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动词的存在论（上）

摘 要：自现代哲学以来，内在对象的客体性得到界定，而外在事物却沦为“无客体性的客体”。这些事物缺乏概念锁定的同一性，仅展现出自然的变化模态，这就需要在我思（cogito）的视界外拓展出一套及物的主体性模式。唯有通过能够实现主体性的动词，外在事物的客体性才得以建构。动词通过塑形、赋值或制作，使外在事物被定义为“如此某物”，从而使之获得对应的客体性。能改变实在世界的主体，必须落实为具有创造力的“我作”（creo）。我思与我作构成主体性的两极：前者开启了无限可能性，后者则收敛可能性。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两种思维模式，即名词思维与动词思维。名词的功用在于建立一个虚构的概念世界，制造了一个用来解释真实世界的元世界（meta-world），但无法处理动态变化的事物。因此，需要以动词为基础，发展与复杂动态事物相契合的动词思维和逻辑

一、Cogito（我思）与Facio（我做）

1.维科的墓碑

意大利哲学家里卡多·波佐（Riccardo Pozzo）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情：他读到我的facio理论，还提出了facio ergo sum(我做故我在)这个仿维科风格的命题。虽然维科自己没有说出这个与笛卡尔的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配对的命题，但不知哪个后人在维科墓碑上刻上了facio ergo sum。这个故事让我大感兴趣，看来天涯海角确有比邻之所见。

维科自己的思想重心落在factum（事功)上，因此没有专心去分析facio（我做）本身的问题。我试图建构的facio理论与维科的factum理论是相关项，但问题有所不同，或可互相补充。欧洲的文史类研究曾经长期弱于对自然和逻辑的科学研究。文艺复兴以来，人成为知识的重要对象，但当时缺乏研究人的方法。有先见之明的维科试图发展一种人文知识论、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新科学”，其核心命题是verum esse ipsum factum(真理即事功)。如以factum来界定真理，其范围就限定为verum factum est(所知只在所为)，就是说，谁做的，谁知道，因此，人类能够“真正知道”的真理就限于人类自己做的事情。言外之意是，科学不能彻底知道上帝创造的自然秘密，人文科学反而是更真实的知识，因为事功对于人文知识有着无障碍的直接性。然而人文事实有着复数主体性导致的互相矛盾或悖论性的复杂性，更甚于自然偶然性形成的复杂性。维科以factum来建构的人文知识差不多等于历史知识，所以他的知识论也被追认为最早的历史哲学（其实《周易》之《系辞》才是最早的历史哲学）。

2.Facio和factum引出的不同问题

20多年前，基于维科理论，以及儒家重视“事”胜过“物”的传统，我声称要以“事的哲学”（philosophy of facts）去代替“物的哲学”（philosophy of things），从而把与心灵有着隔阂的自在对象替换为“涉人对象”，即与人有着互动关系的对象，因此物反而被理解为事中的一个函数变量，这样，物就不自在了，而在人的“事境”（situation）里成为承载意义和价值的“涉人对象”。事的视域只关心涉事之物，于是推卸掉了自在之物的形而上学负担，也就无须劳而无功地去证明或否认令人烦恼的自在之物。胡塞尔的现象学甚至有彻底的理由去悬搁自在之物，但把视域收缩为“万物皆备吾心”的纯粹我思，却是回绝了无限丰富的外在世界而形成思想自闭症，似乎并不合算。以“涉事性”为标准而与自在之物拉开相安无事的距离，在保留视域的丰富性上要优于现象学还原。不过后来我意识到，事的思路，即维科的factum思路，对于历史学和人类学更为恰当，对于哲学来说却难以解释根本问题，因此就抛弃了“事的哲学”。对此有两个理由值得一说。

一个理由是，如果事限于经验维度，就超不出经验论。可是经验论也无法拒绝超越经验的形而上学假设，必须借助逻辑、数学以及许多形而上学范畴（比如因果、时空、偶然性、可能性和或然性等概念）。当然也可以把事看作需要解释的文本，事就变成了解释学的对象。解释学提出了不少好问题，但其方法论是弱点，不受约束的意义增殖很容易产生过度诠释而导致意义消散。无限叠加的解释不断形成解释的解释（老实说，思想都没有无限耐心），进而形成越来越难以理解的“文本的文本”，难免陷入意义的无序状态。以解释学去理解事，最终思想就化为文学，没有解释哲学问题。

另一个理由是，哲学需要研究可思而不可见的对象，它们往往被称为超验或先验的对象；更准确地说，哲学需要思考“不存在”的对象。认为哲学应该研究存在是一个可疑的传统。不存在的对象里最要紧的是构成存在之未来性的无穷可能性，还有思想所需的共相，即普遍一般的概念，这些都是“不存在”——或“不-存在”更为贴切。为什么要研究“不-存在”而不是“存在”？这是个问题。存在是显然事实，是一切问题的前提，但其本身却不是问题。对存在的解释只能是重言式，即“存在就是存在”（being is being），没有给问题留下余地。正如维特根斯坦提示的，一个问题至少要有两个以上的可能解释，只有唯一答案就不成问题了，所以存在不是问题。但不存在却是大问题，所有经验和知识的建构都基于那些不存在的概念，任何经验都暗含超验的思想性结构，“不存在”正是理解“存在”的先验条件。希望这不是对康德理论的过度诠释。如果一个观念不仅仅是生物性的感觉而是一种描述或叙事，那么对经验加以思想性的建构，哪怕最简单的陈述，比如“我刚才看见了一只喜鹊”或“一只山羊又来到了白杨树下”，也一定已使用了空间、时间和分类学的概念。能够谈论的任何事与物，都依赖着并不存在的概念，所以，不存在才是哲学问题的发源地。

经验是存在的迹象。哲学试图研究思想如何以不存在的概念去建构关于存在的经验描述或叙事。不存在的概念是超验或先验的思想，是思想的思想，所以哲学是反思。康德称反思为“批判”，这个著名概念却没有点明批判的关键性质是反思。思想对自身的思想，其根本性质是自反性（reflexivity），而自反性暗含不可回避的悖论性：一方面，只有思想能够反思自身；另一方面，这种反思是无法完成的工作。维特根斯坦看清了自反性的问题，即“眼睛自视悖论”，但他有些粗暴地把思想视域（比喻为眼睛）的自反界限判定为无法解释也无法超越的思想界限，于是把最重要的问题漏在了界限之外（维特根斯坦自己承认这一点）。

维特根斯坦提出的是一个他自己未能解决的深刻问题。后期维特根斯坦试图把一切思想问题都转换为游戏行为的问题，等价于从“所思”（cogitatum）转向“所为”（factum），但又遇到一个新界限，即事实“硬底”（bedrock）的反弹，相当于止步于“事实就是这么个事实”，然后无可解释了（与“存在就是存在”的困境差不多），问题链条断了。在追寻思想宾语的方向上，无论是cogitatum还是factum，总会走到无路可走的撞墙地方。这意味着，问题最终需要从宾语位置的factum回溯到主语位置的facio，蕴含无穷可能性的facio才是所有问题的本源，facio是“肇事者”，“肇事者”才是本源，所以，并非factum而是facio才能够成为与我思并列的另一个哲学出发点。但我们还是要问：我思的理论已非常丰富，为何不能坐享其成？

3.不可否认我思是个伟大的出发点

在笛卡尔之前，哲学徒劳地研究一切存在之所以存在的普遍或终极原则，潜台词是，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这个形而上学命题没有错，但问题是，存在不是思想的出发点，或者说，存在不是研究存在的出发点。虽然存在的确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却是思想的终点，思想不能颠倒自己的终点与出发点。笛卡尔的我思是第一个可信的哲学出发点，哲学被重新设定为思想对自身的研究，哲学从外向变成了内向，也因此定义了反思。虽然希腊哲学早已开始反思，比如逻辑学就是最伟大的反思成就，但反思作为哲学之为哲学的标准是笛卡尔确立的。顺带说，在笛卡尔之前，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唯心论。这里无须复述哲学的故事。

胡塞尔自诩完成了笛卡尔的我思理论，这应该没有夸张。胡塞尔证明了我思能够在我思之内建构客观对象，或者说，主体性以内在时间为资源而通过意向性建构了内置于主体性的客体性，即证明了纯粹所思具有客体性，并且就在我思的内部，这样，主体性就拥有自己的客观世界。我想补充一个推论，胡塞尔的现象学不仅证明了主体性能够建构客体性，而且暗示了一个足够惊悚的发现：我思建构的内在思想对象才是真正具有客体性的客体（the object of objectivity），外在事物反而是没有客体性的客体（object without objectivity）。通常，外在事物被设想为客体，理应具有客体性，但实际上并没有。与思想内在的纯粹对象（cogitatum qua cogitatum）相比，不能超越时间性也不能摆脱空间限制的外在事物没有恒定性，也就反而缺乏客体性。这件事似乎很不合理，但确实如此。尽管胡塞尔并没有说出这个判断，但我相信这是合理推论。

4.没有客体性的客体

断言外在事物是没有客体性的客体，就需要解释“客体性”（objectivity）的概念。任何被置于思想宾语位置上的事物都因其宾语性而被定位为一个对象,但并非任何对象（object）都具有客体性（objectivity）。客体性意味着一个对象的不变身份或同一性（identity），即某种不可混淆、不可改变的确定本质。某物存在（is），其存在本身（being）并没有预定确定身份（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命题用在此处倒是合适），于是，缺乏客体性的客体就因为没有确定身份，而可以被任意使用、任意挪用、任意替换或任意践踏，类似于没有主体性的人可以被任意利用或任意支配。

仅当某物注定成为（meant to be）某种事物，才有了不可替换的客体性——即使这个事物被破坏，其客体性不变。就像胡塞尔的例子，你很喜欢的一棵树即使被砍成木材甚至烧掉了，那树在你心中仍然保有不变的客体性。这里可以再给出另一个推论：既然客体性是不变的，就只能来自概念的定义，因为只有概念是超越时空的，只有定义是确定的。正是概念创造了客体性，并将其赋予事物。外在事物不能定义自身，既没有也不需要身份，因此就其本身而言没有客体性，按康德说法，只是自在的某物。

自在事物没有被概念锁定的同一性，只有自然而然的变化模态（modalities）。意味深长的是，自柏拉图到胡塞尔都要确认客体性，而自《周易》到老子甚至到毛泽东都追踪变化模态。既然柏拉图传统一直在寻求概念化的“如其所是”（being as it is）的客体性，就必定寻求可以明确定义不变性、完美性、绝对性、超验性的理想化概念；与之异趣，《周易》传统始终关注不可定义的意象化的“如其所化”（becoming as it goes）的涌现——这种意识常被说成是关心“过程”，如此表达不准确，或有误导性，因为问题重点并不在于麻木流逝的过程，而在于产生奇迹的历史性，在于既突变却又连续的涌现或埃舍尔式的演化。《周易》的“变证法”（dia-variables）——请允许我编造个概念——意味着追踪模态变化而不是以概念去锁定事物。《周易》的变易思维常被错误地类比为“辩证法”（dialectics），但“变证法”既不是基于对立的论点（辩证法原意），也不是基于对立的事物（辩证法的拓展版），其基本分析单位“阴阳”并不对立，而是差异互补。

话说回来，既然客体性基于概念，就可理解一个客体只在逻辑化的概念里才被赋予了同一性。同一性是逻辑的一个发明。逻辑在一方面是思想的合理化组织方式或思想通用算法，另一方面是关于一切存在的最纯粹的形而上学，这一点往往被忽视，实际上，逻辑比之其他形而上学都更加纯粹。包括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在内的逻辑定理在自然世界里根本不存在，纯属形而上学。不那么纯粹的语言也一样，概念以及分类学在自然世界里也不存在。可以说，整个语言就是关于一切存在的形而上学。无论如何，思想的底色就是形而上学。

从笛卡尔到康德至胡塞尔，我思的内在对象的客体性基本上获得了良好解释，但外在事物的客体性仍然缺失，这就形成了思想的自闭症。直白地说，我思只想自己的事情，是“不及物”的，准确地说是“不及外物”，真实世界被悬搁了。正如海德格尔提醒的，我们明明被抛在外部世界里，亲身经受着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所以不能悬搁外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