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13 8 2007 18:42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五）
芦笛
（三）战略大反攻
如上所述，国共内战其实从未停止过，从１９２７年一直打到了１９４９年。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可以视为内战的热身阶段，１９３７年７月后进入发展阶段，１９４２年６月后进入相持阶段，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后进入反攻阶段。这其中最关键的两个阶段就是中共的“抗战”。毛泽东抓住了历史机遇，利用国府两面作战的艰难处境，与日本友军密切配合，极大地杀伤削弱了国军，极大地壮大了自己，终于获得了与国军摊牌的实力。
到了１９４４年底，毛泽东自觉羽翼已丰，征服全国前景在望，在董必武关于大后方工作的报告上意气风发地批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全国拿下来”，直接表明了我党“抗战”的实质就是征服全国。
但尽管中共势力空前壮大，毛泽东深知要“拿下全国”，还得靠老大哥。他在党的七大的结论中进一步阐明了早在２０年代即已形成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中国没有外国援助，能不能胜利？”“中国革命不能单独胜利”，“中国革命必须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毛泽东为什么敢用脑袋担保“国际援助”一定要来？这预言体现了他的洞察力。他早就看出中国乃是强国代理战争的战场，过去是苏日争夺中国，将来是苏美争夺中国。只要苏联存在一天，就一定会将这代理战争进行到底，当然也就一定会援助中共这代理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国共反映美苏”。在他眼中，国共两党不过是美苏两家在中国的代理人罢了。
“国际援助”果然来了，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苏联出兵东北。延安欢喜若狂，毛泽东当即与朱德联名给斯大林发电报，直截了当地恳求主子把东北送给中共：“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并表示“准备廿、三十个旅，十五万人到廿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
与此同时，毛和朱德联名向各根据地下达命令，要各地发动战略大反攻，准备在苏联支持下，一举推翻国府。此前中国早把国府视为仇敌，一直在抵制国民参政会。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前两次都被毛断然拒绝，斥为“完全是欺骗”。
不料斯大林另有打算。当时苏美蜜月虽已过去，毕竟冷战尚未开场，斯大林觉得可以利用国共全面内战的前景充分讹诈国府，取得他想要的一切东西。如果双方真的大打出手，反倒失去了这讹诈手段，更不用说那样可能导致美国大规模卷入，而他雅不愿和美国摊牌。作为真正的战略大师，他的拿手好戏就是避实击虚，恃强凌弱，避免和强国发生正面冲突，专在弱国下刀，兵不血刃即能掠取大片领土。他这一招在二战初期运用得出神入化，在东西两线都智胜了对手。在远东，日本人赤膊上阵，最后全军尽墨。而他兵不血刃便把中国的三北变成帝国势力范围。在西线，纳粹东征西讨，苏联红军则不动声色坐收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以及东波兰。
因此，斯大林便于8月20日来电，以相当严厉的口气警告中共，说中国再也承受不了战祸了，若再打内战，必然要让中国毁灭。所以，中共必须与国府合作，通过谈判维护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
在此高压下，毛泽东不得不在蒋介石第三次来电后复电表示同意，于8月28日飞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签订了“双十协定”后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
在毛离开延安期间，刘少奇代拆代行，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据光美同志说：
“紧接着，日本投降，重庆谈判，毛泽东大智大勇，携周恩来面蒋周旋。少奇代理主席。此时，党中央授予毛刘代行政治局全权，少奇承担起领导指挥全国的重任。他主持做了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对全局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抢占东北。
日本投降后，东北空虚。少奇主持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在短短两个月中，少奇陆续派出以彭真、陈云为首的1／3中央委员，配备全套党政军群大批干部和十多万军队，日夜兼程，火速突入东北。同时，与朱德、弼时同志共同指挥华北、华中、华东一系列以自卫防御为目的的战役，将重点向北移。华中部队进山东、晋冀豫，山东、热察、冀东部队进东北。指挥调动百万军民战略大转移。
苏军撤出后，蒋军在美国帮助下也全力争抢东北。少奇又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巩固发展我在东北的力量。实践证明，即在国民党未反应过来的一两个月内，中共这次百万军民大调动，形成了反攻制胜的战略格局。”(黄峥：《王光美访谈录》)
光美同志虽是美帝战略情报局特务兼梅花党党魁，这段证词倒确实经得住测谎器检查。我校对过有关历史文件，发现光美说的基本不错。
光美在此谈到几件事：
第一，少奇作出抢占东北的战略决策。
光美这话略有夸张，但基本属实。如前所述，毛早在苏军出兵东北当天就看出这步棋来了，但苏联不同意，说是和国府订的条约规定必须把东北移交给国府。毛还没来得及作决定就到重庆去了。他走后次日亦即1945年8月29日，刘记中央即下达《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指出若待苏联把东北移交给国府后中共才进去，就再无希望得到苏联援助了。但若移交前进去，则“苏联将取放任态度，我有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并具体命令：“去东北之部队与干部，应即出发，可用东北义勇军名义非正式进入，不声张不登报，走小路，控制苏军未驻之城市、乡村，不能去的城市，亦须派干部去与红军作非正式接洽。”
第二，少奇主持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实行华北部队进东北，华中部队进山东的战略大转移。
这也是真的，直接就写在1945年9月17日的《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致重庆代表团电》中：“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该电文还作了具体的调兵部署。两日后更下令大举调兵，十万大军星夜出关或挺进热察，共军大规模出关从此开场。
第三，苏军撤军后制定“放开大路，占领两厢”战略。
光美此话，说明她老人家有待进一步熟悉党史。少奇确实提出过这战略，但没用这只有老毛才会用的俗话，也不是在苏军撤军后。苏军直到1946年3月才突然撤走，而毛早就在45年10月11日回到延安重掌帅印了。
事实是，刘在1945年9月28日以军委名义下达的《关于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中承认，“控制冀热辽，堵塞蒋军从陆路进入东北计划，虽已开始行动，但离实现程度尚远”，“因此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
这里说得很清楚，共军并无能力把国军挡在关内，比较现实的战略还是重点经营背靠苏联、外蒙、北韩的地区，最后再争取控制南满。
但毛回到延安后即否定了这一现实战略，于10月19日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少奇服从了毛的决定，不过历史证明他是对的。国军不久就攻入山海关，沿铁路线北上，迭复名城。据黄克诚同志承认，国军是抗战中锻炼出来的百战雄师，令土共望风披靡，最后一直打到四平。林彪准备放弃哈尔滨，转入农村打游击。如果不是马歇尔此时来华搅Ｓ，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停火，令共军死里逃生，赢得宝贵的喘息机会，在获得大量苏联装备和训练，建立了炮兵军、坦克部队甚至空军后大举卷土重来，鹿死谁手正未可知。
在毛“独占东北”战略实施过程中，少奇同志并没有说什么，倒是林彪和东北局领导人陈云、高岗、张闻天等反对毛泽东的不现实打算。在他们的进言下，毛才在45年12月28日的指示中正式同意“放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
但此后毛泽东再次估计错误。45年12月22日，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争端，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关内停战。毛抛出“和平民主新阶段”论，准备“去联合政府里作官”（20年后这却成了刘少奇的罪名），认为东北问题也能和平解决，于是令东北共军放手大打，攻占重要城市，目的是在停战前大捞一把，以增加将来讨价还价的筹码。1946年1月13日，毛命令东北民主联军集中兵力“给进攻之顽军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要不怕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
林彪并不相信“最后一战”的鬼话，认定那停战协定乃是美蒋阴谋。虽然他奉命攻占了四平，但还是倾向于“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人之明攻”。在国军反攻四平前，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指出：“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
但毛根本听不进去，在国军进攻四平前，毛泽东电令林彪：“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以“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在四平保卫战爆发后，他又命令林彪“死守四平，寸土必争”，“化四平街为马德里”，致使共军伤亡高达两万余人，林彪最后不得不抗命撤出四平，这才逃过了被歼厄运。
综上所述，毛泽东确实在我党夺权斗争中起到了伟大舵手的作用，最关键的三步他都走对了，但他在第一步和第三步中起到的作用都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井岗山道路”虽是他首创，但即使没有他开辟这道路，其他同志在痛苦的试错法（trial and error）后，迟早要发现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只能是山大王。第三步夺取东北就更不用说了，如少奇同志的贡献表明的，没有伟大舵手，小舵把们也能看出那最明显不过的事来，而且还能制定比他更英明正确的战略。
不仅如此，指导毛走对这三步都是前面已经介绍过的毛泽东思想，亦即靠苏联人出钱出枪争天下。但这伟大思想的产生实在没什么了不起，当时中国有点出息的军阀除了不识时务的吴佩孚外，谁看不出“毛子是个纲，纲举目张”来？不必说孙文，也不必说冯玉祥，就连盛世才那种小混混，也知道只有靠苏联飞机大炮才能当上新疆王。
毛的伟大，不在于产生了那伟大思想，而在于他一旦认准了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之后，便“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决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因为日寇铁蹄纵横中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就如同其他人一样为爱国激情冲昏头脑，丧失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混淆阶级阵线，把日军当成敌军，把国军当成友军，也决不会像其他共党领袖一样，因忠于主子的长远利益而动摇其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全国”的决心。所以，只有在这一步上，他才真正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世界历史上似乎还从未有过这种把内战伪装为外战而大获全胜的先例。因此，敬爱的林副统帅说：“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似乎也不为过。
当然，这战略最终能取得辉煌胜利，也不完全是因为它高明。相反，似乎可以吊诡地说，正是毛的盲区决定了该战略的成功。
如上所述，毛认定“国共反映美苏”，国共两党乃是为美苏两国在中国打代理战争，可惜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我党当然是苏联的代理人，但国民党不愿也不能代理美国。这结果就是苏联倾全力援助中共的同时，美国却在马歇尔搅Ｓ失败后，竟然孤立主义老毛病发作，撒手不管中国的事，在内战紧急关头停止对华援助。
更致命的是，蒋公的教育决定了他绝无可能是毛泽东那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卖国贼的美称）。据抗日名将孙连仲将军的参谋长金典戎将军披露，接替史迪威作蒋介石的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看出，因为苏联在幕后作梗，国府绝对无法靠外交顺利接收东北，他于是向蒋建议由美军代为接收后再转交给中国政府。但“蒋先生当时认为这样的作法，虽然可以从苏军手中把东北顺利的接收过来，但深恐因此有失国家的体面，经予婉言谢绝。”
毛泽东对苏联人跪求再三还一波三折、几乎没有求到的事，美国人主动送给老蒋，而蒋公却出于民族自尊心断然拒绝，这还有可能打赢么？岂不闻“两军相逢勇者胜？”我党的生存哲学阿随早就阐明了，生存竞争就是比赛谁更没良心。良心在生存竞争中乃是致命弱点，这在中国乃是万古不磨的真理。毛之所以能先后赢得党内外权力斗争，靠的就是这一天然优势。在这点上，无论是党外的阶级敌人还是党内的战友，谁都比不上他，只有他才是大英雄。周恩来之所以对毛终生扁扁地服膺，说穿了就是为此。
【未完待续】
时间: 15 8 2007 13:29	 
周恩来为什么怕毛泽东？（六）
芦笛
四、诸家的解释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至少在文革爆发后，周恩来对毛泽东绝对服从。周这么干很明显是违心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首先试图作出解释，他认为，周这么做是受了传统忠君思想的影响，这才会时时处处强调“保持晚节”。周虽然不同意毛的许多作法，但囿于忠君思想，不能不顺势隐忍，在不得罪毛的前提下予以匡救。
有趣的是，周的侄女周秉德连此说都不能容忍，为此与高发生争辩。根据香港《明报》记者报道，周秉德女士称（引用时略去了原文小标题）：
“（周秉德）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表示，虽然近年外间对周恩来有不少
批评，指他对毛泽东一些错误政策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她认为，周
恩来当年这些作法，很多时是顾全大局而身不由己。
周秉德称，有人认为周恩来于中共建国后做了很多违心的事，但实际
上，周恩来对毛泽东并不是盲从的。譬如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时
期，周恩来认为「超英赶美」不切实际，但毛泽东并不接受，还开会
公开批评周恩来：「离右派只有50步」，迫使周恩来最后只能接受毛
泽东的主张。
对于有人认为周恩来在文革中表现软弱，周秉德指出，毛泽东当时的
权力很大，人民都沉醉在他个人崇拜中，周恩来根本不可能和毛泽东
硬碰。若周恩来和毛泽东对抗，「只会让国家分裂，陷入更大的混乱。」
她认为这是周恩来最不愿见到的。
「周恩来处理毛泽东错误的政策时，是以『等待』的方法，当毛泽东
不听他的意见时，他不会勉强劝阻，只在适当的时候才纠正。」周秉
德指出，在大跃进失败后，周恩来就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重建中国经济；而在60年代文革期间，周恩来也努力维
持政府周恩来也努力维持政府运作，把动荡减至最低。
周秉德表示，周恩来并不在意权力，只是别人不理解他的想法，而实
际上，毛泽东对他亦非完全信任。对于早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
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撰书指称，周恩来顺从毛泽东是为保持晚
节，周秉德认为这个说法是错的。「周恩来在1972年便查出患上癌症，
他若想保持晚节，大可退出政坛，安心养病，但因为对国家仍放心不
下，他才撑着病体工作，与保晚节无关。」”
这意思是周恩来是为了国家人民而忍辱负重，这观点在国人甚至在海外华人中都相当盛行。
而高先生则如是说：
“据近日香港《明报》报道，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正在香港参加一个
纪念周恩来的展览会，她在接受采访时，指《晚年周恩来》书中说周
恩来顺从毛泽东是为保持晚节‘这个说法是错的’。对此，高文谦回
应说，周秉德作为周恩来的侄女，为自己的伯父辩护，可以理解。不
过，历史就是历史，周的历史是他自己写的，人们的好恶亲疏是改写
不了的。
高文谦指出，‘保持晚节’是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口头禅，文革中一直
在讲这句话。放到文革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就是表示在政治上要跟着
毛泽东走，这是解读周氏在文革中行事为人的一把钥匙。毛发动的文
革给国家造成浩劫，中国老百姓深受其害，连老干部也不能幸免，毛
是历史的罪人，已无需再说。据邓颖超秘书赵炜不久前出书说，周恩
来在1975年11月已经病得起不来床，还要强挣着写下‘忠于毛主席’
这样的字样。毛是祸国殃民的祸首，借用一句古语，叫做‘庆父不死，
鲁难未已’。那么周的心目中究竟把中国老百姓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忠于毛还是忠于人民，两者必居其一。不知周秉德女士如何才能自圆
其说？”
高先生此论，暴露了他虽然据说是林则徐的后人，但对儒家思想基本没有认知，这才会把“忠君”和“忠于人民”对立起来。其实在儒家看来，两者完全是一回事，忠君必须爱民，爱民就是忠君的操作内容。传统忠臣若遇到毛这种典型的昏君暴君，绝对只会伏地苦谏，直到被圣上砍了脑壳而后已。这就是儒家的“文死谏”。
周的死谏在哪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周对毛甚至其爪牙的曲意逢迎，吮痔舔痈。这方面例子举不胜举，光挑那最恶心的一桩说说就够了。
根据李志绥回忆录（因中文版翻译严重失真，引文据英文版译出）：
“在江青面前，周恩来几乎是一副奴颜媚骨。1966年12月，周恩来在人
民大会堂主持一个重要会议，江青来找他。周长期的卫士长成元功客气
地向江青建议，江青不妨先去吃点东西再来，免得打断会议。
江青勃然大怒，骂道：‘你成元功在总理面前像条哈巴狗，在我面前像
条狼，我要把你抓起来！’她当即命令汪东兴逮捕总理的卫士长。
汪东兴拒绝了，只同意把成调去干别的工作。
周的妻子和最亲密的知心邓颖超此时出来干预了，坚持要汪逮捕成，说：
‘你一定要逮捕成元功，我们不想让人家说我们包庇他。’
汪仍然拒绝逮捕那卫士长。他跟我说：‘成元功为总理和他的夫人干了
一辈子，可他们为了保自己就把他抛出来。’后来他把成送去中央办公
厅的五七干校劳动了一段时间。”
请问中国历史上有过这种“忠臣”么？若按传统标准，周乃是典型的佞臣奸臣。儒家的“忠”的实践是身体力行圣贤之道，并不是对君王百依百顺，更不是助纣为虐。高先生的曾外祖林则徐的著名对联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高先生怎么就没听说过？离开个人的趋利避害，趋福避祸，还能有周恩来这个历史人物么？
周那些无骨表现，连汪东兴、李志绥都看不下去。汪抗命不抓成元功，把成送到干校去，在李志绥得罪了江后又把李送到工厂去避难，似乎也没有为此送命阿？汪能做到的，周何以就做不到？难道“忠臣”竟意味着“无骨”？后来毛借癌症谋杀周，汪传达圣旨时表现得非常残酷无情并不是毫无原因的。的确，有如像周那样没有廉耻地活着，还不如死了，早死一天便少出一日丑。
如果说高先生的“忠臣”说无法成立，周女士的“为国为民”说就更不值一驳了。难道亲笔批准逮捕义女孙维世和弟弟周恩寿，竟然也是为了党国利益？难道1966年7月31日和8月1日两次接见蒯大富，晤谈长达６小时，详细记录了蒯提供的整倒王光美、刘少奇的“红材料”，主动为毛完成战术侦察，使得伟大领袖毛主席得以写出《我的一张大字报》，竟然不是违背党章搞分裂党颠覆党的阴谋活动，而是为了“顾全大局而身不由己”？
至于周不辞职而撑持到最后一息，那也不是什么“顾全大局”，乃是他怕毛入骨的表现。他最怕的是身败名裂，死后人家在他脸上打叉叉。以他的绝顶聪明，当然能看出只要他对毛有用一日，便能安全一日。如果他称病辞职，那立即成全毛的落井下石，再无弥补可能了，当然只能无论怎样窝心都只有撑下去。
周自己就把动机说得明明白白。1974年初，周对耿飙说：“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样打，你自己不要倒；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可见周坚持到底完全是为了自救。这从个人毅力来讲当然很了不起，但不幸与国家人民无关系。
由此可见，上述两说都无法成立。张戎和哈利代与上述两位作者不同，看到了周身上非常触目的奴性，注意到了周对毛的入骨恐惧与顺从，但不幸的是他们对这现象的解释非常牵强，过份强调了《伍豪启事》，似乎认为周怕毛就是因为毛捏了那把柄，甚至暗示那启事可能是毛伪造出来的。在我看来，此乃该书最大的败笔之一。它和其他触目败笔一样，降低了该书的学术价值，为党朋们钻空子提供了弹药，令人倍感遗憾。
据张戎、哈利代毛传：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上海《申报》等主要报纸
上出现了一个《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启事》说‘敝人等深
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军者无异消灭
中国抗日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
地’，说中共路线为苏联利益服务，‘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
际指挥之中国共产党’。‘伍豪’系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启事》毫
无疑问是伪造的。直到今天，中共也说不清到底是谁伪造的，为什么
不选他人，专选周恩来？为什么早不伪造晚不伪造，偏偏就在周取代
毛作红区头号人物时伪造登出？这是巧合吗？而且，毛当时即以苏区
主席名义发布告‘辟谣’，把《伍豪启事》扩散到根本看不到上海报
纸的苏区。”
具有学术研究训练的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这里的一系列推理其实不过是猜疑，根本没有坚实的证据。即使是猜测也很不合格。作者首先得排除那是国民党所为之后，才能猜到共党身上。即使是周的党内政敌所为，那也做得太笨拙，因为周早在1931年12月就到了中央苏区，这种捏造并不能构成什么杀伤力。因此，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国党使用离间计。
就算是周的党内政敌所为，那也未必就是毛。猜测毛伪造那启事不但没有证据，而且几乎没有可操作性。毛当时在瑞金附近养病，又不指挥特工，怎么可能去上海媒体上捣鬼？
“毛当时即以苏区主席名义发布告‘辟谣’，把《伍豪启事》扩散到根本看不到上海报纸的苏区”也有无根据诛心之嫌。熟悉我党规矩的人都知道，以苏区主席名义发布的文字，必定经过中央批准，甚至未必出于毛的主动（张也指出，毛当时在东华山养病，并不在瑞金城里）。周当时是毛的上级，何况此事直接涉及到他，难以想象此类文件竟然会未经周批准便能发布。更大的可能还是出自周的主动。
可惜作者竟然在这虚拟推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
“在共产党的世界里，启事使周的名字受到玷污，权威遭到质疑，周的
惶惶不安可想而知。尤其是，周不能不怀疑，这不是巧合，是毛在搞鬼。
周就这样对毛产生了惧怕心理。从事态的发展可以看出，毛利用周的这
一心理，迫周对他言听计从。”
这儿完全是一连串的想当然。“周的名字受到玷污，权威遭到质疑，周的惶惶不安”全是“可想而知”，毫无证据。“周不能不怀疑，这不是巧合，是毛在搞鬼”、“周就这样对毛产生了惧怕心理”以及“毛利用周的这一心理，迫周对他言听计从”就更是“代死人立言了”。
最无法令人信服的是，作者竟然把周同意毛提出的进军方向也说成是毛利用《伍豪启事》讹诈周的结果：
“这时毛要的是军权。红军那时正久攻赣州城不下，三月初在城下开最
高层会议商讨怎么办。毛一得到通知，跳起来就走。天正下着瓢泼大雨，
子珍让他等雨停了再走，他不听，出庙门顷刻就全身湿透。他连夜马不
停蹄，到了会场便指责军事指挥。同事们并没有把军权给他，大家虽然
都同意撤围赣州，但是仍作决议说：打赣州‘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确的’。
大多数人一致同意向西发展，跟湘赣边区根据地连成一片。可是毛坚持
去东北方向。争执不下，由周恩来拍板定案。周决定两个方向都去，但
只派了三分之一的队伍往西，三分之二跟毛走，包括毛的老搭档林彪手
下的红军主力一军团。
周可以不顾多数人的意志，做出这样一个奇怪的决定，显然是他不想树
毛这个敌。就是从这时起，周恩来开始了持续一生的对毛的恐惧。毛呢，
也一再把《伍豪启事》作为悬在周头上的利剑，一直到四十多年后周临
死之际。”
这儿推论不但毫无证据支持，就连推理过程都牵强附会已极：就算周恩来不顾大多数人的意见同意了毛，那也可以有一万种解释，例如他觉得毛说的很有道理，看到了大众没看到的事，凭什么说那是“奇怪的”？更何况他并没有完全同意毛，而是采取了两路分兵的折衷决策，这样就既同意了毛的主张，又安抚了毛的反对派。此乃他的典型性格，岂能毫无证据便凭想当然认定那是“奇怪的决定”，更由此作出一连串的飞跃结论，武断认定周对毛的恐惧就从此时开始，一直到他临死才了账？
其实若以常理度之，毛根本不可能用《伍豪启事》去讹诈周。这道理再简单不过：讹诈要能奏效，讹诈者必须捏着为大众不知、一旦抛出去便能使对方身败名裂的真凭实据。用大众已知而毫不可信的谎言去讹诈周，只会适得其反，让毛自己身败名裂。上面已经说过，周早在启事发表前３个月就到了中央苏区，共党高干全都知道那启事是伪造的。更何况毛还同意（起码是同意）以他的名义正式辟过谣。毛若真发昏到用这去讹诈周，只会让自己在同志们心目中变成毫无原则的阴谋家，无异于政治自杀。毛再蠢也不至于干出这种蠢事来吧？
事实上，毛从未在延安整风中以此发难，而整风后期就是所谓“审干”，若《伍豪启事》真是什么战略核武器，毛本可以起码亮出来吓唬周，可他根本就没这么做过。他晚年倒的确用这玩意隐晦地吓唬过周，但时移世易，毛周的关系再非昔日可比了。当初毛是周的下级，后来则成了顺之则昌，逆之则粉身碎骨的绝对权威。就连刘少奇他都能一手做成叛徒内奸工贼，要把周做成叛徒又有何难？只有到了那阵子，《伍豪启事》也才有了致命的杀伤力，也才引起了周的巨大恐惧。
但即使如此，毛也只是“引而未发”，从未把那玩意正式亮出来。甚至当红卫兵在“抓叛徒”高潮中从上海旧报纸上刨出了《伍豪启事》之后，毛也并未用来大作文章，只是给周留下了个悬念，让他死在恐惧中。这说明毛整人神功出神入化，正因为他知道《伍豪启事》实在没有说服力，所以不如“把帽子拿在手上”，那样反而更有威慑力。但这么做也只有在他掌握了绝对权力之后才有可能。张哈见不及此，将文革后的情形倒推到３０年代去，犯了刻舟求剑想当然的错误。
事实是，周并没有“从这时起开始了持续一生的对毛的恐惧”。1932年10月，也就是“从这时起”的７个月后，周恩来主持召开宁都会议，罢了毛的总政委之职，由他自己担任。此后周还几次反对过毛，例如在1937年8月间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周带头反对毛和张闻天提出的卖国主张，会后出走凡３个月，毛一再呼唤他都不回去。
周臣服于毛乃是延安整风之后的事，但即使是那阵子，周也不像后来那样服服贴贴。据青年党党魁左舜生的观察：
“（周）在中共的党中央，他虽不居第一位，但他的意见，也不曾被忽
视。说到「当权派」，他才真正是当权的，而且自来看毛不起（在重庆，
如林伯渠、董必武等谈到毛，总叫「毛主席」或「我们的毛主席」，只
有周叫「老毛」）。”（《大陆动乱已在变化中》）
必须指出，这湖南老左的观察力颇强，1945年他和其他参政员访问延安，调解国共争端，见到了张闻天、王明和博古，那观察都非常准确。
关于张闻天，他如是说：
“民国三十四年，我和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章伯钧六人同
访延安，和共方代表毛、朱、周等八人举行了三次会谈，闻天便是他们
的八代表之一。其时我已五十二，闻天四十四，但他那副小孩子面孔，
却和我们在上海时一样，他和我确也谈得很亲热（这是我们「少中」同
人的一种风气，无论在任何场合，我们的私人情感，总是超越党派或政
治意见之上的）。毛泽东也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他当然知道我和
闻天的关系。这次他所以把闻天排在八代表之内，大概多多少少是为了
敷衍我的。会谈结束，我向毛提出，说我个人要和闻天谈谈，毛答：
「您不容易找到他的住所，我派人陪您去」。于是，我和任弼时一阵去
会张，任系毛的亲信，我和闻天谈话，他便坐在旁边，因此我们便只能
叙旧，不便谈政治，这也可看出毛泽东对所谓国际派，是何等的猜忌。
其时闻天住的地方，非常简陋，桌上除几本外文书和一部电话以外，别
无他物（与周恩来的住所迥然不同）（下略）”
王明小像：
“陈绍禹爱出风头，对政治和社会都认识不够，但领袖欲极强，辩才无
碍，每遇着他在参政会发言，能说会道的主席汪精卫，也只能皱皱眉头
了事。有一天，张君劢和我与苏联驻重庆大使鲍格莫诺夫见面，陈为我
们当翻译，俄国话熟极而流利，我和君劢都承认他是中共一个可造的人
才。可是毛泽东始终对他不放心，可能周恩来对他也不满意，大致他留
在参政会只有两年，便调回了延安，据说他回延安后，一直病了好几年，
说不定已被毛软禁。我们到延安后，想揭破这一秘密，也要求和他谈谈，
毛不好拒绝，经过两天，我们便见着了他。其时是阳历七月三、四号，
中午延安天气很热，但他仍穿着棉衣裤晒太阳。据他告诉我们，他已经
打过一千多针，看样子确实有病。他住的地方比闻天的更不如；并且电
话也没有，会客的地方，除几把椅子以外，别无他物，他的太太带着一
个小孩，面黄肌瘦，可看出他们的营养不良。”
博古素描：
“秦邦宪情形稍好一点，仍可往来延安与重庆，但精神也不愉快，他在
延安主编「解放日报」，每天午后出版一大张，我们这几天在延安活动，
都成了这张报纸的第一版材料。在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对他说：「您回
延安后，身体胖多了」。他说：「我在这里，只是饱食终日」。这句话
充分表示他无所事事。”（《谈谈我所认识的几个共产党人──张闻天、
田汉、李达及其他》）
一个局外人在延安走马观花，即能对毛和国际派领袖之间的微妙关系洞若观火，其分析针针见血，令人不能不佩服这湖南骡子的眼力。由此可见他之“周恩来看不起老毛”说虽然不免夸张，但可能还是有一定根据的。
不仅如此，周在“建国”后还反对过毛。这事张戎其实也记录了：
“（一九五六年）四月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叫把砍掉的部分加回去。
政治局没有从命，坚持他们的意见。毛怒而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去找
毛，想说服毛，最后实在无法时冒出一句，说他‘从良心上不能同意’
毛的做法。周恩来跟毛讲良心，使毛怒不可遏。但毛无可奈何。”
毛后来为此批“反冒进”，在南宁会议上把周整到请辞地步。由此可见，那时的周还并不是百依百顺的奴才，何以万能的“伍豪启事”竟尔失灵了呢？
综上所述，上述诸家对毛周关系的诠释，似乎都无法成立。敝人无学，所见有限，迄未见到令人信服的有关文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