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下令砸毁毛岸英墓碑 终向毛泽东服软

“文革”中，在极不正常的历史背景下，中朝关系发生了严重的倒退趋势。朝方甚至捣毁志愿军烈士陵园，将烈士碑统统打烂，包括毛岸英的墓碑也被砸得粉碎。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赴朝，开始了“修复之旅”。不久后，金日成回访中国，答应重建志愿军烈士陵园……

中国的少数民族——朝鲜族同胞，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与朝鲜毗邻的地区。朝鲜战争之后，朝鲜就在我国东北展开了地下活动，为居住在我国的朝鲜族同胞建立“祖国观念、领袖意识”，宣扬他们的“祖国”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袖是金日成将军，但当时我国大多数朝鲜族同胞并不为所动。


到了1959年，中国进入困难时期，朝鲜就抓紧时机，许以各种优厚的条件待遇，鼓动我国朝鲜族同胞中的大学毕业生及种种专业人士回归“祖国”，为他们的“千里马”运动效力;并且他们还在边境设立接待站，迎接越境者。


坐落于中朝边界的长白山天池和白头峰，历来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天池位于长白山之巅，乃火山爆发形成的九峰围合而成，最高一座为白头峰。历史上中朝国界线在分水岭东下二十公里处，自南而北划定。即使在日本统治朝鲜时期，天池也在中国版图，且朝鲜建国时对此也是承认的。


最初，朝鲜在中苏争端中是偏向中国的。由于朝鲜在中苏争端中偏向中国，因此受到了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苏联在政治上孤立朝鲜，并停止对朝鲜的经济与军事援助，致使朝鲜遭受巨大损失。与此同时，来自南方的压力日增。

1965年开始，韩国从日本那里获得了大量经济援助，并决定向越南派兵支援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为了同韩国进行较量，朝鲜需要更多的援助以增强国力，而中国显然无法满足朝鲜的需要。苏联看准了朝鲜的这一需求，开始争取拉拢朝鲜，以对付中国。

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朝，双方重申与强调“苏朝友好互助条约”和苏朝友谊的重要性。随后不久，朝鲜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5月，苏联同朝鲜签署了一项军事援助协定，莫斯科恢复对朝鲜的军事援助。

1966年2月，朝苏签订《1966至1970年经济与技术合作协定》。1967年，苏联又同朝鲜签署了有关提供军事和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朝苏关系的发展给朝中关系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使这种影响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从1965年开始，中朝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多次发生争端，中国方面一度在1968年关闭中朝边界的中方通道。1965—1969年，两国没有签订新的文化与经济合作协定，也没有高层领导人的互访，朝方甚至召回了其驻华大使。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支持苏联的行动，与中国的态度截然相反。

1967—1969年，在中国官方公开报道中，关于中朝关系的文件只有20件，这些报道主要是中国对朝鲜的几个节日表示祝贺以及中国官员出席招待会的情况，措词平淡，多是礼节性的文字。


红卫兵在北京贴金日成的大字报，扬言要逮捕“走资派”金日成。消息传到朝鲜，金日成闻讯大怒，当即下令捣毁志愿军烈士陵园，将烈士碑统统打烂，包括毛岸英的墓碑也被砸得粉碎。


在中朝蜜月中，朝方派员来华，提出分天池一角的要求，说什么“天池是伟大的金将军革命事业的发源地”，希望我国能理解朝鲜劳动人民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等等。中方从各方面情况考虑就“切了”天池一半(一说有53%)过去。朝方接收后的第二天，白头峰便更了名，改成了“将军峰”。

后来，朝方更得寸进尺，指示其驻华使馆向中方提出照会，“严正声明”说：黑龙江省一部分、吉林省大部分、辽宁省一部分历史上都是属于高丽帝国的版图，后为中国历代王朝所侵占，而今中国已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归还这些领土。


陈毅外长接到照会后当即面呈周总理，周即指示吉林省社科院火速将中朝两国历代疆域研究清楚，上报国务院。经过学者们研究得出来的结论，认为这些是与高丽无关的中国领土。但中方将这个结果交给朝方，并拒绝他们这方面的无理要求后，他们就恼羞成怒，立刻跑去苏联，表示坚决站在苏共一边。



与此同时，在边境挂起高音大喇叭，大骂无耻言论，大喊：“金日成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更有甚者，在鸭绿江上展开“驱水战”，朝鲜士兵在江心筑起大坝，将水驱往西岸，给中国一方造成水灾。中国人也挂起大喇叭，骂金日成是“朝修”。


在中国一方，一直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叫骂，官方传媒始终沉默不语，但是两国关系已陷入僵局，大有时刻爆发骂战之势。


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中朝双方都采取措施改善双边关系，使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20世纪70年代初，大国关系、国际战略格局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形成。


美苏关系进入“缓和”时期，中美关系实现重大突破并走向正常化，而中苏关系则因为珍宝岛事件进一步恶化。中美苏关系的变化无疑对朝鲜同苏联及中国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苏联出于同美国搞缓和的需要，不希望看到朝美关系过于紧张。


在1969年4月15日朝鲜击落一架美国间谍飞机这一问题上，苏联并没有给予有力的支持，反而还帮助美国一道寻找美机上可能的生还者。朝鲜对苏联的态度因此发生变化，这有助于中朝关系的改善与加强。同时中国也纠正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外关系中的极左路线，为中朝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条件，中朝高层互访再度活跃起来。


1969年新中国国庆20周年，金日成派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来北京，祝贺中国国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恩来于1970年4月对朝鲜进行了回访。金日成亲自到机场迎接，看到周恩来第一句话就动情地说：“总理累瘦了。”那次访问期间，周恩来与金日成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介绍了中国的情况，消除了不少误解，使中朝关系回到正常轨道。


1970年10月初，金日成秘密前往北京，会见毛主席和周恩来。那也是他时隔几年之后对中国的一次访问。周恩来在百忙中亲自到西郊机场迎接，并陪同金日成至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毛主席当晚前往驻地会见金日成，并设晚宴招待。之后，周恩来接连两天与金日成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那次访问恰逢10月10日朝鲜劳动党成立25周年，周恩来十分细心周到，于当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招待金日成一行。金日成十分感动，讲话时一再表示感谢。从这次之后，金日成又恢复了每年对中国的访问，有时一年来两次，每次来时，毛泽东主席都会见他，周恩来则与他长谈，就广泛的问题交换意见。


据说金日成曾当面向毛泽东道歉，承认做错，并答应重建志愿军烈士陵园。毛泽东也对金日成说，友谊是主要的，误会是次要的。于是两国又言归于好。


（sinoca.com 2012-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