到的阴谋？阴谋又针对谁？
 
 
联合调查人员反复争论，最后山东调查组拗不过团中央调查组，勉强同意了向上汇报。身在山东偏僻穷困县，通讯和交通不便，他们派代表连夜坐吉普车回京向团中央书记处汇报。两个调查组的负责人要求回京的代表，在汇报中一定要“全面、慎重”一一换句话，对这一爆炸性情况的冲击，要设法减弱、消解。
 
 
当时王兆国仍在住院，但是对这么非同小可的事情，胡锦涛绝对不敢自己作主。他主持了团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调查组代表汇报，并立即与王兆国通气。王与胡都感到这一情况事关重大，权衡利害，还是得硬着头皮告诉党中央，否则责任没法负；但向党中央汇报得精心推敲说法一一正如胡锦涛那位出名的同乡、近代学术大师胡适所说，历史是一位百依百顺的小姑娘，只看你如何装扮她了！
 
 
经再三推敲口径后，他们向胡启立和郝建秀做了汇报，口气更加轻描淡写，也免不了要检讨几句自己政治上还不大成熟，工作中有了疏忽。对这件事的性质，则认定为：由于张海迪入团时尚在“文革”期间，团组织在恢复之中，管理较为混乱，又因时间较久，有关知情人迁居难寻，因此未能找到张海迪入团的原始材料；但根据转入的莘县城关公社和转出的十八里铺公社这两个公社团委的记载，应认定张海迪为团员。
 
 
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明白，他们的说法经不起推敲：说是“文革期间管理混乱”，但其他团员的档案资料都在，井井有条呀！说是“知情人难寻”，可他们又没有离开中国，真要想找怎么会找不到？但是这一认定，被胡启立和郝建秀等中央领导人认可一一因为他们也深知如果真要查下去，要搭进党中央的信用，可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这件事在胡耀邦的庇护下，最后总算有惊无险，但是胡锦涛也就此得到了深刻的教训。他发现了是陈昊苏何光晔在背后捣鬼，对这两个太子党更加嫉恨。最后，他运作了王兆国和他的后面的势力，先把陈昊苏调离了团中央。随后又把何光晔赶走。不过这也导致了他们一辈子的恩怨情仇。

贴主:明豪于2023_12_11 20:46:51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