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虽然让人类合作效率大幅提升，但同时会导致个人生存空间迅速压缩。
空间的压缩会让人产生对不确定性的紧张，不安全感甚至潜在的恐惧，从而失去繁衍的动力。这是一种基因的本能，自然届中在危险环境下生产的动物是有很高生存风险的，基因是难以积累延续的。
即使现代文明社会能解决人类生产时的生存安全问题，但这种生物基因仍然会不自觉地会影响着人的思维判断。
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会在一定程度减少和对抗这种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但并不是根本原因。同样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的社会，大城市的生育率一定比农村低。超级富豪和穷困阶层的生育率相对更高是因为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相对更低，而中产阶层的不安全感往往是最强的。
这同样能解释年轻人往往不愿意生，等中年后房子大了，生活稳定富足了，很多人又后悔没有早生多生。
如何提高人口出生率，只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避免过度城镇化，并寻找新的生产合作模式，扩展个体的生存空间。不少国家政府都已经意识到了这点，在采取措施避免社会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城市，这也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