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晞：老朋友，美国记者白修德笔下的周恩来
原创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18 07:05

作者：袁晞 美国记者白修德与周恩来音频：00:0019:45
五十年前的北京。1972年2月21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辉煌，高朋满座，周恩来总理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宴会正在进行。觥筹交错间，坐在宴会厅后排桌边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看见主桌上的尼克松起身端着酒杯绕着桌子敬酒，周恩来与挨着坐的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在闲谈，他飞快跑向主桌。当他蜿蜒曲折穿行过无数餐桌接近主桌时，美国特工和中国安保人员立即拦住了他。

正在掰扯和挣巴时，周恩来和帕特同时看见了他，周恩来用英语说：“老朋友。”并招手示意安保放他过去。尼克松夫人与白修德相识，听周恩来连声说：“老朋友 ，老朋友。”以为周恩来说她和白修德是老朋友，于是也点头说：“是老朋友。”

白修德在1978年出版的回忆录《追寻历史——一个记者和他的20世纪》中回忆当时的场景时写道：“我很惊讶，都二十五年没见了，周恩来还是一下认出了我，下一刻，我就立刻充当起了他们之间的口译，努力把他们彼此想说的话传达给对方。”此时帕特才明白周恩来和白修德才是老朋友，三十多年前就认识了。

白修德在中国


周恩来和白修德的故事，要从抗日战争中的重庆说起。

白修德英文本名西奥多·H·怀特，1915年出生于美国波士顿一个贫穷的犹太人家庭，童年坎坷，曾以卖报为生。他靠报童助学金和以优异成绩取得的奖学金读完了哈佛大学。在大学期间，他师从费正清先生，学习了中文和中国历史文化。

从哈佛毕业时，白修德拿到了谢尔顿旅行奖学金。这一由藏书家谢尔顿的遗孀捐赠五十万美元设立的奖学金，是要让哈佛“前途无量的学生”听从自己的心意，去全世界他们喜欢的地方旅游一年，不要考虑学习和工作，只要随心漫游。认识世界，开阔眼界，让年轻人更恰当地选择未来。这确实是一个帮助青年成长的好思路。

白修德的打算是环游世界后，回到美国当个历史学教授。

一千五百美金在当时是一个大数目，六百元就能买到环球旅行的所有车船票，三百元住宿和吃喝。孝顺的儿子还给了母亲三百元，够应付这个节俭的家庭八个月的全部开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环球旅行已经比凡尔纳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里的福格先生的旅途便捷了不少，但航空业还不发达，主要交通工具仍是轮船和火车。白修德从纽约登船，到伦敦、巴黎，再去自己祖先生活过的巴勒斯坦，经亚丁、科伦坡、新加坡到上海。非洲和亚洲路过的码头上都飘扬着米字旗，给他留下印象深刻。

白修德在中国
到上海下了船，白修德计划待几个月，把这里当大本营，好好观察中国和东方。当时被帝国主义控制的上海被称为“东方的巴黎”，“是个开放的城市——卡巴莱歌舞表演、鸦片烟馆、妓院、血巷、码头区、流氓，什么都有。”

在这里的工厂，他看到十岁左右的男孩在热水瓶厂一天劳动十多个小时，脚不时踩在玻璃渣上；看到六七岁的小女孩在缫丝厂站在热水缸前干活，手指的关节是腐烂的，皮肤上满是水泡，皮开肉绽。男女童工死亡是家常便饭，裹一张破席子就抬出去扔了。

骄奢淫逸与无言悲伤形成鲜明的对比，底层人民的绝望之深，上层阶级寻欢之堕落，让美国的精英阶层都觉得不可思议。白修德动摇了，不想再当一个四处游走的观察者，“此刻的他决定要以革命者、游击队队员、鼓动者或其他随便什么身份，亲自投身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去。”

在上海，他与中华民国政府的人联系，主动提出要帮助中国。之后，他买了太古洋行的船票离开上海前往河内，轮船经停香港时，他漫无目的地走进了民国政府情报部办事处，不料在上海联系过的国民党官员正在等他，说重庆方面宣传部门负责对外新闻的人正要离职，问白修德是否可接替这个工作，如同意，可立刻前往重庆。原来重庆的上司听说哈佛毕业的美国人自愿要为中国政府工作，下属自然不敢不怠慢。

白修德同意了，他回船上取了行李，还没忘要回剩下那半航程的船票钱。第三天晚上，他搭上一架夜航飞机，在夜空中飞越日军阵线，抵达了中国的战时首都。

白修德在重庆
白修德在重庆的工作相当于现在的外宣办主任，负责审查外国记者的稿件，不让国民党政府的负面新闻发到国外。待了一年，他发现除了蒋介石，政府的大批高官无论生活、做梦、思考、交流用的都是英语，而这个政府中“所有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中国高官都与自己国家的人民严重脱节，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国民，甚至都不了解脚下的这座古城”。他也渐渐明白了，蒋介石聘请他只是为了操纵美国舆论，只要能说服美国相信中美之未来在于联合抗日，那么一切手段都是必要的，“我的工作就是不惜利用谎言来践行这一策略”。于是他当起了业余记者，把功夫用在报道影响广泛的混乱时局与战争悲剧上。

日寇对重庆的轰炸让他目睹了暴力与血腥；在山西抗战前线，他亲眼看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守住阵线献出了生命。在日军、国军、共军三股势力的交错中，他有机会与共产党游击队打交道。“旧的世界正在一点点消亡，托吴队长（共产党的游击队长）的福，我得以看清它如今的模样”。

前线的经历 “彻底颠覆了我对政治的理解”， 让他清楚地知道，“我这辈子永远不会回波士顿当历史教授了”。返回重庆时，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已无法再为蒋介石和他的政府工作了。机缘巧合，美国《时代》周刊聘请他为“特约记者”。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白修德认识了周恩来。

1940年9月，和邓颖超在被日本飞机炸毁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楼前



当时，周恩来只有四十出头儿，身处远离大部队的重庆，“他就像是毛泽东的塔台侦察员，不惜一切代价与外界保持联系就是他的工作。”“他的任务是充当共产党及其军队与蒋介石的政府之间的缓冲器，以善辩的言辞从国民党中央政府处取得任何可支持共产党抗日战争的援助。”

皖南事变后，在采访中白修德认为周恩来为他还原了事变真相，白修德写道：“与我交谈了几个小时，将他高超的逻辑分析能力展露无遗。周恩来聪明绝顶，无论是细节观察力还是逻辑推理力，都令人惊叹……他为我解释了中国政府的性质、中国陆军、电话通信系统以及蒋介石必须平衡并操控的各武装力量。”“他说，他断定蒋介石没有明确下令发动并指挥皖南事变——但蒋介石必然暗示过前线战地指挥官，随便他们以何种方式找共产党算账，他都不介意。”白修德问：“蒋介石当时是不是在对你撒谎 ？”“不。”周恩来说，“有人在对总司令（蒋介石）撒谎，但总司令的话里也掺杂了谎言。总司令撒谎的目的是想要巩固自己在各派系中的位置。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利用国内所有矛盾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国内矛盾越大，他的权力就越大。但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他将一败涂地。”

在采访中，白修德曾问周恩来：“先生，您是一位中国共产党人。在您心中，是中国更重要，还是共产党更重要？”周恩来回答：“对我来说，中国比共产党重要。”

周恩来、龚澎与外国友人在重庆
“我初识周恩来时，距离他后来声名远播还有很久。我们相识之初，他坚持只用并不连贯的英语与我交流。后来，他更放松了些，来赴约时不会穿得一本正经，偶尔还会迟到，着急了，就连胡子也不刮……”白修德说, “随着我中文水平不断提高，他开始和我用中文对话，龚澎偶尔会加入进来，帮我翻译一些关于中国政治的更加微妙的表达。”

跟随周恩来在重庆的都是年轻的共产党人，白修德回忆说，他们后来都成了名留历史的人，在这些人中，白修德认为，周恩来个人最喜欢的是龚澎，他自己最喜欢的也是龚澎，“她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中国女性”，并赞扬说，“她的英语完美且流畅”。

在交往中，周恩来不光是回答问题，也经常用讲故事的方式给这个年轻人的美国人分析中国的政治、介绍中国的历史。白修德回忆，“他很喜欢给我讲故事，很喜欢指导我这个菜鸟，有时候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当时周恩来还是比较空闲的，他所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只有六七个工作人员，是支孤零零的团队。”

白修德推测：“而且在他们看来，接待一个易受影响的年轻美国记者给了他们左右《时代》周刊报道的机会。”“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设法说服我相信，蒋介石政府是无能的政府，共产党才是大势所趋，然后通过我这个美国记者，说服《时代》周刊也相信这一点；或者，他是否只是喜欢教导我。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

周恩来在重庆特园



白修德觉得，对于一个年轻的记者来说，能遇见这样一位伟人，他还愿意把自己知道的闲聊给你听，是极其罕有的幸运。“如果你能成功勾起周恩来的兴趣，或者恰巧在一个下雨的午后找到他，他就会给你讲出一连串的问题和答案。”

白修德说，周恩来有小说家刻画人物的本领，完全可以成为顶级的剧作家，他讲的故事很吸引人。周恩来也给他讲一些具体的中国故事，其中是一个是征兵。周恩来讲道：1943年，蒋介石制定了全国性的动员令，当时通货膨胀严重，军队兵力不足，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财政部长孔祥熙努力合作拟出可解决各自难题的办法。周恩来说，两人的共识是，征兵方案必须是适用于上中下所有阶层的。所有年轻人都必须上战场——除了那些能够支付每年5500元法币（当时只价值250美元）免服役费用的人。当时中国符合应征年龄的人不少于4000万，因此，两位内阁部长认为，至少有3000万人会支付免服役费用。这样就能为财政部长贡献每年上千亿法币的预算经费；同时，军政部长那边还有1000万人可以用。白修德回忆说，周恩来讲这个故事的过程中还是一如往常的表情丰富，然后突然大骂：“愚蠢，太愚蠢——都入内阁十年了，蠢都不足以形容他们……”

“某天，他正给我解释中国地下政治中格外错综复杂的一个要点，我没等他说完就给出了答案，打断了他的话，此举十分无礼。但他只是笑了，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刚进入中国这所大学的大一新生了，我已经二年级了，马上要开始懂得这个国家了。”周恩来的称赞让白修德受宠若惊。很多年以后白修德从基辛格的书中得知，周恩来对基辛格国务卿最高的赞扬是“他开始理解中国了”。


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



随着友情的加深，白修德收到周恩来的宴会邀请。白修德估计经费不多的南方局“可能是有了款待美国记者、了解美方观点的预算”。宴会设在重庆最高档的餐厅里，在场的除周恩来，还有几位南方局的工作人员，白修德是饭局中唯一的西方人。白修德记述：周恩来的宴会是非常特别的——首先是开胃小吃，热菜冷盘都有，然后是竹笋和鸡肉；接着是鸭肝。这些完了之后是主菜——一只表皮金黄酥脆的烤乳猪。“请，请。”作为主人，周恩来用筷子指着烤乳猪，请客人先下第一筷。白修德放下筷子，尽力用中文解释道，我是犹太人，犹太人是不可以吃任何猪肉制品的。

听白修德这样说，在座的朋友们都有些沮丧，觉得没招待好客人而默默无言。最后还是周恩来打破了沉默。他再一次举起筷子，指向烤乳猪，重复道“请，请。”一边说一边露齿而笑地解释道：“特迪（白修德英文名字西奥多的昵称），这是在中国，你再看看，看看。在你看来，它像猪。但在中国，它不是猪——它是鸭。”听到这话，我忍不住大笑起来，他也笑了，整桌人都笑了。我把筷子插到猪肉里，撕开金黄的皮，吃了我人生第一口无可错认的猪肉。“从此以后，我再没坚持不吃猪肉的传统，希望祖先可以原谅我。”

“不过，周恩来这个人是可以让你相信猪就是鸭的，因为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让人忍不住想要相信，也因为他了解其他人和其他社会的风格和习惯，并且尊重这些风俗习惯。”白修德后来回忆往事时写道。

1943年2月底至3月初，《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与《纽约时报》记者福尔曼在河南灾区实地采访时拍摄的照片
谈到对周恩来的评价时，白修德说，周恩来拥有一些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鲜有的资格。他写道，“他之所以与其他人不同，是因为他受过更好的教育，为人更加开朗豁达”，他“知道自己的方向并行动果决——同时，他还可以展现出温暖的善意、难以抑制的仁慈和高雅的礼仪”。“周恩来在战斗中不会手下留情，但必要时也能放下仇恨，这一点便让他在共产党人中独一无二了。”“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人，不是可以剪下，贴到我记录名人的新闻记录簿中的单一形象。”

他把周恩来列为他见过并了解过的三大伟人之一，另外两位是二战中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和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约翰·肯尼迪。他认为：“与他们三人的交往中，我完全没有发现任何会令我怀疑或质疑的判断。”对周恩来，“我必须承认，他赢得了我百分之百的喜爱。”

回到1972年。北京宴会的五天之后，白修德又见到了他的老朋友。

签署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前，2月26日周恩来陪同尼克松乘中国专机来到杭州，下午到达后即和美国贵宾游览西湖。在小瀛洲，只见尼克松和周恩来从湖中的曲折小桥上漫步走来，“就像是偶遇的老友在乡间散步一样”，白修德和记者们被拦在旁边的桥头，每人只有两平方英尺的地方。白修德发现尼克松先看到了他，并向周恩来指了指，说了什么白修德没有听清楚，但周恩来的回答他听到了，周恩来用不太流利的英语说：“那是特迪·怀特。新中国成立后他就没有来过。”

听到这话，白修德想到过去二十年来，他曾千方百计联系周恩来，想搞到签证重访中国，但一直没有成功，不满之情涌上心头，于是便对着周恩来大喊：“这不是我的错，我根本回不来。”周恩来听见了，用中文大声回答了一句。离开中国多年，白修德的中文听力大大下降，他没有听懂，旁边的官方译员告诉他，周恩来的回答是：“也许我们都有错。”白修德认为这一个机智的回答。

“也许我们都有错。”确实是一个机智的回答。

1972年2月26日，周恩来陪同尼克松在杭州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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