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康生现象”的入门
唐少杰
余汝信先生编撰的《康生年谱（1898—1975）——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生》（以下简写为《年谱》）即将付梓，这是他继所著的《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21年）一书深化并推进“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专题研究之后的又一贡献，确切地说，这部《年谱》是近些年来记述和探讨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历史重要人物生平的一个成果。
一
由于探讨文革问题，我阅读过一些已出版的中共历史上重要人物的年谱。这些年谱绝大多数是由中共党史界“正统”部门的有关班子以及官方机构的相关人员编撰而成。总体上，这些“谱主”都是中共所视为其历史上“高、大、上”的“正面”人物，绝没有出版过被视为文革历史上“负面”重要人物特别是文革历史上或生前、或死后被打入“另类”的所谓反面人物的年谱。因此，余汝信先生所编撰的这部《年谱》既是一种突破，也是一种开创。显然，在这里，“突破”是指逾越了过去文革历史人物年谱编撰领域那种不容“另类”、只唯己类的狭窄“畛域”，“开创”则意味着编撰者作为一位民间学者以一己之力拓展了记述“另类”文革历史人物生平经历的特定“天地”。
众做周知，由于历史学科的性质和分类，年谱是按照年月记载某人生平事迹的著作，即用编年体记载个人生活经历的著作。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历史著作（如历史教科书、通史、传记、历史观或历史理论等著作）的著述，编撰历史人物的年谱则要求编撰者具备相当严格的学术素质和比较严谨的书写能力。显而易见，一部年谱本身就直接而又具体地展示出编撰者（或编撰集体）整理史料的水平、融汇史识（史观）的程度、运用史才的方法和映现史德的操守。余汝信先生把这四个方面（史料、史识、史才、史德）有机地统一和生动地表现在这部《年谱》之中。
一部出色的年谱著作，不会只是罗列谱主生活琐事的“流水账”，也不是堆积谱主日常经验的“记事簿”。这种给读者印象深刻并饶有意味的年谱几近于谱主的真正传记，其实就可当作传记来阅读。在我看来，余汝信先生编撰的《年谱》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景象”详实、细致。
此处“景象”是指关于谱主的历史实在形象及其演变的客观过程。根据要求，年谱编撰的首要原则必须基于谱主生平历史的客观性及相关活动的实在性。因此，年谱编撰首先完成的“景象”是保留或“提取”在历史记忆中即主要保留在分散的诸多文本里的谱主“形象”。所以，年谱“景象”也就是谱主“形象”。这种“景象”的可信性、可靠性与否直接源于谱主的历史生活本身。
《年谱》基于康生本人1898年至1975年七十七年的人生，最主要的是基于康生从1925年加入中共到1975年去世的五十年的历程，尽其所能地把涉及到的关于康生的生平资料及相关材料加以收集、梳理，综述了迄今为止中外史学界和出版业最为详细的关于康生的主要事迹，呈现出一个超越了过去所有论及康生著述而比较丰满的康生“景象”。这一“景象”不仅相对有血有肉、活灵活现，而且对此可视可审、可问可思。
《年谱》的一个可贵之处是它对于康生一生历史的记述，既不以中共正统的党史界“政治定论”为标尺，也不以特殊历史形势下的中共关于康生的“审查报告”为圭臬，它以中性、朴实的语言来“述说”康生的历史，以客观、微观的视角来“素描”历史的康生。《年谱》扎实而有力地做到了以真实年谱的客观性和严谨性为根本，冲破了对于中共历史人物的年谱写法以简陋甚至粗暴的要么全盘肯定、要么一味否定的习俗，超越了对于中共历史特殊或敏感人物的生平记述仅仅围绕“翻案”与否的惯例，祛除了把追述中共历史“另类”人物加以脸谱化甚至妖魔化的常态。读者从阅读《年谱》中大有可能感知到历史上真实的康生形象。
其次，“意象”突出、直切。
此处“意象”是指根据谱主的历史形象记述而赋予其某种意义。这种源于谱主历史形象实在性的“意象”绝不是纯粹客观的，对于已保持在记忆以及保持在具体文本的谱主形象，它是通过反映、通过抽象的剥离和取舍等所形成的有一定理性程度或有特定旨趣的谱主“意象”。这种看似离开形象的“意象”，既是主观关联客观的必然，又是编撰者贯通谱主的必须。这种本身把主观的“意”与客观的“象”结合起来的“意象”显现出关于谱主形象的某一层面或某一维度的映像或联想。
《年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它着重展示出康生在中共党史上的特殊“意象”，这种“意象”主要而又集中体现在康生先是1940年代初在延安实现了他在中共党内从思想到人事、从情报工作“总管”到政治保卫“大员”持续整合的角色，后是文革时期他参与了实施从党内延伸到党外的专政迫害的职能。《年谱》颇为“出彩”之处是用一大半篇幅（约占全书五分之三多）记述康生1937年底至1947年初在延安、1966年至1970年在北京的诸多经历，就是证明。
《年谱》关于康生的“意象”作为一种特定的意识形象，它把后人们对于康生及其诸多问题的个别的、分散的主观认识，有选择、有秩序地或梳理或取舍或分析或综合，形成了不是也不可能为后人所直观的或感性经验到的康生形象，而是通过追溯来完成的寓于意义的、深刻直切的康生形象。这种“意象”已经具有了可继续联想、可延伸建构的主观能动性。
再则，“具象”凸显、深切。
此处“具象”是指由抽象生成的“意象”而来的关于谱主的具体形象，即“具象”是谱主本身的诸多属性的统一或诸多特性的整合，它不局限于谱主的感性形象已在时间上过去或消失，不滞留于谱主的个别存在或单一方面，进而把谱主的历史活动过程经过历史学者的理性努力加以建构而表现为某种有机的、多层次的、可认知的具体形象。这一点往往表现在年谱对于谱主历史具体形象的简要概述或本质规定。
余汝信先生在这部《年谱》以“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生”来作为副标题，这一点睛之笔实质上把康生本人的“具象”界定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尽管在康生死后大约五年被开除出中共党籍并被收回对其的悼词、安放的骨灰被撤出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等等，但是，无论怎样，康生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人”，而不是其他党的“人”。无论康生生前的命运还是死后的结局如何，他的一生无疑都是中共历史曾经有过的组成部分，都是中共文化已过去了的从属因素。所以，若是不从中共的历史来正视康生一生的方方面面，不从中共的演变来剖析康生形象的点点滴滴，那么一切有关康生问题的探讨都无从谈起。
《年谱》把康生的“具象”置于“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富有蕴涵，意味深长。即使去世后被中共中央“除名”，康生的“具象”依然存在。这里的“名”与“象”实为一个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体，因为康生本人的历史活动尤其是他的政治生涯也是一个不断对象化和不断实践化的过程。这种由康生具有的角色冲突性与职能矛盾性所构成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种不断走向消解和自我消解的过程。康生一生诸多角色相互之间的冲突注定他表里不一，自我分裂；而他一生诸多职能彼此之间的抵牾致使他人性蜕化，从伪从恶。康生“具象”内含的分裂性、解构性和深重性在中共第一代重要历史人物中是非常少有的。仅此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康生是中共文化最具有歧义的人物之一。
另外，“镜像”清晰、厚重。
此处“镜像”是指历史学者关于其对象的某种文本或文件存储形式，是对于这种对象及种种问题的思想“映照”。它既不是对象的经验表现，也不是对象的抽象凝固，而是在历史学的主观世界里创立起来的关于对象及其问题的思想“再现”。因而，比起上述的景象、意象、具象来，“镜像”更为深远、复杂和重要，因为从近代以来，对于相当成熟的历史学者和较高层次的历史活动者而言，他们往往是先掌握了关于历史对象的思想和方法，尔后在历史认识中作用于这种对象本身，这多少类似于物理学与物理事实、化学与化学问题、生物学与生物现象等等之间的关系。简言之，“镜像”就是一面映照并把握特定对象的思想之“镜”或方法之“镜”。
通读《年谱》，这种“镜像”所形成的关于康生的整体“形象”不应由那种单向度的“知性思维”所观照，而应由批判性的“辩证思维”所审视。这种“镜像”所呈现出的康生一生的立体而又多棱的“画面”，已不是只具有为康生一人独享的“色彩”或专属的“色调”，其政治的“底色”是国家的和民族的，其文化的“背景”是历史的和世界的。颇有浓墨重彩的是，这种“镜像”具有的时间与空间的维度相互转化，带来的是时间是空间的伸缩，空间是时间的继续，具体地说，就是伴随着这种“镜像”的对象及其问题具有以往历史与当下现实之间的“映照”相互延伸、相互衍生，必有可能造成历史是现实的重复，现实是历史的循环。而所有这些都可从《年谱》所展示出的康生从延安到北京的征途、从“整风及抢救运动”到文革的轨迹中加以追寻和探索。
虽然《年谱》并没有直接谈及下述方面，但是从贯通全书的底蕴和格局来看，它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这种“镜像”具有对于对象及其问题的“自我反观”的属性和特点，因为这种“镜像”本身的厚重就是聚焦康生问题得以产生的时代条件和文化因素，这种聚焦的凸显还会带来这类问题何以成立、何以运作、何以持续如此之久的质疑。在如此的“自我反观”之下，就是对于康生个人具体问题的反思和探讨，诸如对于他个人的素质、能力、人格、品位的评说，特别是对于他个人的政治旨归和政治宿命的阐释，甚至对于他个人曾有的权谋、权术、权位和权势之类东西的解析，都不应囿于一人、一党、一时、一域，而是应进一步揭示出康生作为历史人物个人的作用与他置身于其中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走向之间互动的特有“系数”。
最后，《年谱》的一个“不足”之处。
这主要是对康生1971年伊始至1975年12月16日去世之际的记述，非常稀少，这一事关康生生命最后五年时间的记述仅占《年谱》五十分之一的篇幅。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更由于那难以诉说的政治利益和政策需要，这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是由中共中央文献部门拥有的众多档案资料还没有公开或“解密”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也可在坊间的一种传说中体现出来，即康生在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由于陈伯达、林彪二案而对中共中央高层斗争心灰意冷，再加上体弱多病，致使康生外出露面的公开活动以及对他的有关报道屈指可数。这些方面也切实带来了《年谱》对康生一生前七十二年与后五年的记述篇幅比例如此“不协调”。这一不是由编撰者造成的“不足”与其说是《年谱》的缺憾，不如说是编撰者和读者们共有的无奈。
尽管如此，《年谱》还是为读者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康生人生最后五年经历一条多少有些“亮点”的线索：康生1975年2月先是抱病乘救护车亲自去医院向周恩来揭发、后是8月约见王海容、唐闻生，请她们向毛泽东转告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还在2月和9月两次派秘书、4月派妻子去医院向周恩来讲述相关情况。时至今日，人们还不能确切知道周恩来的反应和毛泽东的态度，给人们的印象是在毛泽东去世前，此事基本上被压下去了。这里有间接证明，即毛泽东在周恩来去世后曾向毛远新询问过张春桥可否接任总理，由此可见张春桥此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康生为何在临终之际检举江青、张春桥，毛泽东为何不看重此事等一系列疑问，有待于中共相关档案材料的解密和有关当事人追忆的公布。无论怎样，这一堪称康生人生垂暮之际的“壮举”反映出了康生政治生涯固有的本色。
对于《年谱》，我有一个要与余汝信先生商榷的地处。在“代序——康生的另一面”里，余汝信先生为了不是单纯局限于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关于康生在文革迫害广大干部的“政治结论”，而是“更全面地认识康生，以及全面认识其在中共高层的同侪”，列举了康生在谭启龙信件、彭真专案和吴德峰专案上的三个批示，说明“康生的另一面”，即康生也可能有变相保护或低调处理中共老干部问题的一面。余汝信先生在这里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解释或说明，只是间接地作出一个简单的对比（上述《审查报告》所举的被康生迫害的干部839人等等与这里提及的三人）。
康生的“一面”与“另一面”好像一枚政治硬币的两面，对于文革中的康生是缺一不可的，否则不成为真正的康生。用学理的话来讲，针对不同于“辩证思维”的“知性思维”，黑格尔曾批评道：任何个别经验的事例都可用相反的事例来加以否定和反对。另外，还值得借鉴、参考的一点：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德国工人运动领袖拉萨尔曾有一个说法：一个政党是不断通过清洗自己内部而得以巩固的。拉萨尔殊不知在他去世多年之后，某类政党内部某些人物从事的清洗所带来的损失和牺牲远远超过了党外敌人的作用。用直白的话来讲，康生文革时期在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里，直接整人、害人或者说“得罪人”最多、最广，可谓无出其右，直至积重难返。
总之，虽然《年谱》还不是关于康生的传记著作，也不是关于康生问题的理论专著，但是它的编撰价值和出版意义还在于打开了通向“康生现象”研究的一条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