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邓聿文
美国之音今天刊登邓聿文的评论文章，提出习近平、李强及蔡奇复制了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及江青的三人关系及“中央政治”。按旅美中国学者邓聿文分析，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及中共政治局分别排名第二及第五的常委李强及蔡奇形成了中共中央政治新的“三人帮”，三人具有共同政治利益。但邓聿文指习近平、李强及蔡奇合作关系能维持多久是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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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 Wong/ AP

中共历史上曾有“四人帮”，指的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此四人为毛的夫人及其亲信，他们组成了当时党内高层的小集团，权势熏天，不可一世。但在毛死后不久，四人就遭华国锋和叶剑英的军事集团逮捕，至今作为中共乃至中国的一个负面词汇留存历史，只有毛左派还在为他们鸣不平。

把习近平、李强和蔡奇作为中央“三人帮”，是我提出的。但此“三人帮”和彼“四人帮”基本没有可比之处，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四人帮”虽以江青为轴心，但江青的角色比起其他三人没有显得太突出，其党内名义地位不如王、张；“三人帮”的内部关系是不平等的，习以最高统治者身份驾驭李蔡二人，其和李蔡是领导者和被领导的关系，故李蔡对习只有服从，不能说不。另一区别是，“四人帮”中王、张具有某种竞争性，姚的地位较弱，只是陪衬；“三人帮”中，李蔡同为常委，一个主掌经济，一个主掌党务，存在强竞争性。尽管如此，习李蔡三人的利益指向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很大程度上可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正是在此意义上，他们隐约形成了一个党内小集团，所以称他们为“三人帮”。

也许用“中央政治”来称呼、形容三人的关系，更恰当。“中央政治”这个词是周恩来说的，话说文革时期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等到中央，请教周如何看待当时的高层关系，周说只看毛林江三人的关系就可以了，他们三人代表中央，是“中央政治”。黄恍然大悟。周所谓的毛林江代表“中央政治”，既是一种简化，也是一种实质，抓住了三人关系的微妙之处，就能领会中共的政治，也就能在官场左右逢源，至少是避祸。周本人就是典型，在文革那样的险境中周旋于三人间，基本做到平安落地，而很多中共元老包括刘少奇看不清这点，所以下场都不妙。

这种三人“中央政治”自文革后并不在中共历史上常见，不是说中央最高层三人就组成了“中央政治”，首先是三人间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其次，在最高领导人之外的其余二人间，又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但这种竞争关系不能破坏三人的共同最高利益；第三，最高领导人能够同时驾驭另二人，他和谁的关系更亲一点，在这两人中，天秤就倾向哪边。就此而言，林彪虽然是毛树立的党内二号人物，但江青毕竟是毛夫人，在很多时候，毛是照顾江的，所以在林、江关系中，林也不得不巴结、奉承江。此三点特征在上世纪80年代一度有过苗头，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可称为中央“三人帮”，三人在中国改革上有共同利益，但严格说来他们不是“中央政治”，因为当时在中央真正说话算数的，除邓外，另一个是中共元老陈云，而胡赵要听邓陈的，可是在这两个婆婆之间，意见和立场常相左。

复制毛林江三人关系和中央政治的，是习李蔡。习像毛一样，在三人中处于一种相对超然的地位，李蔡则像林江听命于毛一样，听命于习。不过，李蔡有一点和林江特别是林不同，虽然林长期是毛的下属，但毕竟是枪林弹雨中打过来的，为毛的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是真有资本的，所以这个人也比较孤傲，有时竟然可以顶撞毛，这在中共的元老里罕见。李蔡是习的下属，但他们二人能够到中央，完全靠习一手提拔，不像林彪，一步步靠“军功”上来。所以在和习的关系上，二人没有资本敢忤逆习。

习在二十大组建了一个以自己的亲信为主的统治团队，这和毛在九大组建了一个文革新贵和林彪集团为主的统治团队一样。但为什么说习李蔡在这个亲信统治团队中又有点“特别”，具有某种“小集团”性质？或者说，李蔡二人比起习的其他亲信来，对习更重要，从而三人有着一定的利益一致性？这当然是因为李蔡在习的团队中承担的责任更大，角色更重要。李是中共二号人物，尽管他掌管的国务院在习时代下降为党中央的执行结构，许多国家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绕开国务院，由习为首的党内小组作出，然后交由国务院去贯彻落实，然而，作为李本人，也是这些党内决策小组的重要成员，没有被习排斥在决策层之外；更重要的是，现在中共又以经济为中心，李的主要使命，就是帮助习把经济搞上去，国务院一半多的职能，是围绕经济运转的。在这个方面，习需要李去做好经济工作。

蔡在党内排名第五，但也兼任了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而书记处作为政治局的日常办事机构，实际代行政治局的决策权力，但凡中央作出的决策以及各种情况的通报，首先汇集到书记处，由这个中央枢纽过滤，上陈下达，所以书记处书记的权力要超出他们的政治局成员的身份所具有的权力。此外，蔡还是中央办公厅主任，由政治局常委兼任办公厅主任，这是个不寻常安排，过去仅在毛的某个特殊时期出现过，现在习把这个职务交由蔡，当然是对蔡的信任。中办和所有的中共机构都不同，它掌管总书记的日程安排和行踪，并领导着警卫部队，中办主任鞍前马后伺候总书记，不是信不过的人不会把这个职务交给他。再从蔡在党内分工掌管党建、宣传、统战和意识形态来看，也都是习倾注心思的领域。习上台这些年来，一大目的就是改造党，把中共改造成他心目中的样子。

可以说，一个主管经济，一个主管党务，李蔡二人成了习的股肱之臣和左膀右臂，加上习亲抓军队、外交和安全，三人的合作，就决定了习政权这条大船航速的快慢和航行的稳健。从这个角度说，三人构成了一个命运小共同体，是习政权的核心，李蔡则成了习亲信中的“亲信”、心腹中的“心腹”。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在这个中央“三人帮”里，如果李蔡扯后腿，二人或各自亲信产生矛盾和冲突，以致习不信任其中一位，或两人都不信任，“中央政治”就将瓦解，习政权会处于危险当中。

目前这个小集团刚渡过一年，尚看不出有明显的分歧浮上台面，以团结合作共渡难关为主，这个难关就是在保政权稳定的前提下尽快扭转经济下行趋势，它决定了三人特别是在李蔡二人之间是不能互相拆台的。李蔡对习当然不敢抗上，会忠实执行习的旨意，习对二人似乎也没有明显的偏向，尽管他在今年早些的六大领导班子党组向常委会汇报工作以及政治局会议上，两度表扬蔡领导的书记处能够积极主动作为，认真履职尽责，高质量完成党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似乎表明在两人的争宠中，蔡赢了李一局，但现在就下结论蔡更得习的重用，还是过早。

不妨简要梳理李蔡和习的个人交往。二人皆为习的旧部，来自所谓的之江新军。20大前，李更得习的青睐。李是浙江人，在习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李任温州市委书记及省委秘书长，成为习的大秘。正是这层关系，在习成为总书记后，李被擢拔为浙江省长，并很快调任江苏省委书记，不久主政上海，进入政治局。蔡是福建人，虽然习长期在福建工作，然而，蔡习的工作交集可能只有三年，1996习任福建省委副书记，蔡也是在那年成为省委办公厅的一名副主任，可能正是在这期间，习看上了蔡。但在习1999年成为福建省长时，蔡却调到临省浙江任职，习在浙江期间，蔡并未得到重用，直到做总书记，蔡才转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长，2013年任副省长，成为时任省长李强的副手。一年后蔡被习上调国安委，后转任北京市长，19大前夕擢拔为北京市委书记。

由此来看，习把李放在上海市委书记的任上，并在20大后安排做总理，有将他做接班人培养的用意。李相对年轻，比习小6岁，比蔡小3岁半，如果习要遴选接班人，李会是人选之一。也许意识到这一点，为竞争习的信任，蔡表现出对习无比忠心的样子，无原则的吹捧习，已到一种非常肉麻和恶心的程度，即使在习的亲信中，也显得出格。不过，这对习是受用的，或许正是看中了蔡的这一特质，习才安排他主抓党务。党是习行独裁统治的平台和工具，9000多万党员的思想和组织状况必须保证不能偏离习的航向，才令他放心，这就需要把党务交给一个对习完全忠心的人看管。蔡用假装的忠诚赢得习的信任，这就是习为何要两次表扬蔡的原因。

但是，当下三人的这种合作关系能够保持多久，是个疑问。蔡虽然得到习的表扬，暂时习也不会允许蔡越界染指经济事务。然而，倘若经济状况不能较快得到好转，习钟情的新质生产力在一定时间内没有明显成效，习对李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会产生怀疑，届时蔡就有兴风作浪的机会。李和蔡本质上是不同的两类人，李可能还保留了一丝做人的道德底线，当蔡越权干预李的工作，或者他们各自亲信的明争暗斗影响到两人关系，会导致二人在国家发展方向和政策上的矛盾和分歧表面化与公开化，二人的竞争关系就大于合作关系，习也无法弥合二人的分歧，或者干脆偏向某一方，那时这个为利益而结成的“三人帮”会裂解，“中央政治”不复存在。

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