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东返还是西进？西路军一致决定西进 
 
1、远方援助发生重大变化
早在9月11日，共产国际已经来电，同意经宁夏从中蒙边界取得援助物资。所以，西路军最初的行动方向是宁夏。11月2日，朱、张致电徐、陈并军委，称“远方货物已准备好了”，要求西路军准备北上宁夏。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宁夏省的范围，比现在自治区要大得多，是与外蒙接壤的。 同日，军委致电徐、陈，一是明确三个方面军在河东的部队“统受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指挥，包括红四方面军的红4、红31军，准备打击胡宗南等部；二是西路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这个意见很明确，是要西路军暂留黄河西岸，以配合河东作战。 可一天后（3日），共产国际来电，取消了从外蒙提供援助的计划，称“正在研究经过新疆提供援助的方法”，并询问如果将物资运到哈密，“你们能不能占领甘肃西部前来接运”？这封电报带来了两个重大变化：在时间上，短期内取得援助物资已不现实的，因为远方还“正在研究”；在空间上，取得援助物资的方向，从宁夏改到新疆。当时新疆由亲苏的军阀盛成才所控制。 共产国际3日来电，关乎西路军的行动方向：北上宁夏就不再是选项了，剩下的，一是西进，二是东返。此外，这封对援助物资及时间都没有明确的电报，却成为西路军兵进河西走廊最重要的原因。 同一天（3日），军委致电朱、张并徐、陈，要求西路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同时扼守黄河渡口，“以利交通后方行动”。这封电报的用意，还是要求西路军不要远离黄河西岸，并留下东返的后路。因为此时对于远方援助物资，至少在时间上不那么迫切了。  
2、西路军是西进还是东返？
4日，徐、陈致电朱、张，报告河西战场态势，准备在情况不利时“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今武威）方面”，并建议红4军、31军“过河增援我方”。此时，西路军已经决心西进了。 5日，朱、张复电，称西路军“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并称“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31、4军负责来接通你们”。 这封电报，实际上是要西路军迅速西进。这与军委数封电报“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即暂留黄河西岸的精神差异巨大，并且还要西路军“机断专行”。其用意很明显：不要受军委节制。 6日，徐、陈致电军委“决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河点”，进取凉州地区，并提出了进占凉州等地的战役计划。对这个计划，军委既没有认可，但也没有去电制止，问题还是出在指挥体系上。 9日晚，西路军开始从黄河岸边向凉州方向行动。 就在西路军西进凉州途中，11日、12日，军委分别致电徐、陈和朱、张，询问西路军情况，并“请考虑并电告下列各点：“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 这两封电报非常重要，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由于远方改变援助地点，考虑到援助本身存在不确定性以及运输时间等因素，西进接受援助在时间上并不迫切；二是对西路军西进能否完成任务表示担忧。在这个背景下，给了西路军两个选项，一是继续西进，一是返回河东。
  
3、西路军一致决定西进
军委的这一询问事关重大，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大靖附近开会讨论。徐总指挥在发言中，列举了西进新疆的好处：解决了西路军的战略背靠问题、能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回过头来再打马家军易如反掌、能有力地鼓舞和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等。 会上一致赞成徐的意见，并在12日回复军委和红军总部：“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并提议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至凉州地区；第二步进占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地区，并准备接通远方；并决在“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 14日，朱、张致电徐、陈并军委，同意了西路军的西进计划，并说“以此判断，对你们之敌现马步芳、青两部，又分散，又便于你们各个击破，后东追之敌并不多，守甘、凉、肃之兵力亦不充足，最利你们各个击破敌人，夺得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这是你们独立可能完成的”。 从西路军和红军总部的电报看，对兵进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远方，都信心满满，对援助物资的不确定性这一重要因素丝毫没有考虑。这恰恰是后来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长时间停留的根本原因。这两封电报也打消了军委的担忧。因此，军委15日复电西路军：“同意你们向凉州进。” 实际上，由于草地分裂时留下的心结，红一、四方面军都希望由自己来完成打通远方任务。因为一旦打通远方，取得援助物资，其在红军中的地位就不言而喻了。徐向前后来说，西路军 “只要（拿到）一个炮兵团，马家军再增加一倍，都不够我们打的”。这从另一个侧面诠释了这个问题。 
4、西路军为什么不愿东返？
早在三大主力会师之前的6月29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1及15军团担负。”中央就宁夏战役计划在9月14日给朱、张的电报中，明确由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占领宁夏。 所以，以下两个因素对西路军一致选择西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一是“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的想法，无论是张国焘，还是徐、陈等西路军干部，大多怀有这个思想。这与草地分裂时留下的心结有相当大的关系，打通远方并取得援助物资，可以极大地提高红四方面军地位。应当说，这种心情在当时是相当迫切的。 二是过于自信，对困难估计不足，认为马家军战斗力不强，不是西路军的对手，有轻敌思想。后一点，从徐、陈11月3日关于一条山战斗给朱、张的报告可见一斑，内称马家军“战斗力极弱，乘马不能作战，敌昨伤亡四百余，我伤亡二十余”。对马家军颇为轻视。 至此，西路军的行动方向最终确定，即兵进河西走廊，承担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两大任务。客观地说，这两大任务是西路军主动提出、中央事后也认可的。 从当时文电资料看，是西进、还是东返，决定权是在西路军自己手上的。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大靖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与西进比较，困难更大”。 不可否认，会上对西进或东返的困难进行比较时，肯定受到了前述两个因素的影响。从朱、张14日电报中有“后东追之敌并不多”这句话，似乎可以看出：会上可能对西进的困难估计不足，对东返的困难又估计过高。实际上是不愿东返。
六、古浪之战为何失利？轻敌是主要原因  
1、西进甘凉之初即遭重创
当时如果决心东返，部队肯定会有损失，但总不至于全军覆没吧？当时的情况，山城堡战役即将开始，与东北军及西北军的关系已经稳定，1个月以后西安事变就爆发，红军已经没有了生存危机。当然，历史无从假设。 西进之初，西路军进展顺利，可谓势如破竹：11月14日攻占古浪，18日进占永昌，21日攻克山丹。只是此时，一来马家军尚未弄清西路军意图，二来兵力也未完成集结。但随后，红9军大意失荆州，兵败古浪城，成为西路军最终失败的起点。 红9军是西路军3个军中实力最强的，约7000人。在军长孙玉清和政委陈海松的率领下，从黄河西岸的镇虏堡出发西进，在干柴洼经2天激战，突破马家军2个旅防线，于14日进占军事重地古浪县城。 马家军随即调集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和4个民团等1万多兵力，围攻古浪城。从16日开始，马家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连续发起攻击，红9军顽强反击。战至18日，古浪城西南侧制高点失守，红9军被迫撤出，向永昌红30军靠拢。 红9军3天恶战，歼敌2000余人，但自身也伤亡惨重：军长孙玉清负伤，参谋长陈伯稚和25师师长王海青、27师政委易汉文等牺牲，全军伤亡2000多人，兵力损失三分之一。 古浪之战，令西路军中最强的红9军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后续作战主要靠红5、红30军。徐、陈十分痛心，于19日致电朱、张并军委，报告古浪战斗失利情况，“九军渡河至今伤亡2400左右，干部伤亡极大，更难提起”。  
2、轻敌是古浪失利主因
古浪是河西走廊要冲，古称虎狼关，地势十分险要。红9军兵败古浪，不仅失去军事要地，更使整个西路军实力大减，信心也有所动摇。据徐帅回忆，古浪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麻痹轻敌、死打硬拼、指挥不当，没有及早组织突围”。战后，军长孙玉清被撤职。 古浪失利，使原本就兵力不足的西路军逐渐陷入困境，可以说是西路军失败的开始。 徐帅总结古浪失利的第一个原因是“麻痹轻敌”。关于西路军失败，徐帅在回忆录说了三大问题：一是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二是丧失战场主动权，三是战场指挥上“缺乏机断专行”。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轻敌。西路军在11月12日给军委和红军总部的电报中，充满了乐观情绪，主动提出兵进河西走廊，承担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两大任务。从当时的情况看，完成这两大任务的重要前提，是必须打败马家军。 11月3日，徐、陈关于一条山战斗给朱、张的报告中称马家军“战斗力极弱，乘马不能作战”。这是因为马家军没有判明红军意图，兵力也没有集中，有些进退失据，被西路军打了个措手不及。随后，马家军见西路军在凉州一带停留，建立根据地，遂集中兵力，全力对付西路军。 西路军最初对马家军战斗力明显估计不足：首先，在战术上，马家军骑兵运动速度快，往来如飞；其次，在战斗意志上，马家军为了保住地盘，不惜玩命，其凶残和战斗韧劲被大大激发出来；第三，马家军是主场作战，熟悉民情、地理和气候。而西路军最初的认知却是马家军“乘马不能作战”。  
3、古浪之后仍然轻敌
此外，西路军对河西走廊地理、气候和民情也估计不足。认为“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而实际上，河西走廊是个狭长地带，房屋为堡寨和土围，村落一线排开；加之气候寒冷，晚上最低气温零下20多度，红军不能露宿，只能散落在一个个堡寨和土围。并且，当地回汉杂居，民族矛盾重重。 西路军火力单薄，子弹又少，只能用冷兵器对付骑兵，无法发挥运动战特长，人员物资消耗又无法补充。这种丧失主动权的战斗或战役，基本上没有胜算。 在甘凉地区创建根据地的西路军，不得不在东起四十里铺、西至山丹150多公里的地段上，摆开一字长蛇阵。兵力无法集中，处处被动挨打。 古浪轻敌失利之后，西路军已经整体减员三分之一，人员减至15000左右，战斗人员减员比例更高。但西路军似乎并没有吸取教训。 23日，军政委员会发布告指战员书，决心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并指出各种有利条件：“物产丰富，人烟密，足够我军目前需用；群众痛恨封建的、民族的压迫剥削，感觉日寇进攻西北的切身利害，斗争易发动；敌人力量弱，我军士气旺，二马已受我的基本打击……”。 在徐向前指出形势严峻时，陈昌浩说：“现在是形势大好，马家军被我们基本击溃，有什么可顾虑的？！”依然有轻敌思想。为此，两人共事以来第一次“吵得很凶”。陈甚至认为徐的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还准备开会对徐展开斗争。当时陈昌浩是军政委员会主席和政委，有最后决定权，徐有意见也只能保留。  
4、为什么没有“照直往西走”
到11月中旬，徐向前等军事将领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24日，徐向前亲自起草给朱、张等并军委的电报，内称：“马敌战术以骑兵四出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前仆后继，黄昏后畏我夜战出击，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即又集兵猛攻另一点。敌大部以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即无生还。”还说：“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交通均受限制。” 也就是说，马家军粘住西路军，打起了运动战和游击战，并且连续进攻，极有韧性；而红军则被迫打起了堡寨防御战，处境十分被动。虽说作为军事总指挥的徐向前不轻敌了，但一来实力已经大损，失败的种子已经埋下；二来最终行动决定权并不在他手上。 从古浪失利开始，西路军处境一天比一天困难。 早在11月11日，军政委员会开会讨论西进还是东返时，徐向前极力赞成西进。对此，徐帅的意思是“兵贵神速”，趁天气还不太冷和河西走廊马家军兵力空虚，一鼓作气，直插过去，而不是走走停停。“如果预见到是那种情况，谁不主张东返啊”。 回到延安后，徐帅曾对高岗说，如果西路军过了黄河，不在永昌、山丹一带创建根据地，停留30多天，“照直往西走”，守住安西（今瓜州）一带，接通新疆，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枪炮弹药补充，形势就会大不一样的。如果这样，“是不至于失败的，至少也不会败得那样惨”。 李先念后来也说，西路军在凉、甘之间停下来创立根据地，在西进还是东返问题上犹豫不决，徘徊了1个月时间。虽有客观原因，但却是一个很大的失策。
七、为何停留甘凉地区？既定方针和物资“准备不及” 
1、停留甘凉是既定方针
上述说法给人一个印象：就是西路军如果不在凉、甘地区停下来，“照直往西走”，就不至于失败，或“至少也不会败得那样惨”。可大家想过没有：西路军为什么要停下来？有说是任务“飘忽不定”，也有说是西安事变导致任务变来变去。综合历史资料分析，这些都不是原因。 共产国际11月3日电报，至少表明援助物资在时间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此问题，军委18日在答复徐、陈的电报中，明确说明：“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并强调：“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用汽车送，正办交涉中。” 19日，朱、张致电徐、陈：远方已经原则同意经哈密接济你方，物资经济均可接济，正设法解决交通运输，大约以明年开春后可望大批接济，现正急谋小部接济，大的于我占领安西后即可实现。并说“你方须在甘州以东建立根据地，决不可将主力位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 上述电文清楚地表明以下意思：一是援助物资最早在1937年春才有可能运达安西；二是安西是“荒僻”之地，无法解决大军给养等问题；三是远方不允许西路军到哈密去，大部队也无法逾越千里沙漠。 而且，电文中“大约”、“可望”，实际上“明年开春”能否到位，还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这就让人不明白了：西路军过河之后，援助物资八字还没一撇，为什么就迫不及待地西进？ 因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是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既定方针，就是前文说的“夺取河西走廊居左翼”。这才是西路军停留甘凉地区第一个原因。否则就无法解释明知接受物资时间不确定，还要坚决和急于西进。  
2、远方物资“准备不及”
西路军在甘凉地区停留的第二个原因，是远方物资“准备不及”，也是迫不得已。从当时计划看，西路军如果“照直往西走”，需要在安西等待援助物资3个月以上。这还是计划时间，实际等待时间可能会更长。 当然，如果援助物资能够早到，也可以不在甘凉停留。 如果西路军最初即“照直往西走”，完全可以很快打到安西。实际上，马家军也希望西路军尽快西进，不要在凉、甘一带停下来。徐、陈在11月19日给朱、张并军委的电报中，说马家军“暗示我们速进占甘、肃、安西”。 去过敦煌、玉门关一带的朋友应该都清楚，那一带多是沙漠，人烟稀少。如果西路军2万多人当年直接进到“荒僻”的安西，吃、住、穿都无从解决，根本无法生存。所以军委电报说“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 对于这个问题，12 月22 日，徐、陈就西进部署致军委的电报中，也说的很明白：为按期完成任务，西路军决逐渐西移，“远方货是否按时能到，请示。如不能按时到，则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这里说的核心意思，是西路军兵进安西的时间，需要与远方物资到达的时间衔接好。所以只能“逐渐西移”，而不能“照直往西走”。 也就是说，西路军之所以在“人粮较丰”的甘、凉地区停下来并创建根据地，既是早已确定的方针，也是为了解决穿衣吃饭问题，并非后来说的“任务飘忽不定”。 实际上，西路军的任务早在11月12日之后就一直很明确了，即徐、陈给军委和红军总部电报中所说的“接通远方”和在甘、凉等地“创立根据地”。这两大任务都是既定方针。  
3、任务短暂变化但很快恢复
即便后来西北或国内形势变化，取得援助物资后要返回河东，“接通远方”成为核心任务。但还是要“创立根据地”，因为等待援助物资到达需要3个月以上时间，为解决这段时间给养所必须。 但停下来就要与马家军打仗，不停下来给养又无从解决。两难之下，是情愿打仗，也要解决给养问题。可以说，红军的很多仗，就是为解决给养而打的，如红一方面军长征到陕北后的东征山西等。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路军任务有过短暂变化，但很快就恢复了原样。12月18日。军委在电报中还说“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1月夺取甘、肃二州”。西路军22日回电“拟9、30军于明年1月中旬抢临泽、高台，5军明年2月中旬直到安西”。 变化发生在24日，因中央军进压西安，形势紧张，应张学良要求，军委致电徐、陈，提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你们在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决定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 这个希望西路军东进的电报，一是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并非军委主动决策，而且是一种应急考虑；二是虽然倾向性很明显，但仍是征询意见。 接电后，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当即在永昌城开会讨论。徐向前等大多数人不赞成东返，但陈昌浩否决了多数人意见，于25日回复军委“当坚决执行此（东进）任务”。 可就在西路军着手准备东返行动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军委27日即致电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这个变化只有2、3天时间，并且命令尚未正式下达就取消了。 
4、再次西进又遭重创
此次徐向前等大多数人不赞成东返的理由，仍是“东进比西进的困难更大些”：认为西进把握大、损失小、最有利；而马家军主力在东面，东进“难免会付出大的代价”。这个判断，与11月11日第一次讨论东返时基本一样。事后表明，仍是对西进困难估计不足，对东返困难估计过高。 顺便说明一下：除此之外，西安事变之后，军委并无其他要西路军策应河东行动的任何电报。上述情况充分说明，打通远方一直是西路军既定目标和核心任务。 接到军委电报，西路军在27日当晚就离开了停留1个多月的甘、凉地区，按计划“逐渐西移”，进军临泽、高台地区。军委和西路军之间曾发生过的较大争执，主要就这之后的一段时间、 最初，因途中敌军不多，进展相当顺利，30日占领临泽，1937年1月1日攻占高台。2日，徐、陈向军委报告：“连日西路军全部已行军通过沙漠滩地，且战且行，虽极艰苦，各军圆满达其任务，均无伤亡”；并说红5军“昨晚打开高台城，敌只打一枪，县长及民团千余全被俘”。言辞之中，情绪乐观。 可一天后（3日），西路军总部随红9军夜间行军，遭马家军突袭，损失惨重。 4日，徐、陈向军委报告了损失情况，并详述了西进的诸多困难，表示要“抱最大决心，克服空前困难，当自照前电完成任务”；并提出三个外力帮助要求：一是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马步芳、马步青），二是令红4、红31军过河归建支援，三是让远方将物资送至高台。同时在电文中出现这样一段话：“任务多指示，问题多有答复，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
八、中央为何抬出张国焘？因西路军情绪颇大 
1、似把损失责任推给军委
实际上，西安事变发生后，军委一直通过各种渠道，与二马交涉西路军问题，但这并非军委所能左右；当时红4、红31军在西安附近，离西路军有近2000公里，沿途重重阻隔，归建根本不现实；至于远方，早已明确物资只能送至安西。这些情况，西路军领导都是清楚的。  对照2天前（2日）电文，这封电报在措词上明显情绪逆转，信心下降，并有埋怨之意。并且从此时开始，这种情绪愈演愈烈，并时有争执。 针对西路军4日电报中提出的种种困难及三个要求，军委在5日的复电中，要求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大力训练补充”，并明确“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 可能是对“暂时勿再西进”的理解有误，西路军次日（6日）以军政委员会名义致电军委，说“此地村落尽是堡垒，分兵即不能灭敌，集结则粮易被敌困，攻则伤亡甚大”。认为“停此太久消耗实力”，明确表示不赞成停留。并说：“近来各方情况此间甚不明，究竟整个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 这话说得就有些过火了。前文说过，打通远方和建立根据地这两大任务，本是西路军在11月12日明确提出来的，军委认可并同意的，此后再也没有变更过。这时突然冒出“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一说，令人费解，似有把西路军遭受损失的责任推给军委的意思。 
 2、西路军有“撂挑子”的感觉
不仅如此，电报中还说“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4、31军归还建制”。此前此后，西路军还多次要求红4、红31军归建。这颇让人不好理解：一来给人的感觉，这2个军似乎是属于西路军的；二来这2个军远在千里之外，如何归建？ 对此，军委在7日回电徐、陈，强调“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4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并再次明确“目前你们只能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 第二天（8日），徐、陈再次致电军委，“再请求将31军、4军向凉州进，以便彻底夹击此敌。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似乎怨气不小，有种撂挑子的感觉。 针对西路军的情绪，军委在当天连回2电，鼓励西路军集中全力打退尾追之敌。可能是担心说服不了徐、陈等，军委甚至抬出了张国焘。 同一天（8日），张国焘也致电西路军领导：“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电报批评西路军干部，重在维护中央威信。 自1936年12月2日红军总部与军委会后，红军总部这个中间指挥层就不复存在。张国焘从此就不再指挥西路军了，与西路军之间也就没有了电报往来。这个时候发这封电报，肯定是军委授意的，也是非同寻常的。  
3、两边都开始出现情绪化
令人奇怪的是，此后西路军干部的情绪居然暂时平息了，往来电报只是讨论行动和作战等事项了。可高台失守后，红5军遭到重创，西路军实力大减，陷入危险境地。可能是一直要求红4、红31军归建没有得到回应，到2月中旬，这种负面情绪又起。 2月13日，西路军再次以军政委员会名义致电军委，表明全体指战员“消灭敌人的决心是没有何时候动摇的，但战胜敌人仍须决定于敌我之武装力量，主力如不够时，必须另想办法。正如五次围剿未能冲破，结果仍须退出中央苏区”；并认为“4军、31军此时不能归建，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再次要“撂挑子”。 这个电报很突然。因为之前一段时间，在双方往来电报中，并没有见到有什么争论。因此，笔者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此时要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一事提出来？这明显是打脸行为：要知道，此时的中央大多还是那帮人在掌权。 这一次，中央不客气了：中央书记处和军委17日联合回电徐、陈等军政会成员，提出“调动敌人、集中兵力、寻机歼敌”等破敌之策；解释“中央苏区突围如果不能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便不能达到在西北建立根据地、开展新局面的目的”；同时严厉批评：“你们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 中央在电报中也开始情绪化了。这与西路军在13日电报中提及“五次反围剿未能冲破”是不是有关？很难说。  
4、“回去要和中央斗争”
到3月4日，西路军已经弹尽粮绝，致电军委“恳望援军星夜奔来”时。书记处当天发去指示电，在嘉许部队奋斗精神、告知即将派部增援之后，话锋一转，认为西路军“陷入危险境地，一方面固然由于地形、给养与客观的困难条件，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西路军的领导者没有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一切困难，消灭敌人，同时对群众关系与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为据敌我力量对比结果，我们是有完全可能战胜二马”。 进而认为西路军“领导者的这种错误，是同过去四方面军成立第二中央时一样，采取右倾退却机会主义。因此遇到新困难时，又发生这种错误”。这是在上纲上线了。 同一天，张国焘也致电西路军：“希望你们能够依照中央指示，发展自我批评，从克服错误中求得胜利。你们上次来电谈到你们所受的损失，应由军委负责，那是错误的。要求4军、31军归还建制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希望你们坚决拥护中央，在中央领导之下，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克服困难，战胜敌人。” 3月14日，军政委员会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在报告西路军最后处理办法时，还不忘辩解：“西路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国焘错误从未继续。”当天，军政会在石窝山顶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徐、陈离开部队。会后，徐向前不肯回陕北，要和部队一起行动。陈昌浩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 这段时间，西路军为何与中央迭起争执？应该是潜在的对立情绪，在迭遭挫折后被激发出来。不仅如此，徐、陈之间也争论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