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城七条路巴刹的鱼贩用闽南语喊“鲜”时，舌尖抵住上颚的力道比厦门市少了一些力道。这个被马来语韵母削薄的发音，既非全然故土的形态，又非纯粹异乡的造物，在殖民贸易的裂隙中，方言成为最后的文化胎盘。

本地华人青年已经来到第三代，那些漂浮在多元文化主义口号下的语言残片，仿佛那是一艘艘前往南洋的船只，身披一往无前的勇气，开往未知的大地。



一、 在五脚基下穿过暴雨的槟城
我对槟城已经期待了很久。不管是几年前看的《阿贤逛巴刹》，还是黄锦树的《雨》，都让我对这边南洋土地产生一丝神往。

在槟城时恰逢暴雨，站在五脚基之下，是交织的闽南下南洋的记忆。

五脚基亦称“骑楼”，是一种近代商住建筑，建筑物底层沿街面后退且留出公共人行空间的建筑物，像厦门中山路骑楼就是这样的建筑，只是在马来西亚等地称为五脚基。五脚基的好处是对行人极其友好，刚刚突逢暴雨，我也能在五脚基下穿梭，时不时与商铺老板打打招呼。我偏喜欢在这样的建筑下行走，闽南夏季多台风，也多太阳雨，往往突然乌云密布大雨袭来，而只是一阵便恢复晴朗，因此五脚基便是从店内看雨或是行人躲雨的好地方。

骑楼普遍只有两三层，这点和漳州台湾路香港路那一带很像，只是国内的古城翻新得太厉害，过于追求统一的视觉效果而破坏了建筑原有的面貌。槟城的街道能看到各个时期的建筑，从现代，到民国，甚至更古早时期的建筑，从佛教，到伊斯兰教，多元包容才造就了现如今的槟城。




花砖，是南洋建筑一个很显著的装饰艺术。上世纪20年代南洋华侨衣锦还乡时带回许多南洋文化，华侨返乡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洋砖盖洋楼”——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番仔楼。作为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流入闽南地区的花砖在传统欧洲花砖几何纹样的基础上融入了花卉植物等南洋元素，又依据闽南地区特色文化符号发展衍生，各式各样的花卉几何纹样，被赋予吉祥、幸福、辉煌的美好祈愿。

据说花砖中的八瓣花纹样是源自阿拉伯几何纹样，经华侨改造为“四瓣代表下南洋，四瓣象征归故乡”的八瓣花。如今槟城依旧随处可见，在东南亚这样绿植遍地的土地，总有一种潮湿的幸福感洋溢在空气中。




槟城的构造有点像厦门，是一个小岛，而建筑和文化等氛围更像放大版的漳州诏安以及潮汕地区，建筑不追求统一，而是各行其色。

欣喜的是，这里一样有一片很大的绿地广场，就在海边。我一直认为城市的中心广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像是欧洲城市的思路，中心广场延展到周边，在城市规划中是一种简单但舒适的游览动线。

路口的燕尾脊大厝前立着一棵椰子树，这般具体的景象竟和记忆里的闽南多有重合。红瓦的闽南大厝，屋顶底下是厚重的石条，通往天井的门打开，空气对流贯穿大厅，门槛石在太阳没晒及的地方是阴凉的。往深处去些，斑驳脱落的墙皮和穿行其间的绿色枝蔓，是这百年大宅的历史，前埕在午后总是日头正盛，偶有两三声狗吠，是挑着扁担前来舀粪水的人，南方的夏天总是很安静，越是安静，耳边那细微的方言越是清晰，便能从中听出差别。




路牌中“埕”的说法，在闽南的建筑文化中有一丝根源。

闽南的红砖古厝往往是“前埕后厝”的格局，古厝正大门前的一个户外广场成为“埕”（闽南方言），闽南人家厝厝相连，加之闽地多由血缘、宗亲串联，所以“埕”除了是晾晒、纳凉、晒谷的场所，也是节庆宴客、孩童嬉戏、邻里八卦的集散空间，承载着许多闽南人儿时的公共生活记忆。由点到面，扩大成一片小区域，像是泉州小西埕，台湾的大稻埕等都有近似的说法，这是文化上直观可视的相近的部分。




槟城是一个闽南人通行无障碍的地方，开口就说闽南语。华人群体多是福建广东一带的移民，因此饮食上也近似。正好最近读《全球猎身》，里面提到人类学中“海外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大马华人群体中的闽南文化共同体和中国大陆的闽南文化圈在这里作为一个共同体讨论，是抛弃世界地理而只进行世界叙事的共同体讨论。

在去往七条路巴刹的途中看到了“颍川学校”，看到颍川很自然就会想到在闽南的门匾上往往有“颍川衍派”的提法。这是关于姓氏和家族的来源，颍川陈氏是汉末著名的家族，随着人口不断迁移，如今闽南、台湾等地，以及马来西亚不少城市，应该都能寻到其踪迹。

在现存的闽南地区的明清门楣匾额中，多标注了“郡望”，其次为一些地标或混成文字，这样的习惯沿着洋流飘到了槟城。“姓氏起源”的做法从中原随着人口流动到了闽南，如今在槟城落脚，意味着这样的血脉相连不会轻易消逝，哪怕远在南洋。





二、 漂流的方言与漂泊的人

槟城福建话，是闽南语的一个域外变体，是槟城文化的特点之一。闽南语出自中国福建省，由于中国和马来群岛之间古往今来频密的商业活动，多数华侨渐渐定居于槟城，并在融入本土社会的过程中，语言上也开始向本土语言借词。人类学家林开忠的田野调查显示，在峇峇娘惹社群中，混杂马来语词汇的“槟城福建话”形成独特的“语言三明治”结构：动词保持闽南语法，名词大量借用马来语，量词系统则自成体系。

“外来”在闽南方言中形容为“番”，因此有了“番茄”、“番石榴”、“番姜”（辣椒）、“番薯”（地瓜）、“番仔火”（火柴）、“番客”。但有些现代闽南语词汇如“ko pi”（咖啡）来自马来语KOPI，“雪文”（肥皂）来自马来语SABUN。社会语言学家黄婉桦的采样研究发现，槟城闽南语保留着厦漳泉三地已消失的古汉语入声调值，却在数词系统发展出特有的“廿一”（二十一）省略结构。

于是，方言开启了漂流——“豆”写作“番仔/番薯”，“菠萝”标注“王梨”，这些清代闽南商贸术语在槟城码头文化中变异重生。而20世纪初承载着30万闽南移民乡愁的家书往来，将两地语言糅合在一起，造就了槟城福建话的诞生和传播。




词语联通成长句，长句写进书信，一封一封承载着海外的思念寄回家乡。在闽南语中信称之为“批”，这样漂洋过海回到闽南土地的信件是为“侨批”，从最开始的一纸书信，到后来逐渐演变为海外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以及后来的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

侨批的初始形态，是海外华侨托亲戚或朋友于返国之便带些银钱及信件回家，后来有些人以为这是有利可图，便以汇寄银钱为职业，他们专为旅外侨商寄钱回国，取一笔手续费。这些人同时做些生意，把国货运往南洋去卖，或把南洋土货运回国内销售，他们就叫“水客”，有时或称“南洋客”。

水客有极高的信誉和惊人的送达率，随着这一群体不断扩大，也形成了严密的等级制度。大水客，掌控航线，在槟城、新加坡设中转站，年运载银元超百万。二盘客，负责陆路运输，精通马来半岛土语与闽南山地方言。细水客，多为刚入行的青年，需从背送侨乡土产（永春老醋、同安封肉）开始历练。据记载，每位水客需熟记超过500个侨乡门牌号，并能通过侨批信封上的暗纹识别真伪——用厦门淘化大同酱油书写地址的必是真件，墨汁书写的需重点核查。

因为往南洋的人渐多起来，汇款信件变成有钱可赚的职业，于是批信局（批馆)）就产生了。批馆大致是钱庄的一部分，其金融的周转及信用胜于寻常水客，也正是这种严谨与信誉，才使得闽南与马来西亚在这段历史中不曾断了联系。在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之后，一封侨批由槟城码头工人将银信交给返航的“走水”商船，厦门鼓浪屿的转驳站按姓氏分类，最终由闽南乡间的“批脚”徒步送达。




1880年（清德宗光绪六年）旅菲华侨郭有品，在家乡漳州府龙溪县二十八都流传社创办“天一批郊”。天一批馆的业务日益扩展，经营区域也日渐增多，在菲律宾、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暹罗（今泰国）、安南（今越南）、新加坡、缅甸和柬埔寨等8个国家先后设立24个分局，在中国的厦门、香港、上海、漳州、泉州等地方先后设立9个分局。

天一批馆从1880年创办，至1928年1月28日停业，历时48年，是中国邮政史上有记载的第一家民间国际邮局，是规模最大、分布最广、经营时间最长的早期民间侨批局，其信誉之卓著、影响之深远、创办年代之早在福建华侨史乃至中国邮政史、中国金融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从宋元市舶司的“验讫”朱印，到南洋侨批局的骑缝章，闽南人用八百年时间在海洋文明中镌刻出独特的信用体系。

水客是那一时期的“文化摆渡者”，季风吹过海岛，吹拂到闽南的土地，如今的“天一总局”依旧在闽南的土地上，只不过有些许孤独和落寞，那样繁荣的南洋历史，已成为往事，在西装革履的华侨抿着咖啡的言语中，一笑而过。




三、文化的生命力来自播种

读完了《雨》，在“后死”这一篇潸然泪下，那些先辈们把自己脑海里的故乡带到了这里，而我此时就站在这里，我们拜相同的神，用着相同的燕尾脊和山墙，说着一样的闽南语。历史建筑原地保护的重要性在于，当我用个人视角去窥探一个地方的集体历史，我也能一眼洞穿时间凿下的痕迹。

槟城的城市结构和欧洲很像，但是建筑样式又偏东方，没有封闭的小区，处处是开放的街区步行道，我每每混淆于所处的地方时，听不见喉咙的震动，听不见横膈膜，听不见呼吸，只听到了茫然失所。我们的方言漂洋过海来到了这片被热浪裹挟着的大地，但它在代际的失语中日渐式微，年轻一代接受着最为统一的新语言，逐渐丢掉了传统的表达。

但漂洋过海经过口口相传最终被槟城接纳的闽南语，或许我们也无法再称其为“闽南语”。古往今来，文化的生命力都不在于纯粹性，而在于其携带记忆穿越时空的变形能力，落地生根，然后遍地开花——这是一场新的繁荣。

就要离开槟城这片土地时，心中的念想更加具体了一些。身在这样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是极其孤独的，从异化的方言中，感受着海外华人群体的离散与回归，方言掷地有声，但外来群体经过两三代人的繁衍扎根，如今是否依旧是那样身份孤独我不得而知。

在海边的公园里等着太阳落下，耳旁的印度歌曲夹杂着海浪拍打礁石，这一天剩余的时间在海风的吹拂下消失殆尽，我们如何对抗这个世界，而你我的存在，不过是历史的尘沙，只要一阵大风，便了无踪迹。



陈漳毅 | 作者

西多士 |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