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作为中国哲学开端的《周易》（上）

摘要：《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易经》以卦象、爻辞表征多样的事物，表现了认识和作用于世界的趋向。以吉凶的预测为旨趣，《易经》同时关乎人的推论过程，其逻辑前提是存在的统一：对象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彼此共在，故可由此推测彼。推论过程同时关乎对象之间因果关系的把握，并以这种关系为其前提。《易传》既渗入于卦象和爻辞的展开过程，又以相对独立的方式提供了对卦象和爻辞的说明，前者主要以《象传》《彖传》和《文言》为形式，后者则体现于《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等文本。在哲学之维，《易传》与《易经》始终相互关联，二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周易》。通过《易传》的诠释，作为中国文化早期文本的《周易》内含的哲学思想得到了深入的阐发，其沟通天地自然与人、对世界作总体说明的特点以及推论过程所蕴含的理性趋向，则进一步突显。《周易》之为中国哲学的开端这一历史品格，由此也可具体理解。

《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同时也被视为中国哲学的观念之源。从内容看，《周易》有经传之分，所谓《易经》和《易传》，便体现了这种分别。《易经》首先是占卜之书，所谓“易为筮卜之事”(《汉书·艺文志》)，也有见于此；《易传》则是对《易经》的解释，二者既相分，又有内在关联。王夫之曾指出：“《易》者，互相推移以摩荡之谓。《周易》之书，乾、坤并建以为首，《易》之体也；六十二卦错综乎三十四象而交列焉，《易》之用也。纯乾纯坤，未有《易》也，而相峙以并立，则易之《道》在，而立乎至足者为《易》之资。屯、蒙以下，或错而幽明易其位，或综而往复易其几，互相易于六位之中，则天道之变化、人事之通塞尽焉。而人之所以酬酢万事、进退行藏、质文刑赏之道，即于是而在。”这一论述表明，《周易》乃是通过卦象、卦爻、卦辞的变化，以把握、作用于天地万物，其哲学意义也展现于此。从具体的阐发和研究看，王夫之对《周易》理解，即包括《易经》和《易传》。事实上，《周易》的内在意蕴，也需要从以上统一中加以切入，唯有在《易经》与《易传》的关联中，才能理解《周易》扬弃早期巫术-宗教的形式而逐渐获得理性的品格的历程；《周易》之为中国哲学之源，也基于这种统一。

一

首先可以关注《易经》。通常认为《易经》包含阴阳观念，其中有对立、物极必反等“朴素辩证”的思想，并与事物的变易和发展趋向一致，从而体现了中国哲学的萌芽。同时，《易经》中的变易思想，也被视为“易学第一义”。这些看法并非没有根据，但以此表示《易经》为中国哲学的起源，则多少有些外在和表面。从形式的层面看，《易经》由卦象、爻辞等构成。以乾坤为首，整部《易经》共包含六十四卦，其中卦象由阳爻和阴爻组合而成，这些爻虽是非语言的符号，但它们所构成的卦象又以综合的形式表示不同对象和存在形态，从而呈现范畴的意义。具体而言，卦象所包含的不同之卦，表征着多样的事物。人的活动涉及的存在形态，是卦象指向的首要对象，乾、坤、震、恒、蒙、小畜各卦，都与人的作为相关。人在世过程，包含不同的处境，其中有顺、有逆，卦象从不同方面指出了这种差异，泰、益、大有、无妄，夬、升诸卦，主要便表示正面的存在意义。与之相对，否、讼、离、大过、小过、损、坎、困，则更多地指向负面的存在之维。与之相关，人与人的交往、国与国的相处，也为卦象所涉，同人、家人、归妹、谦等卦，便表示人的交往关系，兑、师、晋等卦，则以邦国的互动为对象。此外，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场景，也是卦象所把握的内容，如鼎卦关乎食具，履卦表示践行，豫卦涉及行为的犹豫，颐卦表现为脸面的外显，等等。从以上所述不难注意到，卦象与外部对象息息相关。

总之，千差万别的对象，《易经》都试图以六十四卦的卦象加以概括，并揭示其多方面的特征。同时，以上现象也表明，虽然《易经》首先指向占卜，但《易经》中的卦象与人的存在又具有相关性。从哲学之维看，这里体现的是从人的视域出发把握世界的形而上趋向。从卦名看，卦象或是表示人的不同存在状态，如蒙卦、谦卦，或是涉及行为的趋向，如随卦，或是关乎人面临的价值结果，如否卦、泰卦。即使以外部事物为对象，也关乎人的存在，如大有卦，表示的即是人之所获。尽管《易经》并不以此涵盖世界各个方面或存在的全部规定，但就考察和把握世界的进路而言，其中体现的以人观之的理解存在的方式不同于离开人自身之“在”而抽象地观照世界。这一趋向既与早期思维以巫术关切人事相联系，也体现了逸出巫术和宗教之域以把握现实存在的独特理性进路。

与占卜相关，卦象不仅表示对象，而且构成了人进行推论的出发点。作为早先巫术的延续，占卜本来具有非理性的形态，然而，按其实际指向，占卜又涉及预测和预期，其特点在于从当下现象，推论可能的结果(吉或凶)。与之相关，卦象并不限于静态地表征事物，而是与动态的推理活动相联系。这里可以看到理性与非理性的某种纠缠，《易经》中与推论相关的理性趋向，也为其越出巫术的非理性形态提供了某种前提。作为推论的出发点，卦象与爻辞无法相分：卦象从总体上涵盖对象，而当下的特定现象，则往往借助爻辞加以表述。以乾卦而言，爻辞分别为：“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易经·乾》)这里的“初九”“九二”“九四”“九五”等，首先描述相关情况，其中“潜龙”“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可以视为关于人所面对的初始情况的概述，而“勿用”“利见大人”“无咎”“有悔”“吉”，则可看作是推论的结果。

占卜过程中的推论，涉及不同的思维方式，包括归纳、演绎、直觉等等。同时，推论过程又有形而上层面的背景，其逻辑前提是存在的统一：对象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彼此共在，并通过这种存在方式体现了天地之道。正由于对象存在于共同的整体之中，因而可以由此及彼，预测吉凶。同时，相应于卦象作为范畴而涵涉对象这一特点，推论过程也以世界与人的关联为前提，这不仅在于推论的结果(吉凶)最终影响人的存在，而且推论的前提和结论的关系，也关乎世界对人的意义，它使吉凶的推论既有别于巫术-宗教之域的观念衍化，也不同于纯粹的对象进展。

进一步看，推论过程不仅涉及以卦象表征相关存在背景，而且关乎对象之间因果关系的把握，并以这种关系为其前提。以吉凶为内容的占卜，或者表现为由因而推断果，或者以果到因的追溯为指向，就此而言，这种推论同时表现为因果的分析。以井卦而言，“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易经·井》)这里包含二个方面，其一，土地虽然变革，但井田格局照旧，故无得无失；其二，在汲水过程中，虽然接近井边，但水尚未汲取，盛水之器具便破损，因此此举为凶。二者原因相异，结果也不同，其中蕴含着不同的结论，这种结论又以具体的因果分析为前提，后者进一步赋予推论过程本身以某种不同于原始巫术的理性、形式。

就其内涵而言，以上视域中的卦象呈现为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一方面，每一卦象都是特定的符号构成，具有特殊性；另一方面，它又能够涵盖相关对象，具有普遍性。与之相关的是分离性与整体性：从个别性看，卦象都分别地把握对象，从而似乎彼此分离，但其普遍的品格，又赋予它以整体性或宽泛的统摄性。从另一角度考察，卦名与卦象固然常以普遍性为其特点，如需卦，其构成是坎象在上，乾象在下，这一卦象结构是稳定的，但卦象又可以通过改换其中的阴爻或阳爻而转换形态，如需卦改为乾上坎下，则转而为讼卦。类似情况也存在于其他卦象，如蛊卦是巽下艮上，但若将巽下改为离下，则艮上虽不变，但蛊卦会变成贲卦。这种可变性表明，卦象又具有多样性与动态的特点。进一步看，相关的爻辞作为对特定事例的描述，至少在逻辑上也具有变动的可能。这样，卦象和爻辞，在总体上包含可变性与稳定性二重品格。

以卦象为承担者的推论过程，常常被视为卦象思维。引申而言，时下流行的所谓“象思维”，似乎也与之相关。卦象虽有范畴的功能，可用于表征、涵盖不同的对象，但作为以阴、阳之爻构成的符号，它又有别于纯粹的语言。然而，人们往往由此夸大了卦象的非语言性，推而极之，甚至趋向于否定卦象与语言的内在关联。这种看法在逻辑上将导致卦象推论与理性的思维过程的分离。事实上，卦象的符号形式虽然不同于语言，但并非与语言毫不相关，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与卦象紧密相关的爻辞，便以语言表达。在卦象推论中，作为出发点的占卜基于现实需要、占卜过程中使用的蓍草、龟卜，都具有形象化的特点，卦象本身也是形象化的符号，从而，占卜过程确实无法仅仅用抽象的语言符号加以推论，然而，卦象以及与之相关的推论过程，与语言并不完全隔绝，占卜所内含的推论过程，也不能被归之为非理性的活动。

一般而言，推论过程有形式与实质之分，实质的推论不囿于逻辑的形式，而更多地涉及具体的存在背景与条件。与形式推论主要基于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关联有所不同，实质推论(material inference)诚然也内含以上联系，但其特点在于不限于逻辑的形式而以存在的规定以及概念的内涵为其根据。以日常生活中每每涉及的现象而言，从“空中出现了闪电”，可以推出“很快会听到雷鸣”。这种推论便属于实质的推论，它的依据不仅仅是概念之间形式的逻辑关系，而更多的是“闪电”“雷鸣”这些概念所包含的实际内容，后者同时又涉及现实的事物(现实中的闪电、雷鸣)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易经》基于卦象的推论诚然内含多重形式，包括比较、归纳等，但其中更重要的形态是实质推论，其取向在于通过考察各种背景情况，以引出凶或吉的结论。如小畜中提及“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在西郊一带乌云密布，但终未下雨，这是对旱象的预测，这里所包含的即实质背景，由此推测的旱情则以蕴含的形式存在，其间的关系，不同于单纯的逻辑形式而具有实质的意义。《易经》中的推论，大多具有这一类实质的形态。

要而言之，以推测吉凶为指向，《易经》既以卦象这种符号形式把握对象，也展开为预测行为结果的推论形式，二者在内容上都关乎对世界的认识和作用。这种认识不仅涉及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的过程，而且关乎无知与知(以已知克服无知并进一步走向新知)的互动。尽管基于卦象和爻辞的说明与把握世界的方式仍带有某种神秘性，但以理解存在、变革世界为内容，这种方式同时表现为人类认识和作用于世界的萌芽或开端。作为把握存在的独特形态，《易经》的卦象、爻辞不同于离开人的存在对世界的外在观照，而是处处展示了从人之“在”看宇宙万物的趋向，由此内在地体现了人与世界的关联，并展示了人根据自身需要和理想作用于对象的取向。基于卦象、爻辞的推论形式以独特的符号形态为前提，从而有别于通常的形式化思维，而是以实质的推论为其品格。这种推论一方面与现实的存在背景相关，另一方面又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向。《易经》的以上特点不仅有别于早期的宗教取向，而且不同于单纯的理性推论，作为占卜活动中对吉凶的预测，以上过程无疑呈现神秘性，但其中蕴含的对世界的说明、把握和独特的推论方式，又具有某种理性的趋向，正是神秘性与理性的以上交错，使之为中国哲学提供了独特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