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砍山樵夫

一谈到民主，很多人古者言必称希腊、雅典，近者言必称英美、欧陆，会对于古希腊一个小村子的村民大会赞叹不已，对中国先秦历史却语焉不详。

一提到中国、亚洲，乃至东方，很多人爱以东方专制主义概括。很多人常说，中国古代只有“民本”没有“民主”，是也？非也？

什么是民主？简单地说就是人民大家做主。民主有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两个维度，形式民主主要指政府由民众选举产生，民众可以批评监督政府，实质民主主要是指政府要切实回应民众的诉求，切实不断的改进民生。

其实，中国古代不仅有“民本”，而且有“民主”，既有民主的制度和实践，也有民主的思想。

一、被忽视的“国人”——春秋各国政治的基石

很多人读史，往往关注帝王将相们攻城略地的宏伟功业、尔虞我诈的权谋故事、离奇香艳的桃色绯闻，而往往忽视故事背后那沉默的大多数。“国人”就是春秋史上经常出现缺也经常被无视的群体。

春秋之际的诸侯国还都是城邦国家，每个诸侯国的中心只是一个方圆数理的城郭，城郭以外是农田、山林川泽，最外面是一条厚厚的土堤，把整个区域围起来，就是所谓的“封疆”。当时诸侯国的国都称国，国都里的人称国人，国都之外的人称野人。

国人是由以“士”为主体的自由民组成，享有广泛的权利，有参与议论国事的权利，甚至对国君废立、贵族争端仲裁等有相当的权利，对诸侯国政治具有重要的影响，是春秋各国政治的基石。

国人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就表现的轰轰烈烈，那就是西周后期的“国人暴动”。

周厉王为了改变朝廷的经济状况，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 将山林湖泽改由天子直接控制，不准国人进入谋生，惹得国人怨声载道。周厉王不仅没有听从召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忠告，还命令卫巫监谤，禁止国人谈论国事，违者杀戮，致使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之后，公元前841年，因不满周厉王的暴政，国人发起暴动，将周厉王流放到彘(今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周厉王被流放后，宗周无主，国人推举周公和召公暂时代理政事，重要政务由六卿合议，史称“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一说由共国国君共伯和代行天子职务)。

公元前841年，也被称为共和元年，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是国人开启的。

由于史料不足，“国人暴动”的具体过程不得而知，对其性质也争论不休。从周厉王被流放到彘的结果来看，这不是一般的起义、暴动，而可能是一次国人大会民主权利的行使。周厉王如果是逃走的话，他更应该逃亡成周洛邑，再率成周之众伺机反扑。实际上周厉王一直在彘呆了十四年，直到公元前828年（周共和十四年）病死于该地，只能是其失去了国人的支持被流放此地。

二、作为外朝的“国人大会”——春秋民主议事的制度

按照周制，天子、诸侯都有内朝、外朝。内朝是在诸侯的宫殿内进行，大约是贵族大臣们议事的场所。外朝是在诸侯宫门外的广场上举行，是召集国人大会集体商议国家大事的场所。

《地官司徒·大司徒之职》条：“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

《周礼·小司寇》条：“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日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

外朝，就是朝国人致万民，就是召开国人大会，征求全体国人的意见。之所以称之为外朝，是因为举行的地点在宫门之外的空地广场上。

什么时候才召开国人大会呢？国有大故之时。一般以下三种情况下必须召开国人大会：

一是询国危，国家处于危难之际，一般是遭遇敌国入侵的时候，决定是否用兵。

二是询国迁，就是国家迁都徙封之时，是否迁都需由全体国人同意。当时各国的疆域都不相接，由于疆域不太固定，无主空地很多，所以徙封也是经常发生的一种现象。

三是询立君，就是诸侯国国君的废立，尤其是在国君继承发生异常的情况下，由国人大会决定国君的人选。“国人暴动”应该就是国人行使国人大会询立君之权的结果。

外朝有国君亲自参加，与国人共商国是。具体工作由小司寇负责组织实施，正常的程序是小司寇通知各乡大夫，乡大夫率领本乡全体国人参加。

三、“国人大会”的作用——春秋各国的民主实践

《左传》中有大量诸侯国君朝国人的记载，是难得的先秦民主实践史料。我们不妨看看卫国等诸侯国的几个例子：

僖公十八年（前642年），冬季，邢人、狄人攻击卫国，包围了菟圃。卫文公想把国君的位子让给他人。在国人大会上，卫文公说：“如果谁能治理好卫国，我甘愿追随他。”但是国人否决卫文公让国的提议，决定在訾娄列阵迎战。狄人的军队觉得无机可乘就退了回去。这次国人大会实际上询国危、询立君，国人大会不同意，国君也不能撂挑子。

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晋文公和齐昭公在敛盂结盟，卫成公请求参加盟约，晋国人不答应。卫成公想亲附楚国，国人不同意，所以赶走了他们的国君，来讨好晋国。

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卫灵公在和晋国盟誓的时候收到了晋国大夫的羞辱，还要求卫君及大夫之子为人质。卫灵公想背叛与晋国的盟约，又担心大夫们反对。卫灵公到国都郊外停了下来，召集大夫们开会。卫灵公把所受晋国人的侮辱告诉他们，而且说：“寡人对不起国家，还是改立其他人作为国君，寡人愿意服从。”大夫说：“这是卫国的祸患，哪里是君王的过错吗？”卫灵公接着说：“还有使人担心的事呢，他们要求寡人的儿子和大夫的们儿子作为人质。”可是亲晋国的大夫们说：“如果有好处，公子就去，臣下们的儿子岂敢跟随前去？”一看这形势，卫灵公就没有提叛晋的事。可是卫灵公并不死心，在质子即将出发的那天，召开了国人大会，命王孙贾问大家：“如果卫国背叛晋国，晋国攻打我们五次，会困难到什么程度？”大家都说：“攻打我们五次，还可以有能力作战。”王孙贾说：“那么应当背叛晋国，实在支撑不住了再送人质，也不晚吧？”于是卫国就背叛了晋国，晋国人请求重新结盟，卫国人不同意。这个实例说明国人大会的权利大于大夫们组成的贵族会议，可以否决大夫会议的决议。

鲁哀公二十六年(公元前469年)，出奔在外的卫出公在越国军队的护送下准备回卫国复位。将卫出公赶出国的公孙弥牟（文子）害怕了想接纳卫出公回国，懿子说：“国君执拗又暴虐，稍等一些时候，必定残害国人，那时国人就会支持你了。”联军侵袭外州，大肆劫掠。卫军出去抵御，大败。公孙弥牟派王孙齐私下去见越国军队统帅皋如，说：“您是打算大举灭亡卫国呢，还是把国君送回来就算了呢？”皋如说：“寡君的命令没有别的，只把卫君送回来就算了。”公孙弥牟召集国人大会征求意见，说：“国君带着越人来伐我，卫国危在旦夕，请接纳国君复位好不好？”大家说：“不接纳。”公孙弥牟说：“如果我逃亡对大家有好处，请让我从北门出去。”大家说：“不要你逃亡。”卫国重重地贿赂越人让其停止进攻，大开城门接纳卫出公，城上却又守卫森严恐吓之，卫出公不敢进城。护送卫出公的越军退兵回去，卫国立了悼公，卫出公后来死在了越国。这时已是春秋末期，卫出公虽然得到了霸主越国的支持，但没有国人的同意，也无法回国复位。

不仅卫国有国人大会，其他国家也有。
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吴国破楚，派人召见陈怀公。此前陈国一直追随楚国，与楚还是与吴，何去何从陈怀公拿不定主意，于是召开国人大会征求大家的意见。陈怀公说：“赞同与楚国交好的站右边，赞同与吴国交好的站左边。有土田的根据土田离哪国近而分立左右，没有土田的和亲族站在一起。”这是一次询国危的国人大会。

鲁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晋国曾朝国人议立新君。

上面的事例可以看出，春秋时期国人大会可以废立国君、主导国家外交政策、决定军事行动等国家大事。这种国人大会很像近代所谓的全民直接民主，即人民直接表示其意向而不须假借代言人。民本是政府主动、民众被动；民主则是民众主动，政府被动。西周、春秋时期的国人都是积极主动的，国人也经常参与贵族间的斗争。在这种场合，国人往往起决定胜负的作用，国人支持谁，谁将取得胜利，春秋时期，国君和贵族都争着盟国人以加强自己的势力。

但进入战国后，列国改革图强，纷纷增强了中央集权，高层都不愿底层人士频繁干涉国政，国人大会议政制度也就慢慢成了摆设，甚至被取消了。

四、天下人之天下——先秦时期的民主思想

鲁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卫献公出亡。晋悼公问师旷：“卫国人赶走他们的国君，太过分了吧？”师旷回答说：“也许是他们国君实在太过分了 ……上天爱护百姓无微不至，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头上任意妄为，以放纵他的邪恶而失去天地的本性？一定不会这样的。””师旷的话，代表了当时人们对驱逐国君的看法。到战国时，孟子还有“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话。慎到说，“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说得多好，这不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民享思想吗？

那么君怎么立？为什么要立君？墨子说“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无政府主义丛林状态要求选立君主建立秩序，墨子还告诉我们天子是人们选出来的，与当时流行的君权神授理论相反，在我们所见到的所有文本中，墨子始终没有说是天选择了天子，这不能不让人吃惊。大约2000年之后，霍布斯遵循与墨子同样的逻辑作出了我们熟悉的类似论述。既然不是天选，那么只能是民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不就是主权在民的民有、民治思想吗？

先秦时期的国人大会的民主制度实践和民主思想，也许还比较粗糙原始，但却弥足珍贵，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