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构陷，韩战中的哲学思考
很感谢李亚发表的《当求真遭遇为善：超越韩战》一文，从哲学高度给人以很多启发，其中有些观点让人击节叫好，比如说关于“有罪无罪推定与结果程序正义的关键”的论述，以及“从理性精神出发,以每一个人应当具备的谦卑自省,我们必须承认存在着超出自己认知经验的事物，每个人都有个体认知的局限，没有理由狂妄自大地坚信自己判断绝对正确,而众多意见相左者毫无道理地‘发疯了’”这样的警世之语，让人印象深刻。当然有些观点则不敢苟同，君子讲“和而不同”，那么在下就发表一些不同看法，全当是互为切磋：
1、文章的立论认为：“韩寒所代表的价值实为大善，方舟子所代表的勇敢怀疑，此为大真。”由此将方韩之战视为科学真伪与道德善恶的交锋，双方本来思维方式不一，各有其范畴，此番交锋纯属偶然跨界行为，如此描绘的好处呼吁大家不要纠缠于个人恩怨，应当包容异质思维。而坏处则是把方韩之争变成了鸡同鸭讲，因为无法交流，所以不幸打了一架，打了一架还是无法交流，最后只得散了，果真一个社会可以截然分成真、善、美之不同领域，各守阵地，相安无事？
2、学哲学的好处是能够让人抽象思维，上升为原则，坏处也在于此，就好像拿了一把剪刀，把绿树剪成了树干，以为光秃秃的树干就是树的本质。韩寒是为善的代表是否意味着韩寒的公民写作除了道德担当外，放弃了对真伪的辩驳？同时是否也意味着方舟子在操弄工具理性的同时根本就不具备任何道德勇气？这样的符号化处理，将韩寒等同“为善”，方舟子等同“求真”，本身就违背了现实生活的多样性，也与社会的复杂性有诸多冲突之处。我们看到，韩寒那些嬉笑怒骂的文章，之所以能引起大家的共鸣，没有对真相的孜孜以求或者或者对黑箱操作的批判，是不能让人信服的，真的猛士需要直面血淋淋的生活，光有勇气没有科学认知和理性怀疑，等于光流血却不知道为何流血。同样，没有道德是非的求真，也容易沦为工具理性从而奴役别人。在一个社会里，除了像庄子、佛陀、赫拉克利特、浮士德、尼采这种完全的隐士可以与世隔绝，非议人间道德之外，大多数人都是不纯粹的良知良能混合体，因此一个由普通人组成的社会，也不存在绝对分离的场域交给不同的人去坚守。
3、曾经利用“观念的连结”而推导出归纳法不可靠、自我认知之外的事物并不存在的休谟，也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依靠仅仅纯粹逻辑推理是不可行的，必须区分“观念的认知”与“实际的真相”， 前者牵涉到的是抽象的逻辑概念与数学，以直觉和逻辑演绎为主；后者则是以研究现实世界的情况为主。然而有些人认为逻辑演绎是无所不能的，在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中，他提出了很多被当时科学家嗤之以鼻的光学、天体学、物理学论断，其目的就在于让这些材料符合其庞然矩阵的逻辑演绎，于是陷入到唯我意识当中，无法自拔，从而丧失起码的真伪评判标准。康德当年写《纯粹理性批判》的目的就是对纯粹理性进行批判，强调纯粹理性不能纯粹。在纯知识领域都不能凭借先天能力胡乱构造，何况是社会中的真相？不同的个体认识要产生具有普遍性的共识，必须依靠客观证据。
迄今为止，所有对韩寒代笔的怀疑仍然停留在漫无目的、毫无证据的唯我构造，即使是狗仔队造绯闻，也还知道拍个照片什么的，而这些混思乱想自我封闭的人们连狗仔队都不如。方舟子一边在网上贴大字报，一边对已有的证据视而不见，即使有调查证据出现，一旦不利于己方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发动又一次无底线的怀疑，把证据诬陷成力挺韩寒的阴谋。难道韩寒父子造假十几年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狭隘偏激也就算了，如果你认为韩寒是代笔，为什么不去调查取证？如果你认为有人在帮韩寒造假，为什么不去实地考察，进而上法庭告韩寒父子造假欺骗消费者？
不讲证据只讲自我判断的求真是伪求真。
方舟子是打假出身，不会不知道证据的重要性，打个人提起民事诉讼，遵循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他深知打假的关键所在又没有任何证据，便耍花招让韩寒自证清白。须知只有在行政诉讼中怀疑官员，才需要官员和所在机构自证，任何非公职人员都不需要自证清白。韩寒毕竟不像方舟子这般狡猾，以为拿出证据就能澄清事实万事大吉，而他的对手是不讲证据的，因为在方的唯我性逻辑中已经预设对方有罪，只要不符合其立场和逻辑演绎的材料都必须淘汰，所有客观的证据都是不被他接受的。一旦你拿出新证据，他又会转移怀疑的聚焦点，不断怀疑就是不敢面对已有的证据，逻辑在演绎的同时真相也被他不断演义成故事。
我们知道证据比逻辑演绎更符合客观真相。一个社会之所以要推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就在于法律的真实性首先建立在证据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某个人的逻辑演绎之上。方舟子的怀疑已经成为背离真相的跳大神。
4、方舟子的偏狭性伪求真，不讲证据的做法，忽悠大家走向自我封闭，是对求真理念的破坏，也是在撕裂社会共识。任何社会共识的建立首先都必须依靠真相，没有一种道德对错可以脱离真相而独立存在，否则大家只能是不断争吵,你说“yes”我说“no”。
当年美国辛普森案，黑人和白人各有其道德对错的认定，正是存在着怀疑替代共识的危险，才需要人们更加重视证据和程序正义，虽然种种证据都指向辛普森杀妻，包括许多陪审员事后都认为辛普森有罪，但是一名警察在采集部分证据时没有戴橡胶手套，令人对整个证据链的真实度产生了不信任，因此法院最后只能判辛普森无罪。
之所以要举出这个例子，在于要强调两点：一、任何人在未经证实之前被应视为无罪，“假定有罪”的逻辑推理是非常危险的；二、社会的共识必须基于“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应该是”，但是不要蔑视证据和真相。在这一点上，我很认同李亚的观点。
5、方舟子没有底线的怀疑不仅是伪求真，而且践踏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伦理。方本人包括他的菊花的论文抄袭问题，已经不是被怀疑这么简单，而是证据确凿，一个职业打假者对于自己和亲人的假，可以不闻不问，面对有根有据的打假反而一味的强词夺理，其霸道蛮横丝毫让人看不出来他的打假真的有所谓的正义性和诚实信用。妖怪拿着照妖镜一味的照别人，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妖怪。自己不愿承受的事要硬强加在别人身上，其双重标准、道德低下可见一斑。
6、韩寒通过杀戮公权力媚众，也渐渐知道要“杀戮民众”的道理，他从未停止追问真相的步伐。去年年末他发表了“革命、民主、自由”为题的韩三篇就体现了某种不讨好的转向，其坦露出来的肆无忌惮的真实性让很多追随者不解，也让一些打算讨好民众，怂恿民众冲锋陷阵的革命党人感到愤怒。因为他不是英雄，仅仅是一个有着自我思考的人。
韩寒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的言论和行为具备了求真求善性质，而在于他始终比绝大多数跪着的臣民要先站起，脚踏实地的行走。一个始终以现代公民形象示人的韩寒，在一个正常社会毫不起眼，出书赚钱泡妞赛车都是每一个人自由选择的事情，而在一个畸形的社会，这样一个人却显得异常独特与伟岸。
在一个被公权力遮盖真实也磨灭勇气的时代，我们不需要把一个先行一步的公民抬到神坛祭拜，有个哲学术语叫“扬弃”，孔子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你懂得？学习他的长处，并且抛弃他的缺点。韩寒真的不是一个天天给你奶喝的偶像，你有你的生活、他有他的生活，你和他是平等的。
7、任何一个社会显然都不存在求真和求善之间的尖锐冲突，无真则无以为善；无善则败坏求真。正如民主和科学、法治与道德等等，它们的差异性远远比不上之间的共通性。尤其是在一个既没有民主又没有科学、既没有法治又没有道德的社会里，求真和为善往往是同步的，更没有必要人为制造出两者之间的对立。李亚的文章一开始似乎也有此担心：“这似乎是一场大真与大善的对决。”而文章的结论为“容不下韩寒的社会容不下方舟子”，意思是：韩寒为本，方舟子为末，韩寒的出现才是方舟子生存在这个糟糕社会的必要条件，如果方舟子是求真的话，难道方舟子的行为空间还需要依附于别人吗？我不妨把李亚隐藏的话挑明了说，方韩之争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有瑕疵的韩寒和一个跳大神的方舟子的争吵，是回归正常的人与伪真伪善之间冲突。
对于所有在暗夜里行走的人，我们看到的都是黑色，满脑子都是怀疑与不满，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可以看到光明的眼睛，一旦这样的眼睛都被黑暗腐蚀了，光明与共识可能也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