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平（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京成曾经接过几起电影投资诈骗案，在他看来，金盾影视中心、李学政在影视行业是权威、专业的象征，一些出品公司利用这种“假关系”发布“假项目”，能引来很多潜在的合作，最后或能顺利融资，但此举损害了金盾影视中心的权益和李学政的署名权。

因多次被“碰瓷”，李学政不胜其烦。他直言，影响不大的骗局只能假装看不见，因为很难全部追究，“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还是可以打的，有些还不好打，因为牵扯很多人”。

2019年《巡回检察组》立项之初，某影视公司在项目投资中只占5%的份额，却对外宣称其投资占该剧总投资的50%，在全国各地以众筹方式将这些股份释放出去，并且释放对象是不特定关系人，导致数百人受骗。“通过这种操作，很快就能收回成本，将风险留给下面的投资人。这种操作方式比较隐蔽，骗取不特定关系人的钱财，社会危害性很大。”李学政说。这是一起典型的恶性诈骗事件，最终该公司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据李学政介绍，目前常见的影视投资骗局有三种：打着著名影视公司、导演、当红明星或者重要机关的旗号，宣称合作，骗取投资；将影视作品包装成一个高收益率的理财产品，利用高收益率为诱饵，吸引投资者入局；对外出让投资份额，以众筹形式溢价售卖。

此外，据公开报道，还有人用具有诱惑力的概念吸引投资，比如以上映电影的票房表现作为分红的标准。此前有人在网上宣称，电影《狐踪谍影》发行14万张“版票”，每张1000元，总和占该电影50%的票房分红，而票房预计在20亿元以上。该片曾宣称2018年10月黄金档上映，最后直到2020年才上映。当投资人去咨询时，对方又辩称“版票”只是由公司发行的具有收藏价值和门票功能的票。

在李学政看来，那些假借知名导演、演员参与做项目宣传的公司，有的是因为缺乏资金但又急于做成影视项目，采用此招筹到钱后，再去找那些被冒名的导演、演员合作，“但很多时候好演员和导演没有档期，片方只能换人拍摄。如果投资商所签的合同里没有规定主创人员，被坑后就很难打官司维权”。

更恶劣的是，有的项目方骗到钱以后挪用他处，甚至卷钱跑路。“处理这种事情，通常是发个声明不了了之，能看到的人很少。如果我们起诉侵权方，不仅耗时很长，而且对方多是皮包公司，得不到什么赔偿。”李学政说，违法成本太低了。

明星上演推动股市神话

天价片酬背后内幕重重

为什么虚假项目和投资在演艺圈如此猖獗？李学政认为，这和近年来资本大量涌入有一定关系，“大家觉得演艺行业好赚钱，一窝蜂涌入该行业，有些人心怀鬼胎，利用假项目、假投资圈钱”。

然而，资本市场从来都没有那么简单。

人们至今对2016年一家明星企业企图用6000万元撬动30多亿元的疯狂操作记忆深刻。

当年，演员赵薇和丈夫黄有龙成立的龙薇传媒，试图以30.6亿元的高价收购上市公司万家文化。成立仅一个月的龙薇传媒注册资本尚未实缴到位，仅有6000万元为自有收购资金，杠杆率高达51倍。

此举在A股市场引发不小的震动。最终，该笔交易被叫停。

也是在2016年，深交所向乐视发出明星为何低价入股的质询，乐视网拟向乐视影业44名股东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其中包括多位大牌影视明星，深交所要求披露乐视影业报告期内的详细财务数据。暴风集团拟以10.8亿元的对价收购稻草熊影业60%的股权，该公司主要明星股东为吴奇隆和刘诗诗，溢价率近40倍，收购方案很快被证监会予以否决。

当时，在影视公司上市热潮的刺激下，不少一线艺人纷纷扎堆入股当老板，在影视界掀起“明星股东”旋风，名人IP在资本领域到了炙手可热的哄抢阶段，外界对明星空壳公司估值存有质疑。也有投资者认为，存在影视明星巨额利益输送并由中小股东买单之嫌。证券监管部门则频频发出警示，明星证券化“对上市公司经营及财务报表有重大影响，很可能对投资者形成误导”。

2016年，随着一些明星收购案的流产，“明星推动股市神话”戛然而止。尽管没有明确的监管政策出台，但2016年至今，再也没有一家明星影视公司能登陆A股。

而一些不良影视资本破坏行业生态，快速攫取利益的脚步却从未停止过。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有的影视上市公司放大杠杆、以小博大，通过“明星证券化—标的公司‘空壳’化—保底发行、票房造假哄抬股价—自买自卖、减持质押疯狂套现”的资本运作套路，掏空了很多中小投资者。

李学政透露，有的影视上市公司甚至故意包装亏本的公司，赚股民的钱“割韭菜”。

“某些影视公司真正的收入，不在主营业务，而在其背后的资本市场套现。”编剧郭明亮曾对影视投资有过研究，他发现，股市一度成为资本方的“提款机”。

2021年A股市场“影视借壳第一股”长城影视被终止上市，该公司实际控制人赵锐勇通过借壳、自买自卖、高位减持、股权质押等手段获得大量高杠杆资金，被舆论质疑为空手套白狼。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汪海林曾是《楚汉传奇》《铁齿铜牙纪晓岚》等影视剧的编剧。他告诉记者，在资本游戏的疯狂加持下，影视行业的购销环节存在诸多猫腻。

汪海林说，在我国，影视行业存在垄断现象，即制作公司和播出平台是一家，制作公司和经纪公司也是一体。“自己制作，再卖给自己，中间产生利润。实际上，经纪公司应该提高成本，制作公司应该降低成本，但他们是同一家，如果老板让经纪公司把艺人价格做高，那么艺人的价格就是可控的，回报也是稳定的。一旦可控，就能完成高利润，财务流水就会很好看，所以影视公司特别热衷于签艺人、签经纪公司。艺人只要上戏，他们就会有回报，而项目回报相对是不可控的。”

资本方为什么青睐流量明星？汪海林解释说，因为资本方可以通过流量明星做出天价片酬，推高成本，再做出超长剧集，做出超高单价，获得大量利润，迅速完成对赌。

他透露，这中间有非常广阔的黑灰地带，做出虚高的成本和虚高的售价后，能从中获取差价。比如一部戏通过上述一系列操作，将成本虚高至5亿元，再卖出7亿元，哪怕是“保底”5亿元，他们都可以从中获取巨额差价。

这种模式驱动下，利益唾手可得，一些不良资本方、制作方便无所不用其极，最终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销售中，给的回扣多，即使作品不好也能卖出高价钱，好的作品反而卖不掉。他们会想出一些对老板或者平台有说服力的说法，流量就是其中一个说法。这个明星为什么值这么多钱，为什么需要用这么多费用去买，因为他有流量。”汪海林说，所以资本方和制片方就会想尽办法把明星的流量数据抬高。

明星流量变成资本方和制片方的一道护身符。“从播出效果来看，如果收视率高，说明他们选对了；如果不高，就可以将责任推给流量明星。”汪海林说。

重塑影视作品评估体系

呼唤中国“派拉蒙法案”

“热钱来得快，催生了很多投机者入局，虚报天价的投资金额，虚报强大的人脉关系，投机者们混迹在影视圈，客观上搅乱了这个行业。”郭明亮说。

如何根治演艺圈资本市场乱象，汪海林认为需要从两方面发力，一是管理好平台，二是解决垄断问题。

“目前存在横向垄断和纵向垄断的现象。”汪海林解释，关于横向垄断，目前由几家网络影视平台对内容、价格进行高度控制；关于纵向垄断，从文学网站即所谓的IP开始，到制作、艺人经纪、播出、宣发甚至数据，全部被资本方掌握，形成一个闭环，而这个闭环是不透明的，也容易产生腐败。

他建议进行政策性拆分，将制片公司的发行和放映业务分离。

“呼唤中国的‘派拉蒙法案’（美国于1948年5月开始推行的法案，该法案判定大制片厂垂直垄断为非法）。制作公司不能做院线，经纪公司不能做制作。这样一来，经纪人就会去维护艺人的权益，制作公司就要去和经纪公司谈判，降低艺人的成本，如此才会形成良性业态。”汪海林说。

在他看来，目前国家对于流量至上现象进行了多方位管控，短期内会遏制流量经济愈演愈烈，但仍需加快建立新的质量评估体系和风险评估体系。同时，尽快建立新的购销机制和剧作中心制，以故事来定项目、定价格，以实际播出效果来定收益。

“如今虽然斩断了一些数据的来源，但资本方仍然可以想办法去寻找新的数据，实现新的流量算法，因为现在一些网络平台还只会通过流量算法来进行项目评估和买卖。”汪海林说，“所以要改变流量算法，要让数据资产国有化、公共化、社会化，不能被私有资本掌握和随意利用。”

而在李学政看来，在演艺圈，不论是哪一个环节的文艺工作者，都必须具有凝聚大众力量做先进文化的思想觉悟。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有高度、有格局、有温度、有价值的影视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