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两句老话：
    第一句，透过现象看本质。意即：无论看什么文章、观察什么社会问题，都不要类似那些麻将桌上的“师奶”们那样，仅浮于表象，而看不懂渗透纸背后面的深层次实质因果问题；
    第二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意即：所有所有似是而非的问题，即便同类同性质，也并非千篇一律地百分之百吻合着一模一样的。所以，每当问题所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的时候，还得回归性运用那句话“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叫你如何看问题、诊断问题出处的方法。而这一切，又恰恰正是西方国家社会里，所有职场、尤其是销售职场中，其行业或职业培训中的普遍性、关键性培训意识，而无不尽显客观性的“一分为二”。而并非：主观臆断式、主观主义式全都一刀切，抑或，要么“左”，要么“右”，而走极端。
    那么，为什么说，戚本禹那篇《大闹怀仁堂》的历史政治性回忆文章，恰恰客观性地反过来做实了当年的毛泽东所发动的、被当时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林彪、朱德等所有高层，都在政治局全体会议上，以法定民主集中式程序而一致举手通过之后，才正式贯彻落实地践行的“文革”一场有着明确的法理依据的民主政治改革性质运动（之所以必须特备强调其民主程序性决策的因果，恰恰正是不想被任何政治动机不纯者断章取义式掩盖或篡改历史来说事），及其实践过程的初期，那瑕不掩瑜的英明正确性呀？那就不妨具体援引该文章的原汁原味的原始段落来透视之如下吧：
    首先，文章开篇即以谭震林于史载中的一封信而所谓：“怀仁堂会议的第二天，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信，大骂江青是武则天，挑唆林彪同他们一起反对中央文革，这封信我们当时和后来都未见到，文革以后，才在中央文献出版编辑的《毛泽东传》中看到，全文如下：
   “昨天碰头会上我是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
   “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做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对于这些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陶铸，其他人都未批评，而且，批评陶铸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过的机会。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我们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也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这整段，不就恰恰客观性、事实性佐证了：
    第一，当年整个“文革”之所以法理性民主政治，不正是：光明正大的“阳谋”性而完全类似后来的当今，那欧美西方、抑或港台地区所有不含非法武斗打砸抢性质的民主政治运动之说理性造反的形式了嘛。只不够是：那民主革命，有根有据地指向他们自己这些当时有问题的老革命的头上时，他们就要耍政治性双重标准，而受不了了嘛。
    这不就完全类似于，今天这些年来，那一直不停的“文革”式反腐打贪的政治运动一样：众多问题官僚也看似纷纷响应并高举着反腐打贪的大旗下，高谈阔论如何如何反腐倡廉的时候，突然发现，群众性反腐打贪运动中，揭发性打击到了自己的头上时，便本能性不干了，就疯狂反扑了，等等之类的表现嘛。有啥奇怪呀？
    第二，谭震林这就所谓：“.......他们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的说法，再以及，后来又紧接着的所谓：“.......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也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谭震林白纸黑字地记载了，有人可以当众公开地“造反”毛泽东，不就恰恰客观性反过来做实了：“文革”之所以民主政治性质，不正是连毛泽东有错的话，当年也完全可以民主公平公正地当面顶撞、当面“造反有理”之举了嘛！怎么说没有人敢批毛、骂毛呢？只不过是：那些对毛当面或背面“造反有理”式点名批评批判毛者，除了高呼些简单句似是而非的空洞口号以外，无法再能拿出具体、详实的、属于毛主席该具体性法理问责的重大过失罢了。所以，他们就根本无法再理直气壮地继续对毛“造反有理”式批判或顶撞了嘛。这不就客观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透过现象看本质地透视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等人，在“文革”初期的所有这类政治问题上，根本没犯啥政治原则性错误、瑕不掩瑜嘛！
    而谭震林居然还个人情绪化时空般当场“一边指责江青说：你还要造主席的反？！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你胆大妄为.......”等之类的客观性描述，不就恰恰客观性地反过来做实了，谭震林这种人，自以为战功彪炳，就可以悖论起码的法理政纲，而试图压抑别人对高层针砭时弊或提出不同看法的企图了嘛！那不就完全悖论党纪国法之嫌了嘛！即便那什么“主席是全党的主席”的客观事实，就不能被公平公正、依法依规地“攻击”吗？否则，就是所谓的“胆大妄为”吗？那还叫做“共产党”、或“社会主义的民主”吗？那不典型的当年蒋统国民党的那种军阀政治了嘛！

    第三，文中谭震林这段所谓“.......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对于这些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陶铸，其他人都未批评，而且，批评陶铸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过的机会。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我们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云云。
    这不就恰恰客观性印证了这么个事实：
    1），即便群众路线性完全民主政治运动，即便有着明确法理政策上之明文规范，却也难免发生了瑕不掩瑜性质的、涉嫌违法侵犯人权性质的粗鲁，等诸如谭震林话中之所谓：“......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等之类的客观性描述，然而，不就恰恰客观性反过来印证了：即便“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中，所出现的涉嫌违规性质的人身侵权性不敬，却也并非等于剧烈性武斗互殴的场面嘛。有待发现这类问题之后，再进而针对性依法依规地纠错、甚至严厉针对性打击之，不就行了嘛！
    2），然而，“一分为二”地客观性而言，不也就可不妨客观性地从侧面反过来，逻辑性地印证了：当年那些“文革”初期，便群众性说理揭批斗争而被“打倒”的那些老革命高干们，平时大权在握而高高在上的时候，是何曾滥用职权而践踏法规政策而倒行逆施、胡作非为式欺压老百姓的了嘛！否则，怎么可能导致老百姓的情绪那么非理性而激烈、而言行粗鲁呢？那不就势必客观性必有其根本因果关系了嘛。我这话，并非等于苟同于非法侵权式粗鲁待人。而是，尽量客观性就事论事。就那么简单。
    3），不就被群众民主政治运动式，且还是有根有据有佐证地、基本和平说理斗争性质的所谓“批斗”而暂时打倒了，而却又不是将其当作政治敌对势力而撤销党籍、抑或以啥司法性质之“莫须有”罪名，提气诉讼而审判、绳之以法，等等，试问：这就谭震林式所谓：“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啦？难道便由此完全取笑他们那些老干部原本享有的行政级别和工资待遇啦？将他们非法关押到了四周全都毫无遮拦的所谓“牛棚”去啦？完全没有吗！那不就反过来典型的法盲式“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地诬陷别人了嘛！否则，难道“老革命”、“老干部高官”，就不可能犯错、而犯错还不能让群众依法公开性“告密”揭发并批判、并被撤职啦？哪条国家或国际法律这么明文规范的呀？没有嘛！
    最后，谭震林当年被普遍性视为其公开性地向毛主席政治挑战性说道：“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紧接着，还自行公开性、决裂性地拒绝毛泽东所发动的、连他自己也曾参与讨论而同意的“文革”政治运动，并且，由此而愤然退出“文革”初期的政坛，从此安然无恙地休闲在家的客观事实，不就恰恰客观性反过来做实：
    1）谭震林完全悖论了共产党的政治宗旨里，那政治本该充分允许人们依法依规的民主言论自由，而勇于面对群众的或褒、或贬的心态，这一客观事实了嘛！
    2）同时，也客观性反过来做实了：谭震林如此这般暴怒地跟毛主席在“文革” 问题上的政治决裂，却也根本没有因此受到过任何的所谓“政治迫害”呀，抑或“政治生命被葬送”等之类的胡说八道嘛！
    非但如此，他不也照样高枕无忧地在那“文革”十年间，充分地享受着其老革命资历的高干待遇，而一分钱不少嘛！没人非法暴力关押、司法起诉、“莫须有”式判刑他吧？故而，这又何来那所谓“迫害老干部”之说呀？
    而那些被夸大其词而所谓“被迫害”的什么“老干部”们，如果不妨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式而重温那些客观性、历史性的因果关系的话，到底又有哪几个是被冤枉了的呀？连戚本禹本人，都客观真诚的承认自己的过失，而心服口服地法规所严惩的客观事实，不就反过来客观性印证了“文革”里，那瑕不掩瑜中的民主与法治的具体体现了嘛！所以，总得有点客观性耐心而“让子弹飞一会儿”了嘛
    而谭震林“文革”后，被胡耀邦、邓小平集团以否“文革”而否毛、反毛、叛变毛的政治所招降纳叛而复出之后，其具体所作所为表现，又有什么令人可刮目相看的政绩呢？不就眼睁睁地亲眼看着邓小平那一系列涉嫌非法非规性质的贪功诿过卸责的行径，而“空悲切”式愤怒不服......还能干什么呢？更何况，后来，还不倍受家庭传出陷入贪腐嫌疑的困扰嘛......而这一切因果，不就反过来客观性印证了“文革”民主政治运动的正确行了嘛。


贴主:东田枫叶于2025_04_19 19:31:33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