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明叔
来源公众号：明叔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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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范围内极端思潮都有不断抬头的趋势。
在不同的国家，极端思潮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一些国家，极端思潮表现为反移民、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或者表现为反建制派、反大资本的情绪。
在部分国家，极端思潮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相结合，出现了强烈的排外倾向。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后，从全世界范围看，一些国家没有走向更加和谐、更加团结的局面，反而因为贫富分化、治理失调、网络失序、地缘政治动荡等原因，走向一个更加割裂、更加对立、更加紧张的局面。
以美国为样本，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国际上极端思潮兴起，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背景：
——从经济上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新自由主义兴起，过于强调“市场万能”，削弱了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调节作用，经过40年的积累，美国出现新一轮的严重贫富分化和利益分配失衡，这是当前美国社会极端思潮兴起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兴起，美国社会本来就非常多元的意见表达变得更加混乱。面对种种乱象，美国从维护“言论自由”这一根深蒂固的立国理念出发，对网络兴起在美国社会中带来的思想、认知和舆论混乱，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更谈不上认真解决，这大大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极化现象。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内部“左”“右”对立严重，几乎酿成水火不容的局面。大大小小的意见领袖出于各种目的投身舆论场，形成各自的拥护者群体，相互攻击、指责，时而酿成线下的冲突，这导致美国整个国家未来有面临某种形式“分裂”的风险。
在中国国内，现阶段同样面临不同程度极端思潮兴起的风险：
——长期以来，部分地方政府在治理能力上的欠缺，容易造成“塔西陀效应”，“仇官”、反特权、反腐败的思潮有着深远的社会基础；
——多年来，房地产行业发展失序，导致多数一二线城市房价相对于民众收入畸形过高，对年轻人形成巨大的心理和现实压迫感；同时，互联网等部分行业不断上演“造富”神话，刺激着年轻人的敏感神经，社会上的“仇富”心理有所抬头；
——部分行业、部分企业长期存在对《劳动法》执行不严、劳动监察部门执法不到位等现象，这与一些企业的管理水平不高相结合，导致“996”、“内卷”现象丛生，严重影响了普通劳动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社会上“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的声浪这几年明显增多；
——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监管水平毫无疑问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但依然面临网络、社交媒体兴起带来的社会思潮割裂、对立等挑战，特别是部分自媒体意见领袖因动机不纯、责任感缺失，每每在舆论场中带节奏，容易引发舆论风暴；
——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爱国”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年轻人的主流思想，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如果缺乏“理性”、“科学”、“务实”的精神，朴素的“爱国”思想容易转化为排外思想、对内“锄奸”的斗争思想，突出表现为对不同观点的不包容、排斥和打击，容易把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争论上升到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层面。这种非理性的“爱国”情绪，也容易形成一种盲目自大的倾向，削弱了中国继续向世界各国一切先进技术、理念和管理经验学习的动力。
要避免极端思潮在中国再次兴起，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快推动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围的共同富裕。特别是要解决好“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七个关键问题，通过让每一个阶层、每一个个体有更大的获得感、幸福感，化解滋生不满、焦虑、对抗等各种极端情绪的深层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

与此同时，要对当前各种极端社会思潮兴起、传播和强化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必要时进行干预，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基于常识的理性”共识，以此对抗和化解民粹等各种极端思潮。
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的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已经得到了根本性改善。这是新中国成立72年来，中国经济、科技、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结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断显现的结果。今天，美国拜登政府明确表示，不寻求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制度，就是对美国用惯常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等手段颠覆中国政权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一种直白承认。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中国民众出于普遍的爱国情感，以及对中美在抗疫等治理问题上差异表现的认知，“四个自信”空前增强。这是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在这个基本判断之下，今后我们在继续筑牢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底线的基础上，可能需要更多关注其他社会极端思潮兴起对中国社会稳定、民众团结、国家长治久安的影响，加快在全社会层面构建“基于常识的理性”。
1）充分认识到改革开放是改变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中国要取得最终的胜利，靠的依然是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用改革化解内部矛盾、释放发展潜力、提升发展活力；用开放不断做大与世界各国利益交融的蛋糕，突破美国的遏制、封锁和包围。现在绝对不是要让改革开放步伐停滞、走回头路的时候。
2）统筹用好市场和计划两种资源配置手段。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反复表明，市场仍是当前人类社会资源配置优化、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有效手段。同时，要打破“市场万能”的迷思，对于市场化过程中产生的无序竞争、垄断、两极分化等问题，要通过更加健全的监管体系和收入分配体系来纠正。
3）警惕煽动“仇富”思想，制造社会阶层对立。现阶段，任何人通过诚实劳作、合法经营获得的收入和财富，都应该依法受到保护。对于过高收入，主要通过二次分配进行调节，对于非法收入，依法进行打击。“致富光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4）警惕煽动“仇官”思想，制造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人为对立。对于各级地方政府在具体治理上的问题和短板，要及时纠正，举一反三，但反对将治理中的具体问题上纲上线，制造对体制和政府的攻击。
5）继续尊重企业家的首创精神。在法治的基础上，继续发挥企业家的积极性，肯定企业家在创造就业、缴纳税收方面的积极作用，避免随意将企业家定义为“资本家”。对于少数钻法律空子、盲目逐利的企业家，依法进行打击和规范。
6）继续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跟年青一代讲清楚“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危害性，允许和鼓励良性竞争，继续强调发挥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不提倡“佛系”、“躺平”。
7）坚持法治化思维，涉及具体司法案件，反对发动舆论审判和道德绑架。涉及对具体人物、机构和组织的评价，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导向，反对上纲上线、大鸣大放。
8）反对非理性攻击，鼓励和包容建设性批评。通过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督促地方政府重视民声、民意，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地方，避免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影响全局。同时，通过有序的舆论监督，为各级地方政府不断提升治理能力保持压力、制造动力、提供输入。
9）规范舆论场中意见领袖的角色和作用。曾经，一些所谓的意见领袖出于对中国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不认同，在中国舆论场中散播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部分人后来被称之为“公知”。目前“公知”在中国舆论场中的作用已经日益受到限制，缺乏市场。但与此同时，也要防止一些所谓的意见领袖，在具体社会事件中煽风点火，制造社会对立，制造民众和政府的对立。还有一些意见领袖，在“左”的错误思想下，煽动民粹，看似“为了国家、为了民众”，但实际上由于其非理性的特质，往往会带来极端思潮的扩散，极容易消解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众多理性共识。特别是少数意见领袖，打着“正能量”、“爱国”等标签，煽动极端思想，危害性更隐蔽。比如，前不久江苏联通微博账号正常发了一篇有关蛋炒饭的食谱，却被司马南、明德先生等一些人恶意炒作成“污蔑英烈”，虽然经过警方调查，确认江苏联通微博账号不存在违法情况，但这些在舆论场中带节奏的行为，仍然在民众当中形成了很大的割裂和对立，甚至让一些人担心“文字狱”。这种带节奏的做法，与依法打击各种污蔑英烈的违法犯罪行为背道而驰，本质上仍属于一种“低级红、高级黑”的做法，值得警惕，需要规范。
10）要在全社会倡导“爱国、理性、科学、务实”的导向。“爱国”应该成为当下中国一切社会思潮的基础和出发点。简单来说，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今天，要继续反对那种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要继续反对超越历史阶段谈“普世价值观”，要继续反对那种以“不爱国”来标新立异，表明自己所谓思想独立的错误倾向。与此同时，要坚持“理性”，避免极端、狂躁、偏狭的观点；要尊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一般规律；要坚持务实的导向，减少无效的争论，避免大鸣大放，要聚焦现实问题，多解决具体问题。
今天的中国，不仅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发展阶段，也处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好的发展阶段。我们每个人，都要逐渐形成一种“大国国民”的心态，保持一份从容和理性，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避免极端化、避免僵化。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对于自己的国家，既要坚定“四个自信”，不要妄自菲薄，也要实事求是，反对妄自尊大。
今后若干年，如果我们能再次将“基于理性的共识”，作为中国全社会的主流思潮，不仅有利于我们在中美博弈中取得最后的胜利，也有利于消解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极端思潮，让中国社会内部在一些重大、基础问题上，认知相对统一，避免极化、对立，最终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