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作为中国哲学开端的《周易》（下 ）

三

前面所涉《易传》，主要包括《彖》《象》《文言》，其特点在于融入《易经》并与之相交错，在这一部分中，《易传》的看法大都与《易经》所言说者相关。除了这些释经文本，《易传》中还包括综合性的说明内容，后者既与《易经》相联系，又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在《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等篇章中，《易传》的这些内容及其涵义得到较为具体的展现。

《系辞上》开宗明义即指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与占卜相关)。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易》成位乎其中矣。”这一论述表明，《周易》虽源于占卜，但并未远离社会生活，形而上层面的天尊地卑，最后引向社会中的贵贱等级，人的处境中的吉凶以自然和社会中的区分(“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为根据；天地万物都处于变化之中，作为卦象的乾和坤易知而易从，这种以简易为特点的《易》又与理具有内在的相关性。

如前所言，《彖》《象》对道也有所涉及，但这种论述往往缺乏系统性。相对于此，《系辞》以更自觉的形式，考察了道、善、性等关系：“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根据以上所论，阴阳的交互作用，构成了道的内涵(“一阴一阳之谓道”)；作为与人的存在相关的法则，道又关联着人之善、人之性：善以道为根据，性则表现为善的完成(继善成性)，进一步看，仁与智在社会生活中的展开，存在自觉与不自觉的分别，君子之道以自觉为特点，普通民众则往往“日用而不知”。盛德大业并不总是显现于外，所谓显仁藏用便表明了这一点，生生与日新，则构成了正面的价值取向。乾、坤之卦，与占卜、预测难以分别，通变则需要以参与实际的做事为前提。对《易传》来说，所谓“神”并不是超验神秘的力量，而是以阴阳的变化莫测为内容。这些看法既关乎天道，又涉及人道，不仅体现了对世界的整体性说明，而且展示了某种理性主义的视域。

以《易经》为诠释对象，《系辞上》对其不同部分也作了考察：“《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在作者看来，《易经》具有普遍的涵盖性，可以弥纶天地之道，其起源又基于经验层面的仰观俯察，后者使人把握万物的幽明之故，并进一步了解生死之说。不违天地、不偏离于道，将普遍规范运用于人生之域，则可乐天知命，彼此仁爱。与“弥纶天地之道”相应，《易经》又范围天地、曲成万物，并展示变化之道，其特点在于无方无体，即非机械呈现。在对《易经》的以上描述中，同时也蕴含着作者对认识过程的理性看法。

作为认识所指向的对象，《易经》的品格当然不限于以上方面：“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易传·系辞上》)所谓“崇德而广业”，可以看作是对《易经》所具社会功能的确认，“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则以卦象的内涵为指向：作为范畴性的形态，卦象侧重于描述外部事物；而对象世界的变动，则为占卜提供了依据。这里同时关乎爻辞的定位，并以言说天下之物的衍化为其特征。与解释外部世界有所不同，这些论述以反思《易经》本身为内容，展现了对《易经》的自我认识。

在《系辞上》的以下所述中，这种认识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此哉?古之聪明叡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齐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善]乎蓍龟。”所谓“开物成务”，表明人并非静观对象，而是参与对世界作用，“冒天下之道”，则以普遍法则的把握为目标。《易经》本是占卜之书，其意义也在于此，“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可以看作是对这种作用的具体说明。对《易传》的作者而言，以上过程同时蕴含着智慧的内涵，所谓“退藏于密”，“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便阐发了这一内容，而“神以知来”云云，则赋予《易传》所理解的智慧以某种神秘形式。这一过程同时表现为对天道与社会生活的把握：“察于民之故”“兴神物以前民用”，便强调了这一方面。“象”可以观察(见)，“器”亦形之于外：象与器在可以为感官把握这一点上有相通之处，而制作(开物成务)活动则展开于作用对象的过程。从形而上的层面看，太极、两仪、四象既构成了对象的结构，也与认识过程相关，对以上方面的考察，同时体现了对天地万物形成之源的理解。进一步看，“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易传·系辞下》)在此，易的意义表现为通过推论，敞开对象之理，最终以明失得。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八卦，其作用在于预测吉凶，而圣人通过占卜以知吉凶，既体现了对世界的理性认识(探赜索隐)，也表现为对社会生活的引导。

《系辞上》认为：“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这里首先表现了对语言或言说的注重，“尚其辞”着重对此作了肯定。变动过程本来主要指涉外部对象，但与人相关之变，则基于卦象、以制器为内容，这与前面所提到的“开物成务”一致。作为卜筮之书，易经无法与占卜相分。理解万物、把握其“远近幽深”，关联着认识上的参伍比较、错综分析，由此可以进一步通变、极数，其中的“数”既关乎象数，也与事物的发展定向(所谓“定数”)相涉。“感”表现为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与对象的交感中，可以深入了解万物之根据。天下之志即人的普遍意向，“几”则是将变而未变的衍化形态：“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传·系辞下》)对“几”的把握，可以促成天下之务，这一过程总体上表现为人对世界的理解和作用，其中具有难以预定的性质(所谓“神”)。通过肯定人的理性认识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几”的概念展现了对世界的独特把握。

除了描述、阐发《易经》的多重内容，《易传》也从言意、德性以及超经验的层面阐释其哲学思想。《系辞上》指出：“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元)[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以书、言、象、意的关系而言，书由言构成，但不能穷尽言的全部内容，“圣人之意”往往包含语言之外的涵义；卦象表达一定意义，并描述对象的状况(真伪)，辞则以语言形式提供了相关的说明，但最后需要联系现实的衍化，所谓“变而通之以尽利”。道器与变通相关，形而上的存在则无法隔绝于经验生活。形而上与形而下、道器的沟通，同时指向人的现实存在及其经世活动，“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所表达的，即是这一内涵。卦象的意义，主要体现于说明、描述事物及其内在之理，所谓“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从对象看，万物的化与变、通与行彼此相关，就人自身而言，其智慧与他的存在不可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便对此作了肯定，其中包含《易传》对实践智慧的理解：在《易传》看来，实践智慧(“神而明之”)并非宽泛的逻辑形式，而是内在于人之中。人不仅有理性的智慧，而且以德行、诚信为其品格，这种德行、诚信需要落到实处：“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表明，道德的品格不限于观念的层面。以上所论涉及形而上学、价值论、伦理学、实践哲学，从而多方面地展示了《易传》具有理性品格的哲学视域。

在《系辞下》中，《易传》作者对卦象的起源作了进一步考察，并由此分析了其多重社会作用：“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仰观俯察、近取远取，主要追寻了八卦的现实起源，表明卦象并非基于思辨的构想，而是具有实际的根据。基于历史的回溯，作者对依卦而作、取象而行的过程作了梳理，所谓刳木为舟、服牛乘马、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以及由穴居野处而易之以宫室，从结绳而治到使用书契，等等，便体现了这一点，而这一切又被归结为取象于卦。这里包含对文明起源的回溯，其中渗入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尽管以卦象为历史衍化的依据并不确切，但作者同时指出了卦象或广义的易卦对人的社会生活具有实际的引导和规范作用。易经与人的关系同时展开于另一角度：“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传·系辞下》)忧患意识可以视为《易经》所内含的社会向度，它表明，《易经》并不是对世界思辨认知的产物，而是体现了对社会生活和历史走向的深层关切，与之相关，各卦同时在社会的层面表现为“德”的不同形态，呈现了不同于天地自然的规定。

作为对存在的系统说明，《系辞》与《彖》《象》等不同，倾向于从总体上关注《易经》的内容：“《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易传·系辞下》)天、地、人三道的具体内容，《说卦》作了进一步解释：“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阴阳、刚柔、仁义分别展示了自然与社会的基本原则。在易经中，道与吉凶的推测相关，占卜则基于卦象所表征的现象，这种现象并非千篇一律或一成不变。卦象以及它表征的对象的多样性、可变性，决定了易道也具有流动的特点：“《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易传·系辞下》)“变动不居，上下无常，不可为典要”，等等，既体现了《易经》的内涵，又表现为其把握事物的方式，后者的特点在于，从变迁的角度切入外部现象。对《易传》来说，这种方式体现了对象的具体规定，包含普遍性：“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易传·系辞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侧重的便是变化法则的普遍形态。与之相关，日月、寒暑的生成，也基于相近的自然之道。从思维的角度看，《易传》注重从不同方面把握世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易传·系辞上》)“引而伸之”，在思维进程上表现为由此及彼、举一反三；“触类而长之”则蕴含从类的层面、通过推论以把握对象，二者表现为认识对象的不同方式。以卦象为出发点、以爻辞为表达方式，《易经》的占卜或推测过程离不开言说，在宽泛的意义上，《易传》对言说的不同形态作了分析：“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易传·系辞下》)这里的“枝”“寡”“多”“游”“屈”表现为负面的言说形态，虽然其考察主要指向《易经》，但又涉及一般意义上社会交往过程具有的特点。以上分析不同于巫术-宗教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理解，并使《易经》和《彖》《象》等《易传》文献中所体现的理性视域得到更为系统的展示。

《系辞》之外，《说卦》也对易的起源以及意义作了考察：“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在此，与易相关的蓍草来自“神明”，象数、卦象、爻辞以及性命，则分别追溯到天地、阴阳、刚柔、理义。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前文已提及，《说卦》将其理解为构成了“三才”，并以此为卦象的生成提供了原初的根据。八卦分别相应于不同的自然对象，而知来数往的推论过程，则既使吉凶的预测成为可能，也关乎对广义存在的把握。

由知来数往的推论，《易传》进一步从总体上回溯了天地与人世的衍化：“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在列举了卦象与社会生活的诸种逻辑关系后，作者最后对“既济”与“未济”两卦作了概述：“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易传·序卦》)天地为自然万物之源，这一推论具有形而上的意义。由天地、万物引出男女、夫妇，则意味着从自然进入社会。多样的卦象，表征了相异的社会关系，并折射了生活中的不同现象，在易传看来，其中包含着逻辑的关系，而既济之后的未济，则表明了认识的延续性和无止境性。在此之前，《序卦》曾对屯到离的推绎过程作了考察，这里进一步由后继的恒卦而论及未济，既完整地再现了《易经》所涉卦象的内容及其相关性，也体现了恒久而开放的思维行程。

可以看到，以综合诠释为旨趣，《系辞》《序卦》《说卦》等《易传》文本与《彖》《象》等《易传》内容相互关联，既指向《易经》，又非《易经》所限。从内容上看，《易经》与《易传》都包含二重性，一方面，它们始终没有与巫术、宗教脱离关系，另一方面，又在不同意义上蕴含着理性向度。事实上，在《易经》之中，已呈现对天地自然的把握和关乎吉凶预期的推论形式，其中渗入了某种理性的内涵，《易传》则在相当程度上将《易经》中已萌发的理性观念进一步展开了，正是这一点，使之固然仍与早期巫术、宗教思想等相关，但已进一步超越以上视域，进入哲学的层面；在形而上学、价值理论、思维方式等维度，都表现出这一向度。当然，在内涵上，《易传》与《易经》始终相互关联，二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周易》，而走向理性的以上趋向，则赋予《周易》以早期哲学文本的形态。《易经》初步体现并为《易传》所深入地阐发的沟通天地自然与人、对世界的总体说明、通过推论以把握存在等理性趋向，使融合二者的《周易》具体地展现了作为中国哲学的开端这一历史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