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不太遥远的历史》之四
原创 肖江 作家肖江的园地 2023-05-16 07:30
“文革”种子的孕育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后，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持敌视和封锁政策，中国被迫采取“一边倒”政策必然导致国家政策全面向苏联看齐。中苏建交之初的几年，也曾经历了短时间的蜜月期。但随着苏共“老子党”面目的暴露，中苏各方面关系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行渐远。

   由于对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认识的陌生以及不尊重经济规律，中国在建国后不久希望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方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梦想破灭。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变故，社会主义运动受挫。随着斯大林离世，赫鲁晓夫上台，修正主义的危险让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为此而绷紧了政治神经；同时，也对“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的教训充满担心和警惕。而恰恰在这个时期，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也因政见不同产生嫌隙。

    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产生了懈怠思想，渐渐放松了自我改造，从上到下，腐败、脱离群众、享受之风呈多发之势。为了纯洁和巩固党的领导，中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四清”运动。

   从国内形势看，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严重的“左”倾错误，使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一危局的出现也使中共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开始大讲阶级斗争，并决定在城乡发动四清运动。


   这一运动也被史学家们看成是为“文革”发动埋下的种子。

    中共高层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如何看待国内的困难形势；二是包产到户。

   对于1958年以来“大跃进”带来的困难局面，中共高层（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对导致困难的原因基本上认同“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看法。毛泽东则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

   对于包产到户问题。面对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安徽省委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予以变通处理，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即“责任田”。毛泽东对此初期予以谨慎同意。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不再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他认为，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并且说：“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这一切，都促使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

    在国际上，苏联对中国内部政策，特别是“三面红旗”提出批评。在同一时期，中国周边环境日趋紧张。东西方“冷战”加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在国际上对中国加强封锁；中印边境上冲突不断；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不断蔓延；台湾岛上的蒋介石集团蠢蠢欲动，试图借机“反攻大陆”等。

   国内外政治形势的恶化，特别是中苏关系的恶化，引发毛泽东对“反修防修”问题的深入思考。1962年8-9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他明确指示：“要花几年时间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并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不久后，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目的的“四清”运动在全国展开。

   1963-1966年，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始在中国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城乡社教运动。

    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干部、群众之间的矛盾，防止在中国发生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农村的社教内容以“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账务”（即四清）。城市的社教运动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后期发展成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四个方面，通称“四清”。

   “四清”运动对改变农村干部的作风、完善基层财务、保管制度、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有一定积极意义，但由于“四清”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下展开的，运动将多种问题简单归结于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到错误处理和打击。特别是1965年初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史称“二十三”条），强调“四清”运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

   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四清”运动也让在这次运动中持不断观点和认识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之间产生了裂隙和矛盾。矛盾也向着激化的方向快速靠近。其中，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已经在“四清”运动中显现，随着运动的深入，他们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此时，“文革”风暴的种子已经在地下开始萌动，正等待着时机冲出地面。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领域也已经暗潮汹涌，对文化批评的声浪也越来越高，“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工作也越来越不被毛泽东认可。

   1965年11月13日-17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安徽、江苏、上海等地，在与省市领导谈话时，主要内容是谈打仗、备战、抓好生产，对“四清”谈的很少。此时，毛泽东已经认识到，“四清”和文化批判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希望解决的问题。“文革”的大风暴已经在酝酿之中。

    恰在此时，在上海，策划准备多时，由姚文元领衔撰写的《海瑞罢官》出炉了。“文革”的导火索终于被点燃，一场连发动者都无法预料的十年浩劫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