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异往事续篇：墙中的大学生
1992年我高中毕业，经过残酷的高考，考入广西大学新闻系本科就读。那时的高考比现在难许多：文科本科录取率不到百分之十，考大学如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比起考入北大、上海财经的同学来说，我的成绩令人遗憾，但比起同班大多数同学来说，我算是幸运的了。
但很快，我的心情，就由九九艳阳般的得意和兴奋中，滑落阴霾的谷底，我对南宁的这所大学颇为失望：当时新闻系师资力量底下，高水平的教师老的老、退的退，而那些口操南宁“土白话”（南宁市粤语）的教师，搞不清他们到底是教师，还是党棍抑或商人。
当时这所大学校风和学风很差：男生宿舍楼恰如毫无监管的自发市场，什么人都可以进来住夜，熄灯后熬夜打牌，偷接电看电视比比皆是，甚至公然带女生到寝室同居都见怪不怪。
我很奇怪那些人，尤其是哪些广西南部口操土白话的那些人，为什么一点也不像大学生，现在多少明白一点：这样的学风校风和人风，部分是由湿热的气候造成的。
土木系有一个男生，南宁人，当时是学生治保队的副队长（官方成立的校内学生治安组织，类似于“联防队”）因为失恋而变态，于1993年秋天的一个傍晚，酒后持刀闯入一间男生宿舍连捅七人，我那时正向校记者站投稿，到现场采访，那贱满猩红的蚊帐和墙壁如今历历在目，当时看得我一星期吃不下肉。
我决心挣脱这种沉沦的拉拽，于是几乎每晚都光顾图书馆和教室，尽量少呆宿舍。我当时苦攻英语，试图弥补中学时“哑巴英语”造成的缺陷，以便今后能多一门谋生的技能，于是我就频频地上通宵教室（又称阶梯教室），因为大学的图书馆和普通教室一律在晚上十点半或者十点半之前熄灯，只有通宵教室例外。
那通宵教室坐落在广西大学的南僻处，虽距大学正门不到两里地，但却是个奇怪的幽僻之所：这教室坐东朝西，两侧墙上长条的窗户分别开向南、北两边；北面是树荫和向北延伸的长条形鱼塘，南面是灌木、丛林和荒地；教室所在是一幢两层楼的单独建筑，楼上是一个老旧的机电实验室，看样子鲜有人问津，可能早就废弃了，墙上的灰浆都已剥落；但是，整个建筑依然很扎实，那八十年代的建筑，依然有一股厚重粗笨的苏联味，但它决不是“豆腐渣”工程，它比九十年代“邓南巡”后的偷工减料教学楼扎实许多。
通宵教室象一个长方形的小礼堂，但没有礼堂的弧线，唯一的门向西开在讲台边，那是一堵坏了锁、永远关不上的灰色厚木门。一排排的连体桌椅，由前望后逐级升高，每望后一排升高一个台阶，以致于到了教室的后部，长条形的窗户成了落地窗，许多人懒得东西向的上下那数十级台阶，索性由教室北面开着的窗直接进出，就坐在“落地窗”边的桌椅上。但是，教室的南侧却总是人迹罕至。
通宵教室距我住的那幢宿舍楼很远，快速步行也要二十多分钟，得向北面穿越两三个水塘沿的长长树荫路，长着许多繁茂的细叶榕（我最喜欢的亚热带树种），那是鲜有路灯的树荫路；在南宁大部分时间难捱的苦热当中，这种幽凉不失为一种享受，它于充斥着色情物欲的暖热当中，些许地促发客观、超脱的精神活动。
但有时，此种幽凉扩张成一种幽森的感觉，特别是在雾气升腾的“秋冬”季节（南宁式的秋冬）和春季，那四处弥漫的迷朦不知是从池塘里升起的，还是从树丛、灌木丛中冒出来的——这种时候走在教室北面幽暗的塘沿林荫道上，总感觉有一股湿漉漉的阴凉气紧贴在你脸上、后心上，好像有看不见的东西在缠着你、跟着你似的，雾气笼罩的池塘面上，隐约含糊地透露出一抹抹光怪阴森的形状，那是谁都不想驻了足定睛看的东西。
虽然好生幽森，但这通宵教室却长期满座，什么原因？不是因刻苦攻读人满座，而是因为那里是谈恋爱的好地方：我那个时代，学校附近的娱乐场所本来不多，深夜不打烊的更稀缺，于是一对对学生情侣，就成双成对地坐到这里来了，以攻读的形式恋爱，不失为一种儒雅的浪漫，在教室“互助”到浓情时分，便双双跨过北墙的“落地窗”，就着股股湿雾、和细叶榕幽森的理想环境，扮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了。
虽然通宵教室的光顾者众多人“醉翁之意不在酒”，但教室里的人还算斯文（不知道现在仍然斯文否？），教室之内：他与她窃窃私语，一般动作也不大，最多相互偎依，还算在真正攻读者忍耐力的底线范围内。我也就很快适应了这种新环境。
1993年一个秋冬时节的微凉夜，于常规教室熄灯之后，我再次夹起书急急迁往通宵教室，途中只听得四面八方传来阵阵打砸玻璃瓶声和“丢那马”的粤语操娘声，问了精通时事的人得知：那是北京申奥失败后爱国学生们的“义愤”。
抵达通宵教室后已经情侣满席，教室几乎爆满，好容易在教室后部朝向更加幽暗的南墙窗边找了个座位，开始做几篇英文阅读，熟料不到半小时即感眼睛冒火、眼皮发沉、头脑发懵，大概是前晚睡眠不足的原因，只得伏案先小睡一阵再说，因为“欲要工其事必先利其器”。
这一睡下去特别舒服，隐隐约约感觉到四周日光灯下都坐着学生，我也在看书，众人都很安静，忽然左边坐着的一个眼睛男生捧着一本书大声读出声来，满口广西土白话式的洋泾宾英语，我忍不住白了那人一眼：那家伙螃蟹鼻、面色幽暗、穿一件过了时的长袖的确良衬衫，土气的深蓝长裤，一双蘸着污泥的旧皮鞋...这朗诵者根本无视我的眼光抗议，洋泾宾地念得正欢，吵得我根本看不进书，我实在忍不住说：“这位同学，你能不能小声点...”岂料，他象没听到一样继续“炫耀”他的洋泾宾，我终于被这样的蛮横与傲慢激怒了，大怒曰：
“嗨，老兄，我说的是你，要念请出去念！这里不是你家，你没有权利强迫别人听你的噪音！”
这一吼，我霍然而醒，原来是梦一场。睁开眼睛才惊觉通宵教室早已人去室空，唯有那十多盏日光吊灯被秋意的夜风吹得晃晃荡荡，灰色的教室门被吹得吱吱呀呀地开合；我的左边，分明是教室的南墙、南窗，哪里有什么念洋泾宾英语的螃蟹鼻眼镜男？忽而间我后怕到脊梁背发冷，赶紧夹起书本跑下阶梯，夺门落荒而去。
这时已不知是凌晨几点，校园空无一人，道上碎啤酒瓶处处，疾走在薄雾笼罩的长长林荫间，总感到有某种东西追袭而来。
一口气赶回寝室，用钥匙蹑声开门进去，那帮平时经常熬夜打“拖拉机”的混混们这次竟然早已鼾声阵阵。
从此，再也不敢在通宵教室睡觉了。
大约一个星期后，高年级的校友告诉我：以前西大没有通宵教室，八十年代年代建那幢通宵教室的时候，经常通宵施工，工地上的照明灯是一百瓦的亮灯，那时有一个梧州地区（今广西贺州地区）的学生，一心要考上研究生，因为他不愿被分配回原籍（按照1992年前的大学生分配制度，不想回原籍，唯一的办法就是考研究生），为此他用功到了极点，经常跑到工地的灯下站着看书。不幸的是，有天晚上他站着用功的时候，没注意到自己靠水泥搅拌机太近，正在轰鸣运转的搅拌机就夹住他的衣服，一下把他扯进搅拌舱里搅碎了。当时可能因为施工噪音掩盖，工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别人也不知他出了什么事，学校只好向公安报失踪，好些天之后，建筑工人才在清理搅拌机渣烬时发现了他的鞋子、衣服和眼镜的碎片——也就是说，他的骨肉已经彻入通宵教室的墙中了。
从此，我很少再上通宵教室。
2008年九月底，我离开中国前夕，因事去了趟南宁，特意回西大默默作别，只见巨变的西大里，那幢沧桑的通宵教室还在，它老态毕现、却扎实依旧，就象八十年代那批人一样。
曾节明写于2013年元月七日中午于冰雪晴日纽约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