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
甲申轮到它的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治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

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不用说也就是' 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的雅化了。

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 当机独断' ，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 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 （《流贼传》）。

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见《明季北略》卷五）

这的确是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很扼要地说明了明末的所谓' 流寇' 的起源，同隶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先后起来了的。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 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这层在崇祯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明李北略》卷十三）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

要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 大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士升上言：' 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而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 已而温体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拟。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誉，放之已足，毋庸汲汲……

这位李琏，在《明亡述略》作为李琏，言' 李琏者，江南武生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 ，大学士钱士升加以驳斥。这位武生其实倒是很有政治的头脑，可惜他所上的' 书' 全文不可见，照钱士升的驳议看来，明显地他恨' 富者兼并小民' ，而' 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这见解倒是十分正确的，但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钱士升。

钱受' 切责' 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 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他所代的' 天下' 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 命' 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李北略》与《明亡还略》的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但也幸而有他们这一片同情，连带着使李武生的言论还能有这少许的保存，直到现在。

' 搜括臣宰' 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 助饷' 吧。因为既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救，兵食有着，' 寇乱' 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然而大学士驳斥，大皇帝搁置，小武生仅落得保全首领而已。看崇祯' 切责士升' ，浅识者或许会以为他很有志于采纳李武生的进言，但其实做皇帝的也不过采取的另一种'要誉' 方式，' 放之已足' 而已。

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 汲汲' 的' 要誉' 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 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 （《明季北略》卷二十）。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然而毕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库出钱困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象有意开玩笑的一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

所谓' 流寇' ，是以旱灾为近因而发生的，在崇祯元二年间便已蹶起了。到李自成和张献忠执牛耳的时代，已经有了十年的历史。' 流寇' 都是铤而走险的饥民，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乌合之众，在初，当然抵不过官兵，就在奸淫掳掠、焚烧残杀的一点上比起当时的官兵来更是大有愧色的。十六年，当李、张已经势成燎原的时候，崇祯帝不时召对群臣，马世奇的《廷对》最有意思：

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非附闯也，苦兵也。一苦于杨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垒。再苦于宋一鹤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 剿兵安民' 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北略》卷十九）

这也实在是一篇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明史。马世奇传》竟把它的要点删削了。当时的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当时的民间却是在望寇' 剿兵'.在这剿的比赛上，起初寇是剿不过兵的，然而有一点占了绝对的优势，便是寇比兵多，事实上也就是民比兵多。在十年的经过当中，杀了不少的寇，但却增加了无数的寇。寇在比剿中也渐渐受到了训练，无论是在战略上或政略上。官家在征比搜括，寇家在散财发粟，战斗力也渐渐优劣易位了。到了十六年再来喊' 收拾人心' ，其实已经迟了，而迟到了这时，却依然没有从事' 收拾'.

李自成的为人，在本质上和张献忠不大相同，就是官书的《明史》都称赞他' 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看他的很能收揽民心，礼贤下士，而又能敢作敢为的那一贯作风，和刘邦、朱元璋辈起于草泽的英雄们比较起来，很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气概。自然，也是艰难玉成了他。

他在初发难的十几年间，只是高迎样部下的一支别动队而已。时胜时败，连企图自杀都有过好几次。特别在崇祯十一二年间是他最危厄的时候。直到十三年，在他才来了一个转机，从此一帆风顺，便使他陷北京，覆明室，几乎完成了他的大顺朝的统治。

这一个转机也是由于大灾荒所促成的。

自成在十一年大败于梓潼之后，仅偕十八骑溃围而出，潜伏于商洛山中。在这时张献忠已投降于熊文灿的麾下。待到第二年张献忠回复旧态，自成赶到谷城（湖北西北境）去投奔他，险些儿遭了张的暗算，弄得一个人骑着骡子逃脱了。接着自成又被官兵围困在巴西鱼腹诸山中，逼得几乎上吊。但他依然从重围中轻骑逃出，经过郧县、均县等地方，逃入了河南。

这已经是十三年的事。在这时河南继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蝗旱之后，又来一次蝗旱，闹到' 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 （《烈皇小识》）。但你要说真的没有米谷吗？假使是那样，那就没有' 土寇' 了。' 土寇' 之所以并起，是因为没有金钱去掉换高贵的米谷，而又不甘心饿死，便只得用生命去掉换而已。——' 斛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 （《明史。李自成传》），就这样李自成便又死灰复燃了。

这儿是李自成势力上的一个转机，而在作风上也来了一个划时期的改变。十三年后的李自成与十三年前的不甚相同，与其他' 流寇' 首领们也大有悬异。上引马世奇的《廷对》，是绝好的证明。势力的转变固由于多数饥民之参加，而作风的转变在各种史籍上是认为由于一位' 杞县举人李信' 的参加。

这个人在《李自成传》和其他的文献差不多都是以同情的态度被叙述着的，想来不必一定是因为他是读书人吧。同样的读书人跟着自成的很不少，然而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同情。我现在且把《李自成传》上所附见的李信入伙的事迹摘录在下边。

杞县举人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白子也。尝出粟赈饥民，民德之。日：'李公子活我’，会绳伎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红娘子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
卢氏举人牛金星，磨勘被斥。私入自成军，为主谋。
潜归，事泄，坐斩；已，得末减。
二人皆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岩。金星又荐卜者宋献策，长三尺余。上谶记云：' 十八子主神器' ，自成大悦。

岩因说曰；' 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从之，屠戮为减。又散所掠财物赈饥民，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也。
杂呼曰：' 李公子活我'。岩复造谣词曰：' 迎闯王，不纳粮' ，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

这节文字叙述在十三年与十四年之间，在《明史》的纂述者大约认为李、牛、宋之归自成是同在十三年。《明亡述略》的作者也同此见解，此书或许即为《明史》所本。

当是时（十三年）河南大旱，其饥民多从自成。举人李信、牛金星皆归焉。金星荐卜者宋献策陈图谶言' 十八子当主神器'.李信因说自成曰：‘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自成大悦，为更名曰岩，甚信任之’。

然而牛、宋的归自成其实是在十四年四月，《烈皇小识》和《明季北略》，叙述得较为详细。《烈皇小识》是这样叙述着的：'

（十四年）四月，……自成屯卢氏。卢氏举人牛金星迎降。又荐卜者宋献策，献策长不满三尺。见自成，首陈留谶云：'十八孩儿兑上坐，当从陕西起兵以得天下' 。 自成大喜，奉为军师。

《明季北略》叙述得更详细，卷十七《牛宋降自成》条下云：

辛巳（十四年）四月，河南卢氏县贡生牛金星，向有罪，当戍边。李岩荐其有计略，金星遂归自成。自成以女妻之，授以右相。或云：' 金星天启丁卯举人，与岩同年，故荐之'.金星引故知刘宗敏为将军，又荐术士宋献策。
献策，河南永城人，善河洛数。初见自成，袖出一数进曰：' 十八孩儿当主神器'.自成大喜，拜军师。献策面狭而长，身不满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军中呼为宋孩儿。一云浙人，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学。自成信之如神。余如拔贡顾君恩等亦归自成，贼之羽翼益众矣。

牛、宋归自成之年月与《烈皇小识》所述同，宋出牛荐，牛出李荐，则李之入伙自当在宋之前。

惟关于李岩入伙，《北略》叙在崇祯十年，未免为时过早。

李岩开封府杞县人。天启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才。
弟牟，庠土。父某，进士。世称岩为' 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义。
时频年旱饥，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苦之。岩进白，切宋暂休征比，设法赈给。宋令曰：' 杨阁部（按指兵部杨嗣昌）飞檄雨下，若不征比，将何以应？至于赈济饥民，本县钱粮匾乏，止有分派富户耳'.
岩退，捐米二百余石。无赖于闻之，遂纠众数十人哗于富室，引李公子为例。不从，辄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示禁戢。
宋方不悦岩，即发牒传谕：' 速速解散，各图生理，不许借名求赈，恃众要挟。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
饥民击碎令牌，群集署前，大呼曰：'吾辈终须饿死，不如共掠。' 宋令急邀岩议。岩曰：' 速谕暂免征催，并劝富宝出米，减价官粜，则犹可及止也'.宋从之。众曰：' 吾等姑去，如无米，当再至耳。'
宋闻之而惧，谓若发粟市恩，以致众叛，倘异日复至，其奈之何？遂申报按察司云：' 举人李岩谋为不轨，私散家财，买众心以图大举。打差辱官，不容比较。恐滋蔓准图，祸生不测，乞申抚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方。' 按察司据县申文抚按，即批宋密拿李岩监禁，毋得轻纵。宋遂拘李岩下狱。
百姓共怒曰：' 为我而累李公子，忍乎？' 群赴县杀宋，劫岩出狱。重犯具释，仓库一空。
岩谓众曰：' 汝等救我，诚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归李闯王，可以免祸而致富贵。' 众从之。岩遣弟牟率家先行，随一炬而去。
城中止余衙役数十人及居民二三百而已。
岩走自成，即劝假行仁义，禁兵淫杀，收人心以图大事。自成深然之。岩复荐同年牛金星，归者甚众，自成兵势益强。
岩遣党伪为商贾，广布流言，称自成仁义之帅，不杀不掠，又不纳根。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望风思降矣。
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 李公子乱' ，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犹疑即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为李岩也。故详志之。'

这是卷十三《李岩归自成》条下所述，凡第十三卷所述均崇祯十年事，在作者的计六奇自以李岩之归自成是在这一年了。但既有' 频年旱饥' ，与十年情事不相合。宋令所称' 杨阁部飞檄雨下' 亦当在杨嗣昌于十二年十月' 督师讨贼' 以后。至其卷二十三《李岩作劝赈歌》条下云：' 李岩劝县令出谕停征；崇祯八年七月初四日事。又作《劝赈歌》，各家劝勉赈济，歌曰：

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禾苗岁不登。
米价升腾增数倍，黎民处处不聊生。
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
釜甑尘飞炊烟绝，数日难求一餐粥。
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
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归泉壤埋。
骷髅遍地积如山，业重难过饥饿关。
能不教人数行泪，泪洒还成点血斑？
奉劝富家同赈济，太仓一粒恩无既。
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
天地无私佑善人，善人德厚福长臻。
助贫救乏功勋大，德厚流光裕子孙。

看这开首一句' 年来蝗旱苦频仍' ，便已经充分地表现了作品的年代。河南蝗旱始于十年，接着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均蝗旱并发。八年以前，河南并无蝗旱的记载。因此所谓' 崇祯八年' 断然是错误。

李岩无疑早就是同情于' 流寇' 的人，我们单从这《劝赈歌》里面便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倾向。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到' 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 ，而却没有说到当时的' 寇贼' 怎样怎样。他这歌是拿去' 各家劝勉' 的。受了骂的那些官府豪家的虎豹豺狼，一定是忍受不了。宋令要申报他' 图谋不轨' ，一定也是曾经把这歌拿去做了供状的。

李岩本人虽然有' 好施尚义' 的性格，但他并不甘心造反，倒也是同样明了的事实。你看，红娘子那样爱他，' 强委身焉' 了，而他终竟脱逃了，不是他在初还不肯甘心放下他举人公子的身分的证据吗？他在指斥官吏，责骂豪家，要求县令暂停征比，开仓赈饥，比起上述的江南武生李琎上书搜括助饷的主张要温和得多。

崇祯御宇已经十三年了，天天都说在励精图治，而征比勒索仍然加在小民身上，竟有那样糊涂的县令，那样糊涂的巡按，袒庇豪家，把一位认真在' 公忠体国' 的好人和无数残喘仅存的饥民都逼成了' 匪贼'.这还不够说明崇祯究竟是怎样励精图治的吗？这不过是整个明末社会的一个局部的反映而已。明朝统治之当得颠覆，崇祯帝实在不能说毫无责任。

但李岩终竟被逼上了梁山。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这儿是有历史的必然性。因为既有大批饥饿农民参加了，作风自然不能不改变，但也有点所谓云龙风虎的作用在里面，是不能否认的。

当时的' 流寇' 领袖并不只自成一人，李岩不投奔张献忠、罗汝才之流，而却归服自成，倒不一定如《剿闯小史》托辞于李岩所说的' 今闯王强盛，现在本省邻府' 的原故。《北略》卷二十三叙有一段《李岩归自成》时的对话，虽然有点象旧戏中的科白，想亦不尽子虚。

岩初见自成，自成礼之。
岩曰：' 久钦帐下宏猷，岩恨谒见之晚。' 自成曰：' 草莽无知，自惭菲德，乃承不远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
岩曰：' 将军恩德在人，莫不欣然鼓舞。是以谨率众数千，愿效前驱。'
自成曰：' 足下龙虎鸿韬，英雄伟略，必能与孤共图义举，创业开基者也。' 遂相得甚欢。

二李相见，写得大有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之概。虽然在辞句间一定不免加了些粉饰，而两人都有知人之明，在岩要算是明珠并非暗投，在自成却真乃如鱼得水，倒也并非违背事实。

在李岩入伙之后，接着便有牛金星、宋献策、刘宗敏、顾君恩等的参加，这几位都是闯王部下的要角。从此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便迥然不同了。全部策划自不会都出于李岩，但，李岩总不失为一个触媒，一个引线，一个黄金台上的郭隗吧。《北略》卷二十三记《李岩劝自成假行仁义》，比《明史》及其他更为详细。

自成既定伪官，即令谷大成、祖有光等率众十万攻取河南。

李岩进曰：' 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今虽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泽在民已久，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我等欲收民心，须托仁义。扬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只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

自成悉从之。

岩密遣党作商贾，四出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 又编口号使小儿歌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时比年饥旱，官府复严刑厚敛。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其父精白尚书也，故人呼岩为' 李公子'.'

巡抚尚书李精白，其名见《明史。崔呈秀传》，乃崇祯初年所定逆案中' 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 一百二十九人中之一。他和客、魏' 交结' 的详细情形不明。明末门户之见甚深，而崇祯自己也就是自立门户的好手。除去客、魏和他们的心腹爪牙固然是应该的，但政治不从根本上去澄清，一定要罗致内外臣工数百人而尽纳诸' 逆' 中，而自己却仍然倚仗近侍，分明是不合道理的事。而李岩在《芝龛记》中即因父属' 逆案' 乃更蒙曲笔，这诛戮可谓罪及九族了。

李岩既与自成合伙，可注意的是；他虽然是举人，而所任的却是武职。他被任为' 制将军'.史家说他' 有文武才' ，倒似乎确是事实。他究竟立过些什么军功，打过些什么得意的硬战，史籍上没有记载。但他对于宣传工作做得特别高妙，把军事与人民打成了一片，却是有笔共书的。自十三年以后至自成入北京，三四年间虽然也有过几次大战，如围开封、破潼关几役，但大抵都是' 所至风靡'.可知李岩的收揽民意，瓦解官兵的宣传，千真万确地是收了很大的效果。

不过另外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注意，便是李岩在牛金星加入了以后似乎已不被十分重视。牛本李岩所荐引，被拜为' 大祐阁大学士' ，官居丞相之职，金星所荐引的宋献策被倚为' 开国大军师' ，又所荐引的刘宗敏任一品的权将军，而李岩的制将军，只是二品。（此品秩系据《北略》，《甲申传信录》则谓' 二品为副权将军，三品为制将军，四品为果毅将军' 云云。）看这待遇显然是有亲有疏的。

刘宗敏是自成部下的第一员骁将，位阶既崇，兵权最重，由入京以后事迹看来，自成对于他的依赖是不亚于牛金星的。

文臣以牛金星为首，武臣以刘宗敏为首，他们可以说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终竞误了大事的，主要的也就是这两位巨头。

{下节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