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为何明代瓷器上频繁出现海兽题材？

明永乐十七年，当郑和船队第五次下西洋返回时，不仅获得了皇帝的嘉奖，更带回了诸多异国珍奇的动物。

根据《天妃应灵之纪》的记载:“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陆之伟宝，莫不争先呈献。”

这里讲的就是各国争先给永乐大帝进献“灵物、伟宝”（瑞兽）。

朱棣为了加强和合法化自己的统治，特别喜欢使用吉祥和祥瑞的象征。因此，他的群臣纷纷从四面八方收集各种珍奇动物以迎合皇帝的喜好，比如狮子、白象、灵犀、长颈鹿等。


明人《瑞应图》卷 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些动物不仅进献给皇帝，也被绘制成美丽的纹饰出现在当时的瓷器上，仿佛组成了一座“海上动物园”。

在明代永乐至宣德时期，这些海兽纹饰不仅仅是视觉的享受，还具有一股无法忽视的独特魅力。

它们不同于传统神话与民间传说中的虚构生物，这些“海兽”多是源于真实世界的海洋生物，或者是以海外珍奇动物为蓝本。

它们背后还暗含了丰富的文化和政治内涵，显示了明代海洋文化与皇权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




下面是小编阅读相关文献之后，概括明代瓷器上各种海兽纹饰所代表的意义和象征，仅供参考：



根据现存的资料，此时的海兽分两类：一种生活在陆地的生物：比如象、麒麟、马、鹿、羊等；另一种是水生生物：比如龙、鱼、虾等。
其实，明代初期实际上是中国大航海历史的重要篇章。


当时，中国与海洋世界的连接主要有两个方向：

一是民间的非法贸易；

二是受到国家官方承认的朝贡体系。

虽然民间的非法贸易被明文禁止，但当时的永乐大帝下令建造了数百艘航行性能出色的舰船，甚至还有专为载货设计的大型“宝船”。此时的朝贡体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


明代是中国大航海时代的开始，特别是在永乐皇帝时期，郑和七下西洋使得与临海各国的联系越发紧密。



永乐年间，郑和的下西洋之行更是带回了各类被视为吉祥象征的异国动物，如麒麟、天马和神鹿，这不仅丰富了朝廷的动物珍藏，更为马贸易添加了一层神秘和文化内涵。




然而，海兽纹饰并非明代的独创。

宋代瓷器上也有着类似的“飞鱼化龙”等纹饰，但与明代不同的是，明代的海兽纹饰直接受到了皇帝个人兴趣和当时社会政治氛围的影响。


北宋 耀州窑印鱼化龙戏珠纹碗


在纹饰技术层面上，这一时期的瓷器主要采用青花、釉里红和留白等多种表现技巧。尤其是青花与红彩在色调上形成鲜明对比，如同“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一种低调而高级的审美观。在海兽纹的设计上，通常会加入火焰、波涛等元素，以增强丰富画面和立体的视觉效果。


明宣德青花红彩海兽纹高足碗


“天马“与“福禄”

这些不同的海兽形象都有其具体的现实或神话背景，一旦它们被绘制在瓷器上，它们就像得到了神奇力量，能上天入地，游走于现实与幻想之间。




海兽纹饰，盛行了五十余年，从永乐至成化，影响甚至波及了整个明代的审美趣味。这些明代的“海上动物园”不仅是物质文化的珍宝，更是精神文化的寄托。


到了明朝中后期，尽管海兽纹的出现频率减少，但瑞兽这一纹饰依然占有一席之地。


尽管年代更迭，海外贡献的异兽仍受皇帝们的青睐，但与之前不同的是，它们已不再承载着同样的政治和社会寓意。


清康熙 釉里红瑞兽图油锤瓶，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在明代初年的大航海背景下，海兽纹饰的流行不仅是当时复杂多变的政局下人们对和平、安乐的渴求，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对海洋的广泛探索和对航海安全的祈愿。

既凝聚了明朝帝国的雄心与开放，也记载了远航海员面对未知的渴望与畏惧。

即便面对极其艰辛的海上探险和不确定的命运，明朝人用瓷器上的海兽纹赋予了他们勇气和希望。

参考文献：

高宗帅《海上瑞兽：永宣瓷器上的海兽题材》

吉瑞琦，王群山《明代瑞兽纹样的异化现象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