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关敏（民间学者） 写于 二零零六年
科技是第壹生产力批判
把科学技术等同于生产力是错的。科学技术只有极少数的壹部分能够转变为生产力，即能够改善资源的利用或满足人们新的需求的那壹部分；不能取得经济效益，不能商品化的新发明有成千上万。可以想象，如果人类忽然忘记了全部科学技术，回到了茹毛饮血的时代，但只要保留着交换，壹切新技术就会重新被发现。相反，如果禁止交换，现有的全部科学技术就会立刻变为壹堆死东西，根本不可能造福于人民，更谈不上再去发明什么新技术。
有人以为单凭科学技术，人类的物质生存条件就可不断地改善；用经济学的术语说，科学技术可以克服稀缺性。什么是稀缺的，只有通过交换，形成了价格，才能精确地度量。在价格无扭曲的情况下，钱就是度量稀缺程度的指标，节约钱就是节约了稀缺性。壹种新发明是节约了稀缺性还是浪费了稀缺性，要看它是否能赚钱。所以科学技术只有在壹个价格系统的引导下才能丰富社会的物资供应。以为依靠不断发达的科学技术必定能满足人类不断扩大的物质需求，正是忽略了科学技术必须在壹个具有正确价格系统的市场经济内发生和运行。
马克思认定人是第壹生产力；科技，无论是作为生产工具还是作为劳动对象，都是生产资料。没有人，没有掌握使用科学技术产品的能力，没有钱购买科技产品，科技及其产品就是壹堆垃圾，科技产品的生产能力就无从发挥。相反的是，没有思想包袱和政治压力，人的生产干劲就会冲天，想象力就能驰骋于宇宙、微至电子，科学发现力、技术发明力、产品创造力就能得到极大的发挥。因此，科技及其产品只能是第二和第三生产力。
自由世界的无数的事实所证明，先进的人权制度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凡是人权制度实行早的国家，生产力就发达得早；凡是人权制度实行充分的国家，生产力就雄踞世界前列。
邓猫发现“科技是第壹生产力”最具诈骗性：它能让真正的第壹生产力——人民个个争当好猫，勤抓老鼠，吃老鼠尾巴，让专政权人拿走鼠肉而不在乎——毕竟有鼠尾吃总比吃素强。这猫论的辩证法是：邓是猫，专政集团是群鼠；专政集团是群猫，人民是群鼠；两个基本点是猫，壹个中心是肥硕之鼠；壹个中心是猫，科技是鼠。专政是目的，科技是骗具。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之祸
1．“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壹个反平均主义的策略性提法，包含壹些明显的局限：
1）忽略了经济领域的基本规则。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只有遵循机会平等、按贡献分配等公正的原则，才能达到壹种经济上较高的“效率”的目标和状态，才能取得真正的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机会的起点应是平等的，机会实现过程应是平等的，同时应当承认并尊重社会成员在发展潜力方面的“自然”差异。机会平等的准则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激发了现代社会的活力。按照贡献进行分配，是把个人对社会的具体贡献同自身的切身利益紧密地结合在壹起。这有利于调动每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显然，只有坚持公正的机会平等和按贡献分配的规则，才能从根本上摒弃平均主义的弊端、激发社会的活力，从而获得真正的效率。
2）将这壹提法泛化并复盖非经济领域，更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属于壹种短期化行为。这壹提法在某个特殊时期对经济领域起过壹定积极作用，对于非经济领域而言，其负面作用则是巨大的。在这种提法的影响下，“创收”或乱收费在许多非经济领域极为流行。
3）这壹提法忽略了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显然是把经济放到了第壹的位置，忽视社会的全面发展。社会中的任何壹个层面或环节如若脱离其它层面或环节的有效支持就无法存在与发展。因此，不存在单方面突进、单方面长足发展的可能性。对于GDP增长率的片面追求曾是壹些转型国家的“共发症”，谓之“GDP崇拜”。
GDP代表经济增长，但不是全面发展。它反映不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是否协调、城市与农村是否协调，反映不出壹个经济体内的贫富差距，反映不出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也反映不出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GDP并不等于经济上的好处。GDP并没有定义成度量财富或福利的指标，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例如，用于军火生产的GDP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福利；引起汙染的生产也带来GDP，但汙染给人们带来的祸害也许远远大于产品带来的福利。GDP也没有包括闲暇。
李昌平说：“贵州毕节地区的壹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约值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裏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
“如果妳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妳的第壹感觉是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那个地方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0元，但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不到700元。这是什么GDP？是垃圾GDP。开发了资源，资本家得到了财富，当地的人民分享了什么呢？不仅没有收益，而且还受害，房屋倒塌了，储藏红薯的地窖掉下去几十米，还有水库的水漏掉了，等等……”
4）这壹提法忽略了作为全社会代表者——政府对于社会成员应尽的责任。我国作为壹个社会主义国家，且整体经济水平还很低，可分配资源有限，过分突出效率，而把人的平等放在壹个次要位置上是不合适的。这不仅与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相矛盾，甚至还要为此付出更大的经济与社会成本。近些年来很多矛盾和问题的出现已经证明了这壹点。
5）这壹提法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中国以经济为中心，倡导效率优先，这种价值取向引导人们以经济效益为惟壹目标，把利益放在了第壹的位置，这必然导致唯利是图，全社会流行拜金主义，人会被贬低成工具。穷人的生命最易被当做工具，甚至以必要代价的名义有组织地剥夺生命的价值和尊严。这种对生命尊严的集体冷漠，会摧毁壹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如果每个人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么，全社会对生命尊严的漠视最终也会将灾难“分配”到每壹个漠视者的头上。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将经济效益放到了壹个绝对化的位置，它没有看到发展应是以人为本位的发展。以人为本位的发展应当表现为人人共享、普遍受益。每个社会成员的尊严应得到保证、基本需求应得以满足、生活水准应不断的提高。如果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社会成员壹方，那就说明社会发展的成果只为少数人所享用。这样的发展不是真发展，而是“无发展的增长”。因此，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颠倒，便会使发展走形，无法满足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
2．危害
1）延误了中国合理、健全的社会政策的形成。有人说：效率属于生产力范畴，公平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在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为大力发展生产力，应优先考虑效率，其次考虑公平。“公平”能兼顾就兼顾，兼顾不到也就算了，结果是“野蛮拆迁”竟成了壹个全国性的问题。河北的壹个城市拆迁，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拆迁办主任却说：“妳们只当日本鬼子来了，打了妳们两个嘴巴，没打妳们壹枪，妳们就认便宜吧！”效率高虽然是壹件值得夸耀的事，但如果普通市民不能从“高效率”中分享益处，反而因此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乃至变成“流浪者”，那么这种“高效率”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壹些国家生产力落后的原因是综合的，但有壹点是共同的，就是普遍缺乏壹个公平有效的竞争体制。在这些生产力落后的国家，专制的东西多，如等级、特权、腐败等等。正是这些不公平的因素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这些国家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公平有效的竞争体制至关重要，应优先考虑之。
2）这壹提法有利于“强者”，而不利于弱者，因而无助于社会不公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加重社会不公的现象。笼统地将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不仅在逻辑上存在矛盾，也很容易给人们以错误观念：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须牺牲公平；抑或只有不公平，才有效率。这恐怕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法的最严重的缺陷。
在这壹分配原则中，“效率”是作为与“公平”对应的概念提出的，当简单地把分配结果的均等视为“公平”时，也容易使人们简单地把“效率”的实现等同于“拉开收入差距”。
1996年城镇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人均年收入相差4.1倍。2000年扩大为5.7倍。1999年，收入最高行业职工工资是最低的450倍,再加上制度外收入，差距更大。近些年下岗职工实际累计近5000万人。中央党校周天勇推算2004年失业率达 18.1%；美国兰德公司2003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报告显示中国显性和隐性失业人口达总劳动力的23%，将近1.7亿人。随着大量人员下岗，城市贫困问题凸现出来。
很多人提“发展才是硬道理”，以为经济发展了就可以解决壹切，带来壹切。他们信奉“经济就是命运”，把发展看成是高于壹切的本原。他们把当前种种社会不公现象归结为经济不发达。“物质丰富了，馅饼做大了，人民生活水平就会提高，就自然有了公平”。这看似有道理，纯粹是想当然。它不符合历史，历史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在2004 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发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达到24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我国现已有资产百万美元以上的富豪24万多人，总资产达8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全国不到万分之二人口拥有的资产相当于全国国有企业或全体城乡居民存款总额的约80%。这表明中国的社会财富正以迅猛异常的速度向极少数人群聚集。
2003年9月21日宜昌市地质勘探大队基础工程公司下岗职工刘建平在公司居民楼内纵火自焚，造成居民楼内多人死伤。
家住北京海淀的刘先生年过半百，下岗数年壹直找不到工作，妻子身患尿毒症无钱治病。他于是不顾街坊的劝阻跑到大街上乞讨叫卖。“谁给我5000元，我就当人众砍下自己壹节手指头，连皮带骨头吞下。”如此残忍的方式显然出于无奈，也令人感到恐怖！
按原人均年收入625元贫困标准，中国的穷人是3000多万人，日均收入只有2美分！是美国标准的1.78%。美国贫困人口的标准是四口之家年收入16895美元(14万元人民币)，人均4224美元(约合35059元人民币，月均2922元)；2003年调整后的贫困人口标准是年637元、月均53元人民币，只是美国标准的1/55。2004年7月国务院扶贫办刘坚说：“去年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全世界通用标准为每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每人每月约500元人民币）即为贫困人口。每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者（每人每月约250元人民币）为最贫困人口。中国每天生活费用不足2美元的贫困人口有7亿，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的最贫困人口也有2.5亿人，远不是2900万人。中国社会为什么有这么壹大批弱势群体？因为中国是壹个“官权”远远大于“民权”的国家，是壹个不知人权的国家。
中共每年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5,000亿元人民币以上，按中国的贫困标准，这笔钱足可让3000万贫困人口脱贫128年！贫困县的壹般公务员的月收入只有700元（年收入8400元）也是贫困线的十几倍。广东省壹个县的公务员月收入为5000元左右，浙江省的壹个县则达6000元左右。这两个县的乡镇干部月收入还要再多二千元，年收入达10万元左右。广东佛山乡镇干部年收入不低于15万元、高达30万元。公务员的收入还不包括公车消费、公款吃喝玩乐旅游出国及其它福利。国企领导实行年薪制，每年几十至几百万元。
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茨曲线找出了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设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和收入分配绝对平等曲线之间的面积为A，实际收入分配曲线右下方的面积为B。并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即G=A/（A+B）。这个数值被称为基尼系数或称洛伦茨系数。如果A为零，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为零则系数为1，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目前公认的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均，在0.3以下为“好”，0.3—0.4之间为“正常”，超过0.4为“警戒”。壹旦基尼系数超过0.6，表明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
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中国1978年为0.18。1988年为0.382；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每年以0.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2002年为0.460。现基尼系数已达0.526－0.561，大大超出了世界公认的国际警界线。世界银行1984年在壹研究报告中提醒我国改革中壹定要註意收入分配公平问题，1997年则提出“严厉警告”，到了2003年则发出了“最严重的警告”。我国在改革开放的短短25年裏，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速率，为世界之最。随着中国社会基尼系数的进壹步增长，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壹旦如火山般爆发，能量将无法预计。各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公平的增长才会带来社会稳定；不公平的增长则往往带来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
四川汉源县修水电站征用的土地是每亩2万元，可农民基本上没得到任何补偿。县城的居民搬到新址后要自己再出壹半的钱，才能买回壹套与搬迁前相同的住房。对不愿搬迁的群众，当局动用公安、武警进行逮捕、驱散。由于官商勾结，不法官员将肥沃良田说成不毛之地，用14年前的赔偿标准对老百姓进行安置，而补助款则落入了官员手中，民众联名集资上访也没结果。2004年10月10月27日晚，汉源县五、六万名农民，冲破警戒线，到大渡河瀑布沟电站静坐，阻止大坝截流。壹名30来岁的男村民被武警用砖头打死，数人受伤。随后，愤怒的农民和当地学生举行近十万人游行示威，抬着尸体冲击县政府大楼，当局急调万名武警驰援。有20名农民被打死，40多人受伤。
2004年10月初，三岔湾全体3600多村民及周边村庄15000多村民发表“致胡锦涛主席的紧急呼吁书”称：10月4日凌晨3点，陕西省榆林市政府出动1600多名防暴警察包围该市榆阳区三岔湾村，逮捕了30多名抵抗政府非法征地的该村村民，其中23名为妇女。在抓捕与反抓捕的过程中，警察开枪，受伤的农民50多人，其中重伤27人。此次行动的指挥者为榆林市市长王登记、市公安局长杨勇。
河南郑州七月亦发生同样的暴力征地事件，当地政府出动六百多防暴警察包围该市师家河村，用催泪弹、霰弹枪、电棒等围捕抵制征地的农民领袖，三十多人中弹受伤。
连封建皇帝都不敢干的恶行，中国官僚们都敢干。圈地，圈钱，穷人失地又失业。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中国的社会冲突已达到公众忍耐的底线。中国新的阶级对立已经产生，我们所居住的大地，越来越像是壹座火山。
2004年10月18日下午，重庆万州民工余继奎因不慎弄脏路人曾庆容的衣服，被曾的丈夫胡权宗用扁担打断腿部。胡自称自己是公务员，出了什么事花钱可以摆平。事件由此引发众怒，数万人围堵政府，当局最后派出上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装进行镇压，聚集的民众则用砖头木块还击，并焚烧多辆警车及消防车，双方激烈冲突，至少有40人被捕。
原本12万元壹亩的土地，到农民手裏只剩2万元。2004年12月13日至18日云南昆明官渡园地区关上镇和甸营村的5、6百村民因失去土地上街游行，当局出动警察、黑社会镇压农民，黑社会流氓用钉了钉子的棍棒，当场打伤3位农民。农民毫不畏惧，高呼口号“打倒共产党、打倒贪官”奋力反抗，夺下流氓手中的棍棒。当局又出动军队驱散农民。
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来源于社会的不平等：滥用权力、贪汙腐化、巧取豪夺、严酷的剥削压迫、社会财富向极少数群体集中，造成了两极分化。社会分配的不平等，同时也是社会权利的不平等。弱势群体心理不平衡，自然导致社会矛盾深化，引起社会动荡。暴力革命都是因为社会的不平等造成的。
社会的不平等如果趋于最小，社会就不会发生政治动乱，更不会发生暴力革命之类的事情。社会财富占有的构成呈橄榄球形状看来是最合理的形式，西方国家是这样的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中国社会十个阶层的划分，在人们面前展示的中国社会结构呈金字塔形状，极少数富有阶层高高站立在顶尖，而绝大多数贫民处于最底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近2亿人，占城镇总人口的45%，非常不满意者约3200—3600万人，占城镇总人口的7%—8%，极不满意者达12%。这还是对4亿城市人口的调查，如果对农村人口调查，中国人对自己生活不满意的人口比例会更高。
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憎恨，首先是人们的心理状态引起的。如果心理不平衡的是极少数人，那属于正常状态；如果造成大多数人心理不平衡，自然就会形成社会矛盾，并且这种矛盾无法调和。解决的唯壹办法就是让多数心理不平衡的人心理平衡，而多数人心理的平衡需要社会财富、政治权利等的平衡。做到这壹点，事情也就解决了。
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错误引导下，让壹部分人不公平的先富起来已造成巨大的社会问题。有多少地方GDP长壹寸，各种事故就多壹尺，犯罪率长壹丈。正如邓小平所说：“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
在过去壹段时期裏，政府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和‘使壹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加速了这种不公平。现在到了必须反思我们增长模式的时候了。否则，阶级分化只会进壹步加剧，甚至有可能导致妳死我活的斗争。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社会公正，而用其它方式实现长治久安无异于缘木求鱼。
3）“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实际上是在强化壹种高强度的经济取向，而不是强化壹种规则意识，因此，它所助长的是壹种畸形的社会。公平摆在了第二位，自己的效率[即利益]无形中就放在第壹位，这必然会导致壹切向钱看，目光短浅，行为短期化。
如果司机把效率放在第壹位，他必然超载快跑，导致交通事故频繁发生，超载车难刹、船易沉，中国的交通事故世界第壹。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指出，2002年平均每天有680人死于交通事故。中国政府统计的公路交通死亡数字低于实际情况；中国有着世界上最高的交通死亡率，而且死亡数字还在迅速上升。
如果企业把效率放在第壹位，它就会拼命的降低成本，会导致劳动条件恶化、事故频繁发生：“中国五金城”永康市上万臺冲压设备没有安装防护装置，每年有近千名工人的手指和手被机器轧断，成为“断手之城”；而且会导致工资增长缓慢、劳动者陷入相对贫困化；会导致商品质次价高，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还会导致企业汙染治理不力、生存环境恶化、癌症村痴呆村不断地出现。
最近几年，见诸报端的各类生产事故层出不穷，其中以煤矿爆炸事故最为频繁。不论是官企老板，还是民企老板，都以“壹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驱赶矿工下井，以榨取最大限量的“剩余价值”，导致灾难连连，人命贱贱。
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金矿发生爆炸，次日繁峙县政府作出的调查结论是：事发当时有40人在井下作业，2死4伤，另外34人安全转移。壹个月后经矿工和记者揭露真相大白：此次矿难死亡人数为46人，数十具遇难矿工的尸体被矿方抛弃于二三十裏外的荒郊野外和焚尸灭迹。繁峙矿难也因矿主的残忍和政府的麻木而震惊世界。”
2003年全球煤炭产量约50亿吨，全球事故死亡总数约8000人。中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高达6702人，平均每天至少有14名矿工死去。中国的煤炭产量约占全球的35%,中国煤矿死亡人数约占全世界总量的84%。2003年中国煤矿平均每人每年产煤321吨，全员效率仅为美国的2.2%、南非的8.1%；百万吨死亡率则是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重庆市去年产煤2430万吨，死亡466人，死亡人数占了全国的6.7%。重庆市因煤矿死亡的人数是全国死亡人数的4.7倍，为全世界的11倍，是南非的140倍，是美国的500倍。
2004年10月20日的河南新密市大平煤矿爆炸，截至11月11日，救援人员已发现了147位矿工遗体，还有壹失踪者没找到。同壹天，河北武安市德盛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负责人恶意瞒报，当班下井的63名矿工中，除24人逃出外，另有10名矿工获救，仍有29名矿工下落不明。10月30日，辽宁省抚顺市矿业集团西露天矿发生毒气泄漏，造成15人死亡。11月5日，山西省石崖湾矿难，16名矿工死亡；11月11日，河南鲁山县矿难，33名矿工死亡；11月13日，四川宏盛矿难，19名矿工死亡；11月20日，河北沙河矿难，68名矿工死亡；12月1日，贵州盘县矿难，16名矿工死亡。
陕西铜川陈家山“11．28”矿难的遇难者人数达166人。据了解，矿工们多生产，奖金就发得多，年底能领到上千元，而矿领导可能拿到25万到40万元不等的奖金。11月22日，陈家山矿井发现有着火现象，但矿领导不停止生产，而是壹面采取灌浆方法灭火，壹面换了个工作面继续生产。11月23日，火越烧越大，从外面就能闻到浓烟，壹些工人提出不下井生产，矿上威胁说谁不下井就扣谁的全年奖金和当月工资，工人只好再次下井生产。可以这样说，这些工人是被某些只追求产值麻木不仁的矿领导推向死路的。
早在2000年11月15日，这裏就发生了壹起事故，死亡9人，被隐瞒没有上报，煤矿零星死人已经成了“再正常不过”的事。2001年4月6日，陈家山煤矿发生了瓦斯爆炸，导致38名矿工死亡。当时，陈家山煤矿代理矿长宋战宏被给予行政撤职、留党察看壹年处分；陈家山煤矿党委书记南民生被给予撤销党委书记处分。过了不到半年，宋就到另壹个煤矿当矿长去了。矿工们说，正是处理过轻，才造成领导不负责任，不把矿工的生命当回事。
这次遇难矿工的赔偿标准初步定为4.464万元人民币。此标准略低于河北沙河五家铁矿矿难68名死亡矿工的赔偿金4.8万元。矿工们用166条生命书写对专制制度的控诉，用166条生命谱写中国工人的悲歌。矿工的悲惨景象并没有促使当局从制度入手改革，当局还在自诩“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继续用谎言欺骗人民。当局把“生存权”放在第壹位，矿工的“生存权”在哪裏？权力和资本浸透工人们的血汗，累累白骨向何处伸冤。
英国1960年代发生了壹次矿难，有5人在事故中遇难，英国法庭根据法律判处该矿主必须在壹次付给死难矿工赔偿金之后，为了让矿主永远记住这壹血的教训，裁定矿主每壹年矿难这壹天必须拿出壹定数量的慰问金去慰问每壹位遇难矿工家属，三十年不变。
20世纪80年代，韩国圣水桥垮塌，汉城市乃至政府副总理壹级的高官立即遭逮捕，这壹事件曾震动世界。他国为什么要如此重判？因为他们认为生命安全最重要。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个人只有壹次。如果每壹位矿长都把矿工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还会出现明知有瓦斯危险还叫矿工下井的事吗？什么叫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生命为本。发展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所有的人都活得更好，活得更有价值更有尊严！
几千年前孔子在房子失火时，首先问人受伤了没有，这是壹种对人生命尊严的关怀。
五代十国末年，南汉亡国之君刘宫室以玳瑁珠翠装饰。他募集了二千人，要他们入深海采珠，办法是用石头系足沉下去，用绳索系腰拖回来，“溺死者众”。后来宋太祖遣潘美率师灭南汉，南汉宫室焚毁，潘美找到劫馀的珠宝，携回京师献上御前，“且言采珠危苦之状”。宋太祖壹听，马上下令解散采珠队伍，“禁民不得以采珠为业”。这不是新中国式重要指示，只是旧中国君主壹颗不忍人之心（《续资治通鉴》卷七）。
如果政府把效率放在第壹位，它必然会好大喜功、忽视公平，好高务远，搞什么“大跃进”、“洋跃进”、“圣人出”工程，盖了楼又炸楼，劳民伤财，草棺人命，会出现大量的豆腐渣工程，会出现大量的政绩工程，饿死几千万人，执法不公，祸国殃民。
2004年4月23日东莞兴昂鞋厂数千名工人因为抗议资方的欠薪而发生罢工骚乱，壹些人破坏财产，累计造成工厂直接损失153534元。10月22日，东莞法院对为首的5名工人分别处于两年至三年半的徒刑。年纪最小的是壹位不足16岁的女孩，五位工人为资方的15万元损失，需要付出累计14年半的徒刑。微薄的工资、恶劣的工作条件、肆意拖欠和克扣的工资是引发骚乱的原因，如果工人们应该为他们的愤怒付出代价的话，难道资方就不应该为它拖欠累计上百万的工资欠薪而受到惩罚吗？购买该臺商产品的美国耐克、瑞跑等鞋业公司获悉后，致信给中国官方，要求对这些工人从轻发落。2004年底这十名工人有三人被无条件释放，另外七人被减刑至九个月，缓期壹年执行。
2004年6月10日中午，衡阳市残疾人罗贤汉冲进珠晖区政府，来到副区长邹传云的办公室，将汽油泼洒在邹和自己身上，然后点火焚烧。二人先后从二楼跳下，都烧成重伤，抢救无效先后死亡。37岁的罗贤汉因腿部残疾，壹直未婚，平时靠开三轮车载客为生。衡阳市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每月130元，罗每月领不到130元，而且仅领了1年。罗先后被扣过4辆摩托车。他到珠晖区政府要求归还，但邹说：要车，自己到废品站找去。此外罗还欠着他人的饭钱和房租。罗贤汉面对壹次次的粗暴管理，终于爆发出心底埋藏已久的绝望能量。
如果社会把效率放在第壹位，那么人人都拼命发财，金钱崇拜、人欲横流、假货泛滥，坑蒙拐骗、贪盗抢杀就会越来越多；把“升官、发财”等效率目标看的比生命还重要，违背了生命神圣的原则，违背了平等博爱的人权原则，不可能做到以人为本。
2004年张秋兵因向老板讨要4000元工钱未果，便纵火烧死老板壹家6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灭门惨案。同年7月21日，四川乐山市发生壹起爆炸案，拥有亿元财产的县政协副主席、四川明达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葛明君[因缺乏爱心欺负农民]被炸身亡。
在壹个物化的社会，人不是社会的主宰，金钱才是壹切。在拜物的社会裏，道德底线可以被突破，法律规则可以被踩在脚下。2004年阜阳劣质奶粉害死12名婴儿，229名婴儿畸形。当我们每天睁开眼睛，必须以怀疑的心态面对摆在我们面前食品的时候，壹些关于发展的讨论都变得毫无意义了。壹个连生存问题都无法解决的社会，是不会有发展前途的。凡“至亲第壹”、“经济第壹”，搞兼顾公平、正义第二的国家必然是野蛮国家。
所以，当我们的壹些决策者还在啧啧称贊发展速度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这样的执政者只会给我们带来灾难。个别政府官员非常喜欢用“牺牲壹代人来发展经济”的口号，在这些官员的心目中，并非没有人的观念，但是，他们把当代人当作客体，当作发展中可以牺牲的对象，而把未来人作为执政的目标。这是壹种虚伪的政绩观。他们只是打着牺牲当代人的福利发展经济的幌子，为自己的仕途添砖加瓦。我们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将这样的政府官员彻底赶下臺，让那些真正为老百姓谋福利的人上臺。
3．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公平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及结果公平，前二者又可称为机制公平；起点公平指的是起始状态同壹。过程公平指的是竞争规则的公平。
1）机制公平和效率是正相关的，公平是效率的基础。效率和公平不是壹对矛盾，只有公平才能有效率。从壹般意义上讲，公平体现为壹种竞争规则的公正。公正的规则只会促进竞争的有效性。比如按到来的先后排队买票既公平也有效率，日常的经验证明排队既可省去拥挤、插队的纠分、财务的丢失，而且卖票的进程也加快了。体育竞赛的规则合理，运动员就会心情舒畅，竞争也会有效率。可见，越公平效率越高。但由于各人的实际能力和禀赋不同，机制公平并不导致结果均等。相反，结果太平均说明机制不公平。
如果规则不合理、没有体现公平的精神或没有规则，竞争肯定是低效率或无效率的。不公平、假公平将造成效率低、贫困、经济崩溃、社会混乱、政府垮臺、战乱。不公平带来反对、反抗，必将降低生产效率。效率与非公平才是对立的两个方面。不公平产生效率，纯粹胡扯。农民进城务工的工资普遍偏低、又被拖欠，这种不公平只会降低效率。许多低收入者贫困，没钱买东西，必然造成商品卖不动，抑制生产，怎么会生产发展、提高效率呢？
2）公平是目的，效率是手段。公平是人权，是做人的起码底线！公平是壹个社会发展的底线，是终极价值和理想类型，是不能视之为“偏房”的，是不能以“兼顾”而论之的。
罗尔斯认为在功利与正义之间，正义具有优先性。正义首先是自由的权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性，作为人类活动的第壹价值，真理和正义是不可能作出妥协的。他说，效率驱动的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增加，公平驱动的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它追求的是人的权利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壹个家庭中，只有当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处在满意状态时，这个家庭才是和谐幸福的；同样，在壹个社会中，只有当所有的成员都享有充分的权利和平等的自由时，这个社会才是正义的。稳定、发展、效率都不能摆在社会的首位，摆在首位只能是人权、正义和平等的自由。美国开国元勛麦迪逊总统说，“公正是政府的目的，也是公民社会的目的”。
每壹种的公平的制度，在实行过程中都将受到人性“恶”（自私自利）的攻击，使其公平性遭到破坏和改变，致使生产效率下降。不能简单地认为哪种制度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所谓的公平的制度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存在长久永恒的公平制度；人们为了克服不公平，提高社会生产率，需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设计实行“新”的公平制度，新的制度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因此追求公平是壹个永恒的历史过程。所以，中国应确立“以公平为目标，以效率为手段”的新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