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涉略佛教时，初识袁了凡；也曾在研习中国思想史时，偶遇过袁了凡；当王阳明心学突然成为显学时，我留意很少有人关注袁了凡，便觉十分奇怪。于是，我在身体康复之初，决定前往嘉善，走读袁了凡先生。
嘉善是我一位大学同学的老家，提前约她，希望能给我的走读提供帮助。她恰好在老家，而她老家与目前可看的了凡书院与了凡墓地，相距不远。这实在是天助我也。但我同学竟然不熟悉这位嘉善先贤，不知这位先贤对于江南文明的价值影响。这确实有些遗憾。可是，当代嘉善人、江南人、中国人，又有几人知晓袁了凡呢？先贤的精神财富、思想遗产，被我们忽略与遗忘，实在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一、了凡书院

驱车从G60大云出口下高速，不远处就有一个以温泉为主题的建筑群，那里有温泉度假酒店，有商业街，有度假村，更有以康养为名的房地产群落。就在云澜湾度假区旅游接待中心边，现代建筑的街区上，有一个古色古香的石库门，门楣上鎸刻着“了凡书院”四个字。门口挂着一幅木质对联，概括了袁了凡的主要思想：“心存善念命可由我作，行合坤德福须自己求”。门内分为两个区域，进门右侧，放着一些桌椅，算是书院讲学之处，但似乎很久没有使用了；进门右侧，便是了凡生平业绩的展示厅，但很少有人进来。我们一行三人（同行者为孙雅英和施耀福），仔仔细细地阅读了展示板上的内容，对袁了凡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有了一个全貌性的了解。袁黄（1533年－1606年），初名表，后改名黄，字庆远，又字坤仪、仪甫，初号学海，后改了凡，后人常以其号“了凡”称之，浙江嘉兴府嘉善县魏塘镇人。袁氏人家，在魏塘是一个大家族，出过不少名望之人，算得一支名门望族。可惜袁黄14岁那年，其父袁仁过世，享年67岁。年少失父，人生起点便处在低谷。袁黄的父亲袁仁，信奉阳明心学，与王守仁执弟子礼。袁黄深受父亲影响，师从王阳明的弟子王畿，研习阳明心学。王畿乃王阳明的弟子，可谓阳明心学“浙中派”的创始人。他继承阳明心学，又加以发挥。王畿曾说：“武塘袁生表，从予学习，聪明无比。”按理，名门之男丁，志在科举及第，光宗耀祖。但因父亲过世，家道中落，其母便要求袁黄放弃举业，改学医术，一来养家，二来践行善业。袁黄孝，对母亲言听计从，心中百般不愿，也只好无奈从山阴回到嘉善，寻找医家，专心医术。他学医时间并不长，但后来撰写有多部医学和养生专著，其中的《摄生三要》，提出“精、气、神是人生三宝”，被后世尊为养生大家。学医期间，袁黄在慈云寺偶遇一位孔老先生。“修髯伟貌，飘飘若仙。”袁黄对之十分礼敬，孔老先生则对他说，你本当仕途中人，按命理明年就该学有所成，为何不好好读书呢？袁黄就把原因告诉了他。孔老先生声称自己“得邵子皇极数正传，数该传汝。”于是袁黄就把他带到家里，与母亲见了面。孔老先生就把袁黄的过往种种，都推演了一番，居然丝毫不差。袁黄就要求老先生对自己的未来进行演算，“孔为余起数，县考童生当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学考第九名。”“复为卜终身休咎，言某年考第几名，某年当补廪，某年当贡，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尹，在任三年半，即宜告归。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当终于正寝。惜无子。”袁黄将孔老先生的命理推演“备录而谨记之。”于是，袁黄就重新心动起念，拜郁海谷为师，苦读功名。果然，到了第二年，县考、府考、提学考，“三处名数皆合”。如此应验，一则让袁黄兴奋不已，二则又让他意志消沉。举业之路，有了好的开端，但人生之路已然清晰，可恨的是，命数仅有53年，且无子。作为贡生，孔老先生测算袁黄享受国家廪米九十一石五斗，尽管经历了一番折腾，最后享受到的确实是这么一个数，一斗也不差。这让袁黄更加相信孔先生的命数，因此他“益信进退有命，迟速有时。”命中如此，不可强求；命运天定，无法更改。从此后，他前途渺茫，“澹然无求”。尽管在北京国子监一年，只是终日枯坐，也不阅读。一年后，袁黄到南京国子监，入籍前，去栖霞山访云谷禅师。云谷禅师是嘉善人，与袁黄父亲有故交情谊。两人对坐一室，三日三夜，袁黄竟然未曾合眼，也无一语，引起了云谷的好奇。问其何故如此？袁黄就把孔老先生勘定的命数告知云谷，认为人生“无可妄想”，命数无可逃遁。云谷禅师训斥他乃一介凡夫，教导他：“命由我作，福自己求。”告诫他：“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要他“扩充德性，力行善事，多积阴德。”并将功过格传授予他，要他逐日记录功与过。听了云谷禅师的一番教导，袁黄如闻惊雷，醍醐灌顶，猛然醒悟。从此后，他精神振奋，专心学业，潜心修为，注重行善。他“因将往日之罪，佛前尽情发露，为疏一通，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条，以报天地祖宗之德。”当天，他改号“了凡”，“盖悟立命之说，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第二年，礼部考科举，孔老先生测算是第三名，袁黄则考取第一名。袁了凡的改命之功，初见成效。从此后，他每天用功过格记录日常行事，10年后，行满三千条善事，再发誓行三千善事，以求子嗣。果然，第二个三千件善事行满，得儿子天启；再发誓行善一万条，求进士功名，结果真的获得进士功名。从此后，袁了凡的人生，就开挂一般的顺利。在宝坻做知县，获得民众的爱戴，推广南稻北种，解决了当地的粮食问题，下令疏浚河道，植树挖沙，筑堤开渠，垦荒种植，成绩斐然。其离任不久，宝坻人就集资为他建立生祠。万历二十年(1592)，调任兵部职方主事，适日本侵略朝鲜，朝廷大举东征，蓟辽经略宋应昌上疏请袁黄到军营赞划，浮海渡鸭绿江。袁黄守平壤，突遇日军攻城，率领部下及3000名朝鲜兵击退之。后因提督李如松诬袁黄以十大罪状，袁黄遂罢归家居，闭户著书。卒年74岁，改写了孔老先生算定的54岁命数。袁了凡晚年著书立说，最著名的就是《了凡四训》，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建立“立命之学”，阐述“改过之法”，开具“积善之方”，申明“谦德之效”。《了凡四训》成为中国古代劝善第一书。据说，该书深受日本、韩国和东南亚思想界、宗教界和民众的喜爱，其影响力远超国内。
二、善的追求

袁了凡听从云谷禅师教导，一生“力行善事，多积阴德。”那么，何谓“善”？古人造字，善之本义，像羊一样说话，有吉祥美好之义，《说文》：“善，吉也。从誩，从羊。此与义美同意。”然而，“像羊一样说话”，何以便是吉祥美好？是羊的声音好听呢？还是羊肉美味可口？无论是羊的声音好听，还是羊肉美味，怎么在语言的流变中，善之义，竟然演变成了“利他性的言行”？这是很不可不思议的。春秋之际，善必然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接受的道德概念，“无私”与“利他”，是“善”的内涵。孔子编辑《周易》，开篇即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而老子在《道德经》中，将善作为一种道德追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孔子与老子，关于善的区别，前者重在“利他”，因善而达仁；后者则重在“无私”，因善而得道。孟子说，性本善；荀子则说，性本恶。性善性恶，由此成为中国传统学术最著名的公案。儒家争论2000年，至王阳明发明“致良知”，才似乎有了结论。性善说，占据了绝对的上风。性善便是良知，良知本植于内心，无需外求，人专注于内心，便能发掘良知，也就是获得善。善，是中国人追求的最大的道德人格。因此，在汉语词汇里，善是一个普遍使用的褒奖词。善，即是好；善良，即是友好；大善人，即是最好的人。然而，如何追求善？如何达成善？儒释道三家，均强调一个“修行”。修行，儒家提出勇猛精进，入世为善；道家提倡无为而无不为，出世为善；佛家制订清规戒律，忘世为善。但是，人之为人，芸芸众生，欲望在先，再有行为，凡有行为，必为满足欲望而行。善行，恶行，皆由欲望而定。入世也罢，出世也罢，忘世也罢，凡有行，必从欲。善的本意，利他；而从欲，乃利己。因此，所谓修行，均是欲望使然，也即从利己始，与利他背道而驰。故，修行无法达到善。于是，朱熹的格物致知，便在王阳明那里破产。王阳明尝试格竹子，以求朱熹的“天道至理”，七天时间，结果是“劳思致疾”。从此后，他放弃了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转而研习陆九渊的“心即是理”，继承“陈湛心学”，至龙场悟道，提出“致良知”，开创“知行合一”，形成系统的阳明心学。知行合一，便是阳明心学追求善的方法和便道。知即是“良知”，也就是心性本质，便是善良。心即是理，天理无需外求，善在心中。但心中之善，须在行中呈现，因为善是利他，无行，便不可能利他。故，知行合一，善之本心，与善之行为，合二为一，才是真善。王阳明心学，受禅宗影响十分深厚。而王阳明的学生王畿，对阳明心学，加以改造、发挥。他认为心、意、知、物四者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则意、知、物皆无善无恶。王畿主张从先天心体上立根，不注重“致良知”功夫，谓任心之自然流行，即可脱离生死，将守仁良知之说又回头导向了禅学。袁了凡是王畿的学生，王畿学说具有明显的“脱离生死”的功利色彩，显然具有浓重的佛教禅宗意识。而袁了凡受到云谷禅师的启发后，才确立“立命之学”。因此，了凡之“立命”，立的是“善命”。何谓“善命”？云谷禅师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求在我，不独得道德仁义，亦得功名富贵。”显然，求善命，具有个人的功利。知行合一，最后要在善命的是否求得，才得以体现。了凡对善的追求，集中在对“善命”的确立，相信只要行善，便能获得善命。于是，就有了他的“改过之法”。
三、命由我作

《论语•颜渊》篇载有如下对话：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显然，这个记载，是子夏开导司马牛，所以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可子夏强调的是后半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但由于孔子和《论语》的超凡影响力，后人便断章取义，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作为儒家的一种人生观，更是影响了中国人的命运观。对此，战国时期的墨子，就以“非命”之说，抨击儒家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说，认为这种说法“繁饰有命以叫众愚朴之人”。但墨子的“非命”被历史淹没，儒家的“生死有命”，流行数千年，成为中国人占有主导地位的生死观。 袁了凡从云谷禅师那里接受的“命由我作，福自己求”，与墨子的“非命”没有承接关系，在原理上也不一致。 袁了凡不是“非命”，而是认为有命。孔老先生对他命运的预测，让他认定人有命数。但经过云谷禅师的教导，他立志要“改命”。“命由我作，福自己求”，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天定的命数。在袁了凡看来，天定的命数，不是“善命”，人的善命要通过积善来达至。坚持行善，积累善行，改变命数，求得福祉，便是袁了凡的“善命”。要获得“善命”，袁了凡接受了云谷禅师的“功过格”。这个功过格，显然区别于朱熹的“格物法”。朱熹格物，是通过观察思考事物，求得天道至理，完全舍弃了个人的功利。但袁了凡的功过格，是通过真实记录每天思、行中的功与过，功为积善，过须改过，积累阴德，达至善命，具有明显的个人功利，或者说，功过格就是为了自己之福。袁了凡改命，是从改过开始的，在《了凡四训》中专写一篇《改过之法》。他认为：“今欲获福而远祸，未论行善，先须改过。”要改变过错，袁了凡认为有耻心、畏心、勇心三个要素。“第一，要发耻心”。知耻放在第一，意味深长。儒家修身，礼义廉耻四字而已。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但人都好面子，中国人尤甚。久而久之，中国人对于耻，难以从内心觉悟；一旦有耻，往往想方设法，掩饰耻，以为掩饰了，就无耻了。而等到别人揭发出个人之耻，耻便成为了一种道德之恶，或者刑名之罪。于是，身败名裂。耻之公开，在中国，具有不可承受之代价。这样的现实里，“发耻心”，成为了人生修养的畏途。无耻，尽管成为中国道德言语里很重的骂名，但无耻却成为普遍的事实。国民性中“无耻”，虚伪佯作，必然泛滥，成为常态。人与人之间，便无诚信可言。因此，袁了凡之“发耻心”，具有极大的社会价值。然而，了凡“发耻心”的价值，在中国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继承和发扬，只是在佛门中有所实践和传承。因此，《了凡四训》，在佛教界流传甚广，印光大师极为推崇。但国内思想界、社科界以及社会层面，对之很是漠然。实际上，了凡的“发耻心”，在日本得到非常积极而热烈的反响。国内学界，常说阳明心学在日本如何如何，但不知日本接受阳明心学，最具有现实成效的，恰恰是了凡的“发耻心”。本来，相对于西方的“罪感文化”，中国文化的特点是“耻感文化”。但是，传统儒家的耻感文化，随着时间的流逝，失之于野了。这个“野”，就是日本。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概括出日本的耻感文化，从而认为日本是一个知耻改过，知耻而后勇的民族。这个判断，是二次大战美国占领日本后，按照美国的政治体制对日本进行全面政治体制改造的前提。如果说，日本能够在战败后甘愿接受美国的改造，从而获得新生，并迅速发展成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是基于他们的耻感文化；那么，日本的耻感文化的建立，与袁了凡的《了凡四训》在日本的大量传播有关。也就是说，袁了凡的“发耻心”，促进了日本国民耻感文化的形成。袁了凡的改过之法，真正具有价值的就是“发耻心”，至于“发畏心”和“发勇心”，那不过是自然而然之事，不值得置评。
四、袁黄之墓

在了凡书院很小的展示厅里，我们盘桓了近2个小时，已到了中饭时间。孙雅英同学甚是客气，请我们到嘉善与平湖交界的一个农家乐，品尝了美味的地方特色菜肴。饭后，我们驱车去参拜了袁黄之墓。墓地不大，不到三亩地，位于嘉善惠民街道新润村。北侧是一条乡村柏油马路，南侧是一条小河浜，东侧也是一条河道。非常幽静，也很整洁。我们没有准备祭品，就临时摘了几朵野花和竹叶，编成一束花，敬献在他的墓前，以表达我们的敬意。在袁了凡墓前，看到湖水的涟漪，我想起《了凡四训》里的积阴德之说。他说：“凡为善而人知之，则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则为阴德。阴德天报之，阳善享世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人之无过咎而横被恶名者，子孙往往聚发。”对于此言，我并不诚信。袁了凡之后人，不知是否发达？如果发达，是否因为他的阴德？如果不发达，是否因为其盛名？袁了凡是有明一代重要的思想家。他博学多才，在历数、律吕、水利、兵事等方面，皆有造诣，除了《了凡四训》，一生著述颇丰。据不完全统计，共计有著述22部，198卷。但是，考据中国思想史，袁了凡当年普遍受到当朝学者的批评,王夫之批评其经义说：“经义之有茅鹿门、汤宾尹、袁了凡，皆画地成牢以陷人者”。《明史•陈幼学传》载袁黄“妄批削四书《书经集注》，名曰《删正》，刊行于时”，后经陈氏“驳正”，“镂板尽毁”（卷281）。可知其人生前身后很招致了些争议,而其《功过格》,黄宗羲则说奉行《功过格》者“与鬼神交手为市”。张尔岐也说袁黄“与天地鬼神为市”，这是切中要害的批评。后明末大儒刘宗周撰《人谱》以明儒家之道德实践，对流行于其时的袁黄《功过格》进行反拨。一个有争议的思想家，才是真正有思想光芒的思想家。袁了凡应该属于这样的思想家。就我观察的角度而言，袁了凡对于江南文化的形成，主要是两点，一个是改命的意志。中国历史上，江南之地，除了南宋和其他几个短命的王朝，一直远离中央政府，小民百姓的命运，主要靠自己的奋斗，谋求自己的未来。这种不安于命数，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精神和实践，是江南最可宝贵的财富。而这份精神财富，袁了凡提供了一个范例。另一个是“发耻心”，江南人追求善的人格，追求美的境界，追逐商业利益，发耻心是一道道德围栏。正是这个道德围栏，江南人形成了独特的人格力量，有了精致而自然的美学追求，更有了诚信为本的商业规则，促进了工商的发育。袁了凡的这份精神遗产，弥足珍贵，是江南文明能够不断自我修复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离开袁黄墓地时，我又想起了了凡书院门口的那幅对联：“心存善念命可由我作，行合坤德福须自己求”，便想起自己平凡的命运，不禁回望墓地，只见冬日的阳光，正照在墓地的树木上，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