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文生：历史上儒学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与发展（下）

（四）关于历史上中国同东南亚地区的交往和儒学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在中国西汉时期，中国同越南以外的东南亚其他地区，也已开始有某种程度的接触和交往了。据考古发现推断，公元前1世纪在今天印尼的苏门答腊就有来自中国的人定居。从两汉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交通的拓展与畅达，中国同缅甸、柬埔寨、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地区的交往与联系，日益加强和紧密起来。这种相互间的交往与联系，主要是通过两方面的渠道进行的：一是通过相互间的使节、官员、学者、僧人的互访进行的；二是通过相互间人们从事的经贸往来和寻找谋生出路的往来进行的。

关于相互间的使节、官员的往来。从中国方面说，三国时吴国出使的官员朱应、康泰，南宋时出访的官员周去非，元朝时出访的周达观和航海家汪大渊，他们曾先后到过属于今天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一些地区，归国后分别著有《吴时外国志》、《岭外代答》、《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等书籍，记述了他们所到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及风土民情情况。从东南亚地区方面说，史书上关于他们的使节、官员前往中国的记述也相当不少。在中国东汉时期，属于今柬埔寨境内的究不事邑豪、今缅甸东部的掸国国王、今印尼境内的叶调国国王，都曾遣使前往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在中国唐朝时期，从公元620年左右的唐高祖时到870年左右的唐懿宗时的两百多年间，属于今缅甸境内的骠国、今柬埔寨境内的扶南和真腊国、今马来西亚境内的盘盘国、今印尼境内的室利佛逝国等等，都曾几次或多次遣使入唐访问。其中，公元801年骠国国王雍羌派遣王子率领骠国乐团一行30多人访问中国，向唐德宗君臣献骠国乐12曲，在长安宫廷中演出数日，曾轰动一时。诗人白居易在观看演出后写了一首《新乐府·骠国乐》，说是“雍羌之子舒难陀，来献南音举正朔”。唐德宗还致信雍羌，以示“柔远”之意。在中国唐代以后直至明清时期，东南亚各地区的使节、官员以至国王前往中国访问的事例，就更加不胜枚举了。

关于相互间的学者、僧人的往来。以中国方面为例，在东晋末年，高僧法显到印度取经，返国时曾在今印尼境内的耶婆提国逗留了5个月，进行讲经活动并了解当地的风物民情。唐代高僧会宁曾前赴今天印尼的爪哇、三佛齐学佛与弘佛，另一位唐代高僧义净也到印尼地区访问过，并在三佛齐居住达10年之久，与他同时到印尼的僧人有近20人。中国学者出访或出使东南亚地区，千百年间也是所在多有。中国晚清时的两位著名学者左秉隆、黄遵宪，就曾先后到过新加坡地区。左秉隆在新加坡长达10年，他组织当地学人研究儒学典籍，对新加坡地区的儒学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黄遵宪在新加坡期间，曾组织“图南社”并亲任督学，指导华人学子研读中国古代经典，探讨儒学思想和当地的社会问题。

关于相互间的经贸往来和人们寻找谋生出路的往来。以中国方面为例，从两汉直至明清，中国历朝历代到东南亚经商、谋生的人络绎不绝，而且越往后越呈现出与日俱增之势。特别是到15、16世纪至18、19世纪形成了高潮。据史籍记载，通过经商和就业谋生并逐渐在马来西亚地区定居下来的华人，在槟榔屿18世纪中期就已有1400余人，到18世纪末增加到3000人，到19世纪初已达到7000余人；在马六甲定居的华人，18世纪末期已超过了3000人。在印度尼西亚地区，中国唐朝时就有一批为躲避战乱而到海外谋生的中国人，最终在苏门答腊定居下来；中国元朝时，爪哇的望加锡、勿里洞等地已出现华人居住的村落；中国明朝时，在巨港地区定居的华人已不下1万人。到1860年印尼的华侨华人已有22万，1880年增加到34万，1900年达到53万。

在中国同东南亚地区两千多年的交往中，结成了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友好邻邦。其相互的人员往来和政治、经济交往，必然带动和促进相互的文化交流。中国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中吸取了很多有益的成分，而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历史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对这一地区的社会发展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统观起来，儒学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在东南亚地区进入兴盛和高潮时期，是到18、19世纪了。1840年后，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下，国家积贫积弱，人民苦难深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被迫前往东南亚地区的人空前增多。这些人大多是为了谋生，也有的是去经商，有的是从事学术文化活动，还有一些人是为了中国的救亡图存，前往东南亚地区寻求政治、经济的支持力量。华侨华人大量聚集于东南亚地区的情形，从前面讲到的马来西亚、印尼地区在这个时期的华侨华人人数的统计中就可以看出。随着华侨华人的急剧增加，讲读儒学典籍和传播中华文化的各种形式的华人学校大量兴办起来，华人学者的学术文化活动也普遍开展起来。

儒学的发展与兴盛，首先表现在儒学教育和儒学研究上。儒学的传播和应用，是以儒学的教育和研究为基础的。在儒学教育方面，又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进行的。以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为例，在18、19世纪的不少华人社区，先后兴办了一批包括义学、私塾、书院、书社的旧式华文学校。1815年在马六甲地区已有9所华文私塾，约有学生160多名；1820年左右在槟榔屿地区有4所华文学堂；1829年在新加坡地区有3所华文私塾；1849年和1854年，马六甲的华侨陈金声先后在新加坡创办了崇文阁私塾和萃英书院，他还于1889年在槟榔屿创办了南华义学。到20世纪初，一批新式的华人学校也先后兴办起来，如“孔教会中华学校”和“乐育”、“中西”等学校。在旧式学校中，充满着儒学文化的教育色彩，崇文阁就明确以“读孔圣之书，究洛闽之奥”为宗旨；在新式学校中，儒学知识的教育也是重要的内容。无论旧式的还是新式的华人学校，作为儒学文化教育和传播的基础渠道，为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华人社区儒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儒学研究方面，前面已经讲到19世纪末中国学者左秉隆、黄遵宪在新加坡的儒学研究中所起的推导作用。与这两人同时期，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的儒学研究和传播中作出过独特贡献的，还有邱菽园、林文庆、张克诚、李金福、郭德怀、曾锦文等著名华人学者。邱菽园以传播儒学和中华文化为己任，于1896、1897年接连创办丽泽、乐群书社，稍后他又同林文庆等人一起倡导，通过创办学堂开展儒学研究，一时间各方响应，蔚为风气。邱菽园在1898年还创办了《天南新报》，发表了大量宣传儒学思想的文章。1900年该报曾连续发表当时到新加坡的广东学者王晓沧和晚清著名诗人丘逢甲的文章，在东南亚的华人社区中“引起了震撼”。将通过兴办学堂进行儒学研究同通过创办报纸进行儒学宣传结合起来，以促进儒学文化的兴盛，这是当时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儒学发展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将儒学教育、儒学研究同用当地文字和白话文翻译、诠释儒学典籍以及编写儒学知识读本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张克诚、李金福、郭德怀几位学者用力最勤、贡献尤著。张克诚认为，“孔子之教，简编浩瀚，虽老师宿儒，皓首研求，尚苦于不得要领，况农工商贾乎？”为了使儒学的道理让识字者“一见便知，转相传述”，他用白话文编写了《孔教摄要白话》，成为东南亚最早的白话儒学读本。李金福在当地被称为“华人马来语之父”，他的《至圣孔夫子传》是第一部用马来文撰写的介绍孔子的专著。郭德怀兼通中文、马来文和英文，他用马来文翻译了《大学》、《中庸》，并撰有《至圣先师孔夫子》等读本。第三个特点，是将儒学教育、儒学研究同用当地文字翻译沁透着儒学思想精神的中国古典通俗小说结合起来，以增加人们对学习儒学文化的兴趣。在这方面，出生于槟榔屿的华人学者曾锦文作出的成绩尤为卓著。他历时5年用马来文翻译出版了全本《三国演义》，同时还译有马来文本的《水浒》、《西厢记》、《隋唐演义》等中国古代小说。以上这些特点，充分体现出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的华人学者在推动儒学教育、儒学研究中的创造精神，也充分表明了他们对儒学文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和发展中作出的重大贡献。

（五）几点历史性启示与认识

从两千多年来中国同东北亚、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从儒学传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和东南亚其他地区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历史性启示与认识呢？下面讲几点个人的看法，请各位专家学者一起切磋和指正。

第一，要充分认识以儒学为主要文化标志的东亚文明的历史功绩。人们常常把东亚文明与欧洲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加以比较和区分，就是因为东亚文明、东方文明的文化是以儒学文化为重要内容的，有着与欧洲文明、西方文明的文化不同的独有特色和独特优势。这种被人们称之为“东亚儒学文化圈”的东亚文明，是由中国同所有东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共同创造、培育和发展起来的，它长久地屹立于人类文明之林并不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因而享有举世同钦的盛誉。这是东亚人民共同的光荣与骄傲。中国唐代学者孔颖达对“文明”的意义曾作过这样的诠释：“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这是任何一种伟大文明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之所在。东亚文明其“经天纬地”、“照临四方”的光芒，不仅照临于东亚和亚洲地区，也照临于世界各方；不仅垂功于往昔，也泽惠于今天。千百年来东亚国家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中所取得的一切进步和巨大成就，早已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把解决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与难题，寄希望于从儒学文化中找到启示、智慧和致治之方，仍在继续证明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传承了几千年的儒学文化珍惜好、应用好、发展好，使之不断发扬光大，使它所蕴含的社会哲理和治世智慧继续造福于东亚、亚洲和世界人民。

第二，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在不断传播之中，通过同其他文化的互学互鉴，才能取得持久的发展。无论哪一种文化，也无论它产生在哪里，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和优点，而且都是在流动、开放中得到传承和发展的。如果自我封闭和禁锢，其生命力也就丧失了。只有通过跨越时空的不断传播与开放，不断地吸收其他文化的有益养料来丰富和发展自己，才能保持自己的优势，才能增强自己的生机与活力，才能持久地发扬光大。这是一切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儒学文化从中国产生以后，经过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地区的广泛流传，从而形成和发展为独具特色的东亚文明的文化标志，这一历史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规律。

第三，引进和吸取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必须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同本土文化相融合，方能取得成功。儒学文化从中国传入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进程说明，无论是朝鲜半岛、日本还是越南和东南亚其他地区，他们都注意结合自己的社会文化实际来学习和应用儒学思想，并根据自己实际的需要加以改造和创新，从而赋予儒学以本国本地区特色，使之在当地不断生根、开花、结果，成为本国本地区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儒学在东亚各国各地区的发展中，能够长久地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和真谛之所在。今天我们在推进儒学在国际社会的教育、研究和传播、践行过程中，更应把这种结合实际学习和应用儒学的基本经验运用好，使之成为儒学继续发展的“不二法门”。

第四，要把精神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同物质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和齐头并进。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精神文化担负着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使命，同时它又服务于和支持着物质文化的发展繁荣。二者的相互关系是如影随形、不可分割。中国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交往的历史昭示我们，自古以来，不仅彼此之间使者、官员、学者的往来为儒学和其他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彼此之间的经济商贸往来也为之作出了重要贡献。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往往都是先从物质文化的层面开始的。而物质文化的交流，必然带动精神文化的传播。历史上中国精美的丝绸、瓷器、茶叶以及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物质技术产品，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输往世界各地，同时也向世界各地传播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日本江户时代儒学文化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同当时中日海上经贸交流的发展与兴盛，就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同样，18、19世纪在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发展经贸事业同发展儒学文化事业，也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毫无疑义，今天我们在推动儒学文化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和发展进程中，也应充分发挥物质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对促进精神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的重要载体作用。事实上各国各地区都是这样去做的，许多企业家纷纷加入发展儒学文化事业的行列，正在成为儒学文化传播与践行的重要推动力量。这是十分可喜的。

第五，坚持按照不同事物之间和谐共存和不同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原则办事，是儒学文化的本质要求。儒学有一个重要哲学思想，就是“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和而不同”，就是不同事物和谐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通过相互交融和转化，又产生出新的事物和谐共存的新的统一体，由此不断推动事物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就是“和实生物”的客观法则。中国先秦时期诸子思想的“百家争鸣”的共同繁荣局面，以及两汉以后的儒、释、道并立同尊的文化局面，都说明了这一点。儒学还有一个重要政治思想，就是在处理国家、邻邦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主张“协和万邦”、“以和为贵”、以德为邻、和平相处。《左传》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这种宝贵的思想和原则，应该永远维护和坚持。综观中国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在古代历史上所以能够长久地坚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共同进步，能够使和平相处成为相互关系发展的主流，这是同儒学文化的广泛传播及其思想引导密切相关的。16世纪末到中国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在谈到中国的郑和下西洋、成为和平友好的文化使者这段历史时，曾经这样说过：“这一点似乎很出人意料，在一个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皇帝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来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现在已成为举世公认的处理国家关系的唯一正确的原则，即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由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并经过1955年的万隆会议昭示于全世界的，这一著名原则其所以发端于亚洲和东方，也决不是偶然的。总之，“亲仁善邻”、“和平共处”，是儒学文化和东亚文明对人类和平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应该让这块思想宝镜永远照临于正确处理东亚、亚洲和世界各国相互关系的历史长河之上。

第六，儒学研究者肩负着儒学教育、传播和践行的历史重任。中国宋代著名儒学家、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曾经说过：“学者亦有当务。”就是说，学者们除了学术研究之外，还有一个“当时之务”，就是应该通过讲学、讨论、编写普及性读本等形式，把儒学等历史文化的典籍与研究成果所包含的思想精华，广泛地传播到官员和民众中去，应用到当时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去。朱熹是这么倡导学者的，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付出巨大心力撰写的《四书集注》，成为了中国宋代以后各个朝代以及不少东亚国家的官员、学者、学子和其他人们必读的儒学读本；他还先后到当时中国的一些著名书院参加讲学和学术讨论活动，传授儒学等历史文化的知识与思想；晚年他在中国福建省建阳地区的考亭还筑室授徒，创立了考亭学派。朱熹认为，“修缉礼书”只是学者之“一事”，而且是儒学经义的“浅表”之处，唯有将礼书用于治世安民才是“源本”。因此，他倡导州县官员要把当时通行的“政和五礼”结合各地实际加以简化，每年正月在城乡张贴，力求“使庶民尽人皆知”。朱熹倡导的这种“学者亦有当务”的思想与实践，在中国历史上的儒学学者和其他学者中成为一种共识与共行之道，许多学者都是集思想文化的研究者、教育者、传播者、践行者于一身。在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历史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前面讲到的19世纪末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的华人学者邱菽园、林文庆、张克诚、李金福、郭德怀、曾锦文等，不也都是一身几任吗？他们既是儒学的研究者，也是教育者、传播者、践行者。现在各国各地区许多致力于儒学文化事业的学者们，在传承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方面做得都很好，他们在开拓国际儒学发展的新局面中充当了多面手，其贡献的智慧和力量也是各显异彩，令人可钦可佩！

中国有句古语：“可久之业益彰，可大之功尤著。”儒学作为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伟业，作为世界文化园圃中的一朵永不凋谢的奇葩，其色彩与馨香必定是与日俱新和历久弥彰的；在传承和光大这一历史文化伟业，共同构建当代国际儒学的精神嘉园中，所有的儒学学者和儒学工作者不仅可以大有所为，而且必定会日积其功而迈远尤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