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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相继，但服饰面貌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唐代雍容华贵、张扬开放，宋代服饰式样简洁、朴素淡雅。宋代服饰风格形成的原因，除宋代统治者提倡简朴、洁静、不异众的着装观念外，传统观点多认为主要是受理学的影响。

实际上，北宋时期理学并没有形成，南宋时期理学兴起，但只是一家之言，到明初才确定为官学，理学对宋代服饰风格的影响是有限的。因此，如果认为宋代服饰风格是受理学影响，倒不如说是受儒、释、道三学共同作用影响的结果。三教通过文人的参悟，修行，影响了文人的审美观念，并通过文人阶层的影响力，扩大到整个社会。


整体而言，唐宋时期在科举制度之下，知识分子有了进入社会上层的渠道，只是面临的社会习尚有别。胡汉一体的唐王朝，胡气大盛，尚武豪放，辽阔的疆土引起了士人驰骋沙场建立功业的愿望，“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唐代文人以穿窄袖紧身袍、腰中佩剑来表现崇侠尚武精神。宋太祖建立政权后，形势大变，统治阶级吸收了唐、五代以来武人拥兵自重的教训，“兴文教、抑武事”，提高文官地位，以文臣抑制武将，高级官员无论文、武皆由文官担任，并且退休后享受优待。文官成为当时最好的职业。同时，宋代大兴科举选士，并且不问家世，使得寒门弟子有机会科举得中走向仕途，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终被科举选官制取代，真正打破了长期以来士族霸政的局面。

科举中士成为整个社会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认知，中举而仕的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成为文人的典范楷模。宋代社会兴起的重学重教之风，推动了文化教育的普及，从上层至平民百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阶层，他们与唐代多为士族出身的文人相比,文人意识更为自觉,更为强烈。在宋代崇文抑武的社会背景下，装束表现自然不再崇尚武装，而是呈现别样的风采。


唐、五代时期，汉代以来儒家的传统统治地位遭到摒弃。宋时，统治者认为不尊儒术是国家不能长治久安的原因，于是十分重视儒家经典的恢复与整理，据儒家思想制订典章制度，但也不排斥佛教与道教。儒释道三教汇通，极大地影响了宋代文人的价值观。他们思想自由，立足儒家思想探求兴国之道的同时，又可以道、释阐悟人生，因此他们能超然地对待人生的荣辱得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即可通过建功立业来寻求个体的生命价值，也可通过内心的适意、自足、感悟、自由来实现生命的本来意义，人生价值的追求是多元的。

宋代社会，随着文人思想修养和生命价值观的养成，形成新的审美思潮，即追求平淡、自然、典雅。这种思想变化以北宋中期文坛领袖苏轼最具代表性，其在诗、词、书、画的审美格调代表了文人的美学理念上升至新高度。李泽厚评价苏轼美学思想说：“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

文人的审美理念影响、主导了整个社会的审美取向。他们追求的不是表面的喧闹与华丽，而是外呈平淡简朴、内则深邃悠长之美，这种美体现于宋代各个艺术领域，建筑、绘画、陶瓷等都以简洁、素雅、清淡、含蓄为美，渗透着强烈的文人气质。反映在日常服饰中，则表现为朴素清新、自然雅致的着装风范，造型上要求简练，面料上要求质朴，纹样上要求自然生动。如宋代文人喜穿的褐衣、直掇、道衣、鹤氅、野服等，风格不再同于唐代文人所服的圆领窄袖袍，而是继承传统汉服的特点，交领大袖，宽身飘逸，即方便舒适，又不失礼仪；色彩上则多用淡色，如黄、白、青等，特别是白衣黑缘的服装最多。宋代文人衣着与唐代文人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宋代以文人为中心的审美上升至美学的高层次。在这样一个文人气息浓郁的时代,世人因对文人儒士的崇慕而形成了仿效其服饰的风尚，文人服饰引导了时人的着装风格，主导了社会审美意识。以女子服饰为例，在色彩上摒弃了唐代的浓艳华丽，主要以淡雅的间色为尚，如粉红、浅黄、淡蓝、青、藕色、墨绿、淡紫色为基调等，平静淡雅之美。宋代上层妇女喜着郁金香根染的黄色，如宋诗中有“淡黄衫子郁香裙”、“六幅双裙染郁金”之句。

另欧阳修《浣溪沙》中有“天碧罗衣拂地垂，美人初著更相宜”；宋人《五国故事》也载“建康染肆之榜多题曰‘天水碧’”，可见“天碧”色也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颜色，其恰到好处的浅淡雅致吻合了时人追求美的标准。“宋代讲究的是细洁净润，色调单纯，趣味高雅，它上与唐之鲜艳，下与明清之俗丽，都迥然不同。所有这些，体现出一个规律性的共同趋向，即追求韵味，而且彼此呼应协调，相互补充配合，成为一代美学风神。”李泽厚先生对宋代美学的评价，用于宋代服饰风格上也同样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