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位于非洲东北部非洲之角的吉布提，濒临红海和亚丁湾，隔曼德海峡与也门相望，共同扼守红海出海口。从吉布提到也门的海上最短距离仅18海里。今年初，红海危机爆发后，吉布提的地理位置在政治、经贸上的重要性凸显。

十年前，在吉布提共和国总统盖莱的见证下，达之路集团和吉布提政府签署了授权设立“经济特区”的备忘录。这是中国民营企业首次被授权在非洲国家设立经济特区，对吉布提政府而言这也是一种全新尝试。

对于在当地投资的中企来说，红海危机导致的地缘局势紧张，是否会影响企业在当地的业务开展？近日，我们深度访谈上海达之路集团董事长何烈辉，以下是访谈实录：

观察者网：去年是后疫情时代的第一年，您去年去了非洲几次？

何烈辉：去年对我们来说非常关键，2023年也是令人激动的一年，因为经过疫情之后，我们终于能够自如的往返非洲，全面恢复业务了。去年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去非洲，去了吉布提、津巴布韦、坦桑尼亚、南非等国，平均下来超过每月一次，这比疫情前的2019年还要多。我们在非洲的业务包括旅游、航空航线、经济特区开发建设以及贸易等，由于疫情期间几乎没能前往非洲，各国时间长短不一的封控，我们很多业务陷入了停滞，损失惨重，许多事务也积压了下来。

观察者网：跟疫情前相比，您觉得整个氛围变化的和不变的地方有哪些？

何烈辉：总体来说，与疫情之前相比，情况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在2022年9月在阔别非洲2年8个月后我再次抵达非洲时，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当地的中国人和中国企业经营的数量不如疫情前多了，有一次在坦桑尼亚街头我甚至被当成了亚洲其他国家的人，这是让我感到震惊的，而之前一些亚洲国家的人在街头经常被当成是中国人的。这主要是因为许多中国人在疫情期间已经返回国内，还没有返回非洲。但到了2023年下半年，我观察到许多企业已经开始重新进入非洲市场。

另外，我还发现当时非洲市场上中国产品的数量比疫情前少了，第三国的产品比以前多了。这表明，由于疫情的影响，一些中国产品可能被第三国的产品所替代了，一些原本中国企业参建的项目有些被第三国企业取代了。到了2023年下半年，中国产品的数量又有所增加，说明许多中国企业正在重新回到非洲拓展，中国产品也在非洲市场上逐步恢复份额。在疫情后我去过的非洲国家，希望中国企业尽快重返市场的呼声很高，这一方面说明中国企业在非洲有很好的市场基础，另一方面也说明进一步加强中非经贸合作具有广阔的前景。

观察者网：您投资和拥有较多业务的吉布提是地缘政治上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最近红海局势紧张，它受到影响吗？

何烈辉：吉布提是一个非洲小国，国土面积2.32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100万。很多中国人知道这个国家，可能是因为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个海外基地的所在地。201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正式开营，为海军亚丁湾护航编队提供后勤保障支持。

吉布提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位于非洲东北部的非洲之角，隔曼德海峡与也门相望，共同扼守红海出海口。从吉布提到也门海上的最近距离只有18海里，天气晴朗时，在曼德海峡吉布提一侧的海岸线能够远眺也门海岸线，这意味着站在非洲大陆上能看到亚洲。红海南端是曼德海峡，北端是苏伊士运河，贯通地中海和印度洋，处于亚非欧三洲的十字路口，因此吉布提的战略位置至关重要，它扼守全球第二大繁忙航道，每年有超过2万艘商船经过这里，进出红海的船舶在吉布提一览无余。

吉布提与也门隔曼德海峡相望

最近的红海危机对吉布提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吉布提的主要产业都与航运相关，现在一些国家的船公司停止了红海航线，吉布提港口的转运货量有所减少，影响了吉布提的航运业收入。

国内外媒体较多关注的是红海危机对通过红海进出地中海的国际航运所造成的影响，绕道好望角成为了不少航运公司出入欧洲和地中海沿岸港口的选择。实际上，除了对通过红海进出地中海和欧洲的航运造成影响外，媒体和业界并没有足够关注到红海危机导致的红海线停航对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苏丹等本就处在红海和亚丁湾沿岸的国家的影响，这些国家的进出口受到红海危机造成的红海线停航影响很大，因为从地理位置和海运航线的分布来讲，基本不存在绕道好望角再将货物运抵或运出这些国家的替代方案，这些国家需要有直达的航线，在这些国家的很多中资企业贸易货物进出口、项目建设原辅材料进出口都受到了红海危机的严重影响，并引发连锁效应，造成停工停产。红海危机对我们公司的影响也比较大，因为红海航线很多船公司停航，我们从中国发货物到吉布提受阻，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船公司承运，但是相比于2023年11月份，我们在2024年1月份发货时集装箱的运价上涨了近400%。

最近一些国家和企业甚至担忧胡塞武装力量是否会攻击吉布提，这种担忧确有现实基础，因为法国、美国和日本在吉布提都设有军事基地，尤其是美国的军事存在，而胡塞武装和美国正好交恶，导致国际社会中许多人担心胡塞武装可能会向在吉布提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进行攻击。但是，根据我与吉布提政府高层及军方的接触，他们认为胡塞武装不太可能攻击吉布提，吉布提军方一位高级指挥官认为吉布提被攻击的概率远小于10%。一方面，美军驻吉布提基地曾向吉布提政府承诺，不会利用该基地攻击胡塞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吉布提与也门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也门裔和也门籍的人口约占吉布提总人口的10%，吉布提政府中有些部长是也门裔的，许多也门难民也居住在吉布提，两国之间不仅有着血缘联系，而且人口相互融合。此外，作为穆斯林国家，吉布提社会还为加沙地带的难民发起了捐款。因此，总体来看，红海危机对吉布提造成的安全风险不大，遭受胡塞武装攻击的可能性应该是很低的，但是船只的减少的确影响经济。

观察者网：能否讲讲您在吉布提开展业务是出于怎样的契机？这里有怎样的比较优势吸引您投入？

何烈辉：我们正在吉布提建设一个经济特区，这个项目最早是2012年谈起的。那年吉布提总统盖莱访问中国，他约我在北京见面。盖莱总统表示希望能够学习中国深圳等经济特区发展经济和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成熟理念和成功经验，把吉布提建成非洲的新加坡、香港或迪拜，他邀请我去吉布提投资建立一个经济特区。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2013年12月我去吉布提谈设立经济特区事宜，事情进展顺利。2014年1月27日，在盖莱总统的见证下，我和吉布提总理卡米勒签署了吉布提政府授权我们在吉布提设立“经济特区”的备忘录，吉布提政府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尝试。通过该备忘录我们获得了吉布提大片土地租借90至99年不等的权利。吉布提政府授予了我们对经济特区排他性的经营管理权，授权我们在经济特区可以建立旅游城市，修建机场、海港，提供船舶供应服务，设立金融、电信和医疗中心等。经济特区的建设施工无需经过吉布提政府审批，由我们根据中国的标准和规范自行决定。从而使达之路吉布提经济特区具有“政府授权”“长期租借”“拥有排他性的自主经营管理权”“立足特区辐射全东非”的鲜明特色。我们的经济特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开发区或工业园区，而是一座功能完整的城市。
吉布提国土面积狭小，气侯终年炎热少雨，90%以上的国土是荒漠，不适合耕种和农业生产；吉布提的自然资源也比较匮乏，水主要依靠海水淡化和从埃塞俄比亚引入，成本较高，电力主要依靠从埃塞俄比亚进口，生产要素成本高，同时也缺乏配套的产业链，因此吉布提目前并不适合大规模的发展生产制造业和加工装配业。但是吉布提却是非洲少有的没有外汇管制且允许外币自由兑换的国家，汇率保持长期稳定，这非常有利于服务业和金融业在吉布提发展。吉布提社会安定，是东非的和平绿洲，是不少东非国家人的移民首选地。鉴于吉布提的实际情况，为扬长避短，我们经济特区发展的重点不在于引进制造业和加工工业，而是着眼于建设一座为整个东非服务、适合居住并提供各种商业服务的新城，着力引入各类商业服务和贸易企业，利用吉布提港口航运业发展潜力巨大、外汇兑换自由、社会安定等优势，以吉布提为中心为周边各国提供服务。

观察者网：连接埃塞俄比亚与吉布提的亚吉铁路对当地经济拉动作用大吗？沿线工业园区目前发展情况怎样？

何烈辉：吉布提的邻国埃塞俄比亚，是一个更大的东非国家，拥有人口1.2亿多，矿产资源丰富，而且是非洲唯一没有经历过西方殖民的国家。今年1月1日开始，埃塞俄比亚和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和伊朗的金砖国家成员资格正式生效，这为埃塞俄比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机遇和动力。

埃塞俄比亚政府希望发展制造业，埃塞俄比亚工业部2023年10月公布了一项战略，通过扩大现有产业、提高生产力以及吸引新投资，希望推动制造业在未来三年内实现10.5%的增长。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内陆国，其主要出海口就是吉布提港。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港之间原先有公路，由中国企业承建的亚吉铁路建成后为埃塞俄比亚的进出口贸易发展提供了助力，货物可以更快的进出埃塞俄比亚了。亚吉铁路是非洲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路，埃塞俄比亚政府正在铁路沿线周边布局一些工业园区。亚吉铁路可以和埃塞俄比亚工农业发展构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铁路快捷和大于集卡的运输能力可以促进埃塞俄比亚发展工业所需的原材料进口和工农业产品出口的运输成本降低，时效提高，进而以有利的物流成本帮助促进埃塞俄比亚工农业发展；另一方面，埃塞俄比亚工农业的发展又可以为亚吉铁路提供更多的货源，进一步发挥亚吉铁路的效用，提高铁路运营的经济效益。公路和铁路共同构成了埃塞俄比亚出口和进口的重要通道，吉布提港口处理的许多货物是埃塞俄比亚的进出口商品，如果能够建设好亚吉铁路沿线的工业园区，未来有望形成“前店后厂”的模式。

观察者网：您对中国帮助非洲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怎么看？

何烈辉：除了像塞舌尔这样人口稀少，主要以旅游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国家外，对大部分非洲国家而言，工业化是解决就业、增加国民收入和避免经济过度依赖外国的必要途径。我认为，非洲国家的工业化不应盲目模仿其他任何国家，而是需要因地制宜，从本国国情出发，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建立适合本国发展的工业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拥有许多可供非洲国家借鉴的经验，并且有能力提供帮助。

现在有的观点担忧，认为我们会为自己培养竞争对手，我认为这种担忧是多余的。竞争是促进社会生产发展和技术革新的重要因素，竞争不应该被排斥，也无法避免和消灭竞争。中国的产业在不断进步，非洲国家的产业也是如此。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各异，比较优势不同，各自需要发展的工业产业结构也不尽相同，无论是在工业门类还是产能大小，不可能有非洲国家会或者能完全模仿我们的工业模式。尽管大家的发展速度不同，但这种差异始终存在，从而为各自创造了各自独特的市场空间。我们必须尊重商业规律，在一些工业领域，中国目前的产能也许是占全球绝大部分份额，但是这种现象可能是无法长期持续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中国的工业也需要不断地自我进步和学习借鉴他国的经验，包括非洲国家的经验。中国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需要更为庞大和复杂的产品供应来满足消费市场，同时也需要更加广大的市场来消费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和技术服务，中国企业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布局和培育更多有工业能力、有经济循环能力的消费市场，才能在中外双方之间形成可持续的双赢局面。

观察者网：大量受教育人口和高素质劳动力曾经是中国的重要比较优势，现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许多人担心印度、越南、非洲等地会拥有“人口红利”，您怎么看？

何烈辉：对于中国企业来讲，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和所谓的“人口红利”的减少是一个需要认真面对并不断解决的问题。就我们公司来讲，想要派遣建筑工人到非洲去工作已经越来越难了，而且成本不断提高，一个派到非洲的中国建筑工人所需要支付的成本是他在国内工作的两到三倍或更多，关键还在于愿意去的人很少，从年龄来讲愿意去的人以六零、七零后为主，很少有八零后和九零后的，也就是说独生子女这一代很少。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国家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相对来讲在非洲却比较艰苦，愿意到非洲去工作的人自然也就少了，但是我们人口的老龄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除了雇员在非洲尽可能本地化外，一些在非洲的合作伙伴建议我们可以雇佣印度工人或巴基斯坦工人，他们的成本大概每月不到5000元人民币。事实上，越南、印度和非洲等拥有较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和地区，在对人力资源成本敏感的产业领域会对我们吸引外资构成竞争，另一方面，也为中国企业产能在国际上的布局提供了可以比较的空间。

我曾到过许多非洲国家，深刻感受到当地工业和产业发展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迫切。尽管非洲各国政府在致力于人才培养，提供奖学金支持学生到国外深造，但很多学生倾向于追求更高的学历而非专业技能，毕业后能坐办公室，成为白领是很多人的理想。许多非洲精英人士在西方留过学，学历比较高，但是不少想法有时候不太接地气。这种偏重学术，忽略职业技能教育的做法，导致人才与实际需求之间的断层。许多从西方留学归来的人才带回“先进”的理念和丰富的理论知识，却对本国国情知之甚少，更难以满足当地工业发展的实际需求。非洲国家普遍缺乏职业教育体系。很多中国企业前往非洲投资时，优先考虑的是能否招聘熟练的当地工人，这涉及最现实的人力成本问题。中国的职业教育在这方面值得非洲借鉴。在和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的沟通交流中，我发现一些非洲国家的政府已经在调整人才培养的梯度分层了，意识到理工科人才和职业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不少国家加大了派遣的留学生中学习职业技术者的比重。非洲是个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大陆，到本世纪末非洲会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大陆，拥有巨大的“人口红利”，培养出大批掌握职业技能的年轻人，会极大的有助于促进非洲国家吸引外资和加速非洲经济的发展；反之，如果大批的年轻人不具有熟练的职业技能，不能就业，则有可能成为社会陷入动荡的一个原因。

观察者网：我们回到吉布提，当前有一些在非洲发展的企业遇到了汇率风险问题，您怎么看？

何烈辉：汇率问题对企业在一国的投资安全和投资回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不稳定的汇率极有可能让企业在盈利和巨亏之间胆战心惊。吉布提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优势，虽然它的经济体量很小，但是却是一个没有外汇管制的国家，货币可以自由兑换，资金可以自由进出，吉布提法郎和美元的汇率长期保持了稳定，这是不少非洲国家没有的一个优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吉布提的邻国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有1.2亿人口，经济体量较大，但外汇管制很严，因此如何利用吉布提的外汇优势和埃塞俄比亚的市场优势开展业务这是值得研究的。在实践操作中，有一些中国企业把总部和仓库设在吉布提，把分销机构设在埃塞俄比亚，利用两个市场各自的优势和特点来做生意。

观察者网：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执政党和当地势力）之间的关系怎样？是否是影响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兴业的风险点？


何烈辉：目前东非的局势有些紧张，但还没有到失控的边缘，主要有两个风险点：一个是埃塞俄比亚国内的武装冲突仍在持续中，暂时还没有看到全面平息的迹象，以及因为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兰就埃塞俄比亚出海口问题所达成的备忘录，引发了周边国家的不安；另一个就是苏丹的内战，导致上百万人流离失所，和平的迹象仍然不如国际社会所愿。吉布提是东非的和平绿洲。索马里之前因海盗闻名，但近几年在索马里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情况已经大为改观，海盗活动大为减少。埃塞俄比亚人口过亿，是非洲的人口大国之一，外国投资者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外汇短缺的问题，这对投资者回收投资和利润会造成一定延迟；二是近几年内战造成的安全局势和社会动荡，经济发展受挫问题，不过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还是安全的。包括厄立特里亚、乌干达、卢旺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在内的其他东非国家整体局势平稳，经济在持续发展中。

东非国家加起来有近4亿人口，市场广阔，只要不发生多国之间的战争，我认为未来十几二十年东非会是整个非洲增长潜力最大的地区。

观察者网：东非地区整体环境对中国企业和个人友好吗？受西方媒体影响而误解的情况多吗？

何烈辉：东非地区整体环境对中国企业和个人还是友好的，但是最近这几年个别国家因为内部武装冲突和经济发展受挫，营商环境有所恶化，甚至有个别国家的个别政府部门以杀鸡取卵的方式对待在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动辄没收货物甚至抓人，这是需要引起重视和注意的。而且，东非个别国家外汇短缺严重，外汇管制严厉，影响投资者的资金安全，这一点中资企业也需要审慎对待，一不小心可能血本无归，倾家荡产。

一些西方媒体对非洲的报道有时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带着他们各自想宣传的目的。这种选择性的宣传，一方面影响着西方国家民众对非洲的看法，同时也影响着世界其他国家民众对非洲的看法，甚至包括非洲国家民众本身，这是媒体宣传的力量。经常有些非洲朋友对我抱怨说，非洲是一个被西方媒体毁掉了的大陆。的确，在媒体宣传和掌握运营媒体工具方面，非洲国家还需要加强，需要继续努力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非洲。

观察者网：对于中非的民间交往，您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何烈辉：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大家互相了解了，误会就会少一些，互相了解了，在一起合作也就变得容易一些。在中非交往中我们需要中国的“非洲通”和“能为我们说话的非洲人”。

首先，要培养“非洲通”，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应该尽量让有兴趣的人去做感兴趣的事，我们可以通过派遣对非洲有兴趣的人去非洲留学、创业和工作等，让他们有机会长期在非洲生活，经历各种风雨，和当地社会融为一体，深入社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没有一定时间积淀，是无法深入了解非洲社会的制度、模式、风俗习惯、人群、种族、处事方式等各个方面的。

目前我们派驻非洲的外交人员任期通常只有2-3年，对于深入了解一个国家和培养活动能力来说，还是有些短的，而且现在驻非使馆普遍车辆和人手短缺，国家应该进一步加大资源投入，为他们深入非洲社会开展工作创造更好的条件。

其次，培养“能为我们说话的非洲人”，关键就是要在非洲广交朋友，去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和培养未来有影响力的人。交非洲朋友，最重要的是要真诚、要有平等精神。我遇到过一些人有根深蒂固的偏见，看不起非洲人，有人溢于言表，有人心照不宜，原来我以为这是歧视，但是多年之后我觉得这更像是是一种“嫌贫爱富”的偏见，看不起非洲人的人，往往同时把西方人看的很高，这正说明了这些人内心的不自信。

一个人真正的强大是内心的强大，有平等精神的人，在非洲就能交到朋友，就能得到普遍的尊重，肯为他说话的非洲人自然就多。培养非洲朋友，应该大力发展对非教育，大量的招收非洲留学生到中国来留学，并且有效的组织他们，使他们成为沟通中非的有效桥梁。但是我们有一些学校对这项工作做得不够好，招来的非洲留学生素质不高，吃喝玩乐，甚至吸毒贩毒等情况时有发生，有些学校给非洲留学生超国民待遇等，引起国内舆论一些反感，这是学校的具体工作没做好的问题，不应该影响战略方向，无论如何，对人的投资是一件非常值得做的事情。对中国的学校来说，只有“严进严出”，严格选择品学兼优的非洲留学生到中国留学，宁缺毋滥，严格依法管理，严格考核，才能树立中国高校在非洲的良好形象，才能获得非洲留学生对中国高校的尊重，否则也难以培养出对华友好的高素质非洲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