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欠天下书生一个道歉
    有那么一份报纸，它曾以“忘己为人、无党无派、唯理是赖”的办报方针著称，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心中的灯塔，它就是《大公报》。
    还是这么一份报纸，在1950年前后，《大公报》在香港、上海、天津等地刊发了大量鼓励海外学人归国的社论与公开信。
    最著名的，是1950年3月4日，《大公报》头版刊登的一封华罗庚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写道：“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 这一封信，不只是华罗庚一个人的心声，更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赤子之心的共鸣。曾几何时，“归去来兮”的呼声，响彻太平洋两岸；那是理想主义者的号角，是被新中国呼唤的灵魂。
    许多学人因此动容，毅然放弃美国绿卡、安逸生活和科研平台，漂洋过海回到那个战火未平、百废待兴的国度。他们之中，有人拒绝美国国籍，有人放弃终身教职，有人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阻拦，只为“归去来兮”。
    他们回来了。
    可是，等待他们的，却并非舞台与掌声，短暂的蜜月后，等待他们的是长久的牛棚与屈辱。
    没错，那些从剑桥、普林斯顿、哈佛、芝加哥归来的学人，那些曾在曼哈顿计划、原子能署、贝尔实验室、NASA工作的顶尖人才——在归国后的岁月里，几乎全部被打成“间谍”，“右派”，“走资派”。
    他们被批斗、游街、劳改，被侮辱、殴打、关押，有的死在牛棚，有的死于自杀，有的至死都未被平反。甚至连他们的妻子子女，也被一同污名、株连。
    有的，被从研究所下放到乡村扫厕所、养猪；有的，二十年不能接触科研材料，不能出论文，不许使用外语，不准通信。
    那是对人格的碾压，对知识的唾弃，是一场对人类文明精英令人发指的凌辱。
    今天，当我们打开一卷又一卷尘封档案，看到一个又一个名字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钉上“右派”牌子，在1968年的“牛棚”中被剃光头游街，被红卫兵扯下眼镜、撕毁讲义，被隔绝在实验室之外、被迫清扫厕所、甚至含冤死于非命。我们不能不问：是谁，煽动他们回国，又是谁，在他们被迫害的时候落井下石？又是谁，在他们被邪恶势力吞噬时惜字如金？ 
    我认为，他们想报国，他们回来了，显然不是为了这样的结局。
    历史不能细想，想多了都是泪！
    当然！《大公报》不是直接的加害者。
    但它，是“归国潮”的最主要鼓吹者和精神旗帜。在当年，国共交战刚止，百废待兴，大公报高举“民族复兴”大义，以道德感召为刃，号召华人学者“回家”。
    这本无可厚非。
    可是谁为这些因“响应祖国召唤”而最终家破人亡者负责？谁在他们跌入深渊时站出来说一句：“他们无罪”？
    可当那一批爱国者在国内惨遭非人待遇、生命堪忧之际，《大公报》却再无只言片语为他们发声。那些曾被你们鼓舞回来的“建设人才”，一个个在铁窗与批斗场上呻吟，而你们的笔，却转向了新的口号与政治风向。
    戏子无情，婊子无义，当然你们不必为一切负责，但你们不能假装从未参与。你们这些软骨头的写手们，没脸没皮说“爱国商人都是铁骨铮铮的！" ，我看确实商人比你们这些吹鼓手铁骨铮铮得多。
    请看！《大公报》在1950年之后的一系列政治表态——支持肃反、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配合政治运动，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助推了一个不容异议、不许多元的知识环境。今天看来，那不仅仅是一种立场，而是一种助力——帮助了那台吞噬理性、毁灭自由的政治机器。
    但是呢？要埋怨谁？怨华罗庚吗？他在文革中亦被批斗、遭抄家。埋怨《大公报》吗？它曾有过激情，有过良知。在那个时代，难免言不由衷。
    但是，过去了30年了，还怕什么？反省一下，道歉一下，很难出口么？
    我们今日写下这篇文字，不是为了清算谁，而是为了历史的交代。
    实事求是的说，铁一般的事实，如果没有《大公报》没有那封华罗庚的公开信，非常多的知识分子，原本可以留在美国作出更大的贡献，即使没有贡献，也可以做个安稳的小书生。美国虽乱，麦卡锡再坏，给一个方小小的书桌过个平平淡淡的太平人生还是给得起的。然后他们被感召回国。然后出现了很多人间悲剧，而在些悲剧中，居然无人为他们说句好话。
    最让人遗憾的不是“犯过错”，而是从未反省。
    我想起了个小故事，话说，公元322年，东晋永昌元年，王导掩上房门，失声痛哭：“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伯仁：晋周颙的字。他和王导都是东晋初期的重要人物，曾共同辅佐晋元帝稳定江南政权，是东晋政权的中流砥柱。《晋书．周颙传》记载，周颙，元帝时为仆射，与王导有交谊。
    后来，王导的堂兄王敦谋反，以旧怨杀害了周颙。事前王敦曾就此事征求王导意见，王导却因为一些误会不置可否。后来王导得知周颙曾在元帝面前为王敦谋反事多次为自己辩护，不禁流泪说：“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后常用以表示对别人的死亡负有某种责任。
    “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当历史走过几十年，我们终于有勇气重读那些文字。华罗庚在信中说，“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我不知道你重读这句话的心情是什么？
    朋友，如果你今日还在讲“爱国”，请你记住：
    爱国不是歌功颂德，而是让这个国家能够容得下不同的意见、能够保护敢于批评的头脑。爱国不是叫人回国，然后坑死人不偿命。
    《大公报》它应该道歉。
    不是因为它有恶意，而是因为它承担了召唤责任，却没有承担善后责任；
    它高举了道德的火炬，却在风暴来临时候好无预警的高高挂起；
    它做了一件伟大的事，但当这件事被现实砸碎时，它失去了新闻人的骨头与良知。

    别在扯什么铁骨铮铮了，连正视事实都不敢，凭什么人家会相信你的铁骨铮铮？
    《大公报》，你欠天下所有归国学者一个道歉。你欠千千万万曾响应你号召、最终埋骨异乡的华侨学人，一个交代。
    倘若你有当年鼓动的激情，今日也该有忏悔的勇气。
    而且今日的中国，早已经是一个更强大、更自信的中国。我们中国的科技、经济、文化都取得长足进展。我们更应该有勇气直视过去的错，哪怕是曾经光辉的媒体，哪怕是曾经感人的信仰。
    那句“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你是否听懂？
    你是否愿意低下头，向历史，向真理，向天下读书人，致以一个迟来的歉意？
    如果《大公报》还记得自己的初心，如果它还配被称为“负责任的媒体”，那么请低头，鞠躬，说一句迟到的：
    “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