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广文：回归自己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

首先,从传统的角度看,所追问的是“我们是谁”或“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无论是一个民族或一个人首先要对传统有一种自觉意识,这是文化主体性的第一重内涵即对传统的自觉。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个体或家族,大而化之地看当然是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但仍需思考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如何具体地展开,如何更好地延续等问题。我们今天的中国风格以及民族秉性,都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念,影响着我们的精神追求。

其次,从现代的角度看,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现代文化生命的根本维系,这回答的是“当下的我们是怎样”的问题。从传统走到今天,当下自身的文化自觉很重要,不能不对其加以关注。然而,如果纯粹地只关注于当下的这种经验层面,忽略文化所涉及的超验层面,这个民族就不会有长远的发展,更不会真正拥有未来。因为人的生命呈现既是经验的,同时又是超验的。正因为人不断追问自己为什么活着,才凸显了人和动物的区别。因此,“为什么活着”实际上是因为“我”在活着,所以才能发问“我为什么而活”。这就是对当下生命的一种自觉,即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

每个人在当下活的意义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守先待后”。第一个使命叫“守先”,就是守护先辈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也可以表述为传统;第二个使命叫“待后”,它是一种责任,是年轻人要把先辈的传统经过我们的手传递下去。而后者就进一步将文化主体性的问题引向了第三个角度—未来。从未来的角度看,文化主体性需要我们具备开放创新的超越意识,自觉地追问“我们向何处去”。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都必须有同传统和现代相联系的未来意识,因为文化像一条河,“从‘古代’经‘现代’流向‘未来’”。保持对未来的敞开性,是人作为文化与历史的存在的独特本性。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延展逻辑

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培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全球化的实践背景下展开的,我们要着力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构建和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而中华文化主体性植根于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相较于西方文明向外探寻、征服自然的精神气质,中华文明始终强调反身而诚、反求诸己的生命意识,由此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主体性。

 

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成境遇有以下因素需要加以考量:第一，全球化时代加速了世界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不同文化形态间的交流与沟通，促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可以加强彼此间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联系,为人类世界的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的前景。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再没有文化孤岛,在开放、多元、互通的理念影响下,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的交流将日益密切。第二,全球化加剧了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时代性是文化先进性的尺度,民族性是文化特殊性的标准,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必然要在文化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平衡中展开,“中国式”是民族性的表达,“现代化”是时代性的称谓。唯有坚守民族性立场,我们才能在国际复杂环境中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色和独立的文化主体地位;同样,只有立足于时代性关切,我们才能够真实地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业。第三,全球化促进了文化主体性的相互借鉴和新文化的创生。在当今时代,文化主体性的生成需要在不同文化形态的相互借鉴中实现,这种文化交流就是彼此将具有自己特色的东西提供给对方,而文化的融合则需要在长时间的价值冲撞过程中去寻求彼此间可能相谐互补的因素。常言道,“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我们必须通过与他者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取长补短,真正实现中国和世界的文化交流互动,才能真正呈现中华文化主体性价值。

反思有利于进步。同样,对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境遇的反思,也是我们真正回归自己民族文化主体性,进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要前提。回顾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依次经历了从“傲慢”到“失落”再到“回归自信”的曲折心路历程,中华文化主体性也相应经历了从“俯视世界”“仰视世界”再到“平视世界”的复杂视野转变。

从历史上看,曾经的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长期居于前列,这种“傲慢”与当时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根据专门定量研究宏观经济史的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1926—2010)的统计,170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22.3%,同时期整个欧洲的GDP占世界的总量不过是24.9%;而到了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的全球占比攀升至32.9%,而同时期欧洲的全球占比则缓慢上升至26.6%。这充分表明中国在19世纪20年代是绝对的经济强国,远胜于其他国家。面对英国在内的外国使团所提出的通商要求,中国理所当然地以“天朝上国”的身份自居,在发展与国外的经贸往来一事上毫不在意,展现出了极大的“自信”。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的同时,也首次击碎了中华民族一直以来的自信心。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是中国战败,而之后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款两亿两白银,中日的经济差距由此拉开。在此情景下,其他西方列强更是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文化入侵,伴随着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中华民族的生存境遇每况愈下,中国人民处于严重的“自我怀疑”状态之中,足可谓“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也曾反思过民族发展的道路问题,因此有了历史上长期不休的“体用之争”,而体用之争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两极对立的文化心结。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等措施来挽救统治危机,但是洋务运动最后是在争吵中流产的,甚至洋务运动对于中国来说只是民族工业起飞的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更多地沾染上了政治色彩,比如说在“体用之争”的问题上,统治阶级始终在“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体中用”“西体西用”当中纠结和徘徊,穷尽了“体-用”的各种可能性。尽管“中体西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开放国人视野的作用,但其提出的根本目的是巩固中国的封建体制,而在清朝传统体制早已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中体西用”的尝试注定走向失败。

近代中国面对世界所遭遇的屈辱历史,让我们的文化心态曾经一度处于失衡状态:清朝的闭关锁国养成了我们妄自尊大的文化交流心态,使得我们曾经“俯视”外面的世界;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我们的国门,中国被拖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之后,国人又开始盲目“仰视”外面的世界。显然,无论是“俯视”还是“仰视”,都是一种文化主体性的迷失。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开始了文化主体性的构建,尤其是历经改革开放的跨越式发展,中国的文化自信心得以确立,我们开始以不卑不亢的心态“平视”世界,我们懂得了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的确,我们只有平视世界,才能发现真实的世界,才能够进一步反省真实的民族自我。

中华民族虽然在历史上经历了从“傲慢”到“失落”的过程,但是最终,“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要求我们必须“回归自信”,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世界上存在着多种文明,如何才能够辩证地处理好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关系,是“体用之争”发展到现代对中华民族提出的具有时代性的问题。如果始终秉持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势不两立的“中-西”“体-用”的二元对立思维,认为不同的文明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显然是错误的。多元多彩是人类文明的底色,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规律,文化和文明只有在交流互鉴中才能进步,但交流互鉴的前提是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这也是文化主体性的核心内涵。在世界文明的百花园中,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正如习近平所言:“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为文化根基。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我们要回归“文化自信”必然要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厚实的物质基础,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根基。

总而言之,中国需要文化主体性的洗礼,如果缺乏这种洗礼的话,中华文化只能俯视或仰视这个世界,而不能平视这个世界,从而无法真正从容自信地面向未来。“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它内在地要求人们从理性的高度来判断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澄明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反思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因此,今天呼唤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和改革开放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因为改革开放唤醒了中国的文化自觉。如果中国还处在一个闭关锁国的状态,文化缺乏比较的对象,则我们的文化自觉是断然无法形成的。因为真正的文化自觉,必须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互动当中实现,没有交流和互动,文化自觉就实现不了,所以,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次伟大文化觉醒。改革开放唤起了整个民族“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创新意识,也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提供了物质基础。现代中国之所以会有文化自信,是因为有文化自信的物质基础。中国今天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受益于40余年改革开放积累的强大的经济基础,没有经济基础作保障,中国的文化自信就会被人瞧不起,这也是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因此,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打好中国文化自觉的物质基础,扎实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在全球化语境下,真正民族文化自信的达成需要与“他者文化”建构起美美与共、交流互鉴的关系。因此,在对未来的展望上,中华文明的演进将是文化主体性不断塑造、完善、巩固和变革的过程,与之相应,未来人类世界所呈现的将是多重现代性的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