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银兴 杨玉珍：新质生产力概念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的创新（下）

四、适应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

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和促进生产力性质的原理，建立适应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要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整合就是生产关系的调整。健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这种新型生产关系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调整，二是为促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的生产关系调整。在理论和实践中，不能将适应和促进两者混为一谈。前者是指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调整，后者是指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建设，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一）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着力点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调动新质生产力的原动力，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适应新质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重点是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更好体现知识、技术、管理、人才等要素对新质生产力的贡献及其价值，并且在收入分配上得到充分体现。另一方面由于当前新质生产力的综合质态是数字经济，因此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调整突出在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放得活”“管得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这样，与以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主要有以下要求。

第一，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平台和技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例如，数字经济平台和技术可以打破市场准入方面的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大数据和区块链可以克服市场信息不对称；数字平台和技术可以提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有效信息，为保障公平竞争提供新的手段；互联网平台及其提供的大数据，可以通过对大量用户信息与行为数据的分析，准确甄别企业信用及其行为；信用监管的智能化可以有效克服因市场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所有这些在市场经济中得到运用就可为放得活和管得住市场提供现代手段。

第二，建立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新型财产权制度。以往所讲的财产权一般都是物质产权。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知识产权、数据产权突出出来了。一方面，转向创新驱动，需要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包括数据产权的保护。另一方面，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需要对数据产权确权，原因是数字成为数据需要利用平台进行采集、利用一定的算法进行处理才能形成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不同的数据有不同的功能。需要根据数据功能对数据产权准确确权（产权及产权价值）。数据要素的使用具有规模效益递增的效应，需要在数据流通中保护其产权实现数据价值。

第三，建立数据要素市场，促进数据要素的市场准入和共享。现代社会中大数据是比石油资源更为重要的资源，但在现实中数据资源由于独占和分割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其原因是数据要素市场很不健全，即使存在也是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是信息最不对称的市场。因此促进数据要素在流通和共享中充分发挥作用，关键是针对数据要素的不同种类（技术性数据，市场性数据，公共性数据等）建立和完善各类数据要素市场。利用数字经济平台融合企业和市场的功能，实现数据在部门间互通共享，消除数据要素部门间、区域间、平台间、企业间流通壁垒，使信息、物流流通更加顺畅，形成市场准入的空间拓展机制。

第四，建立数字经济平台的自律性规则。数字经济中平台和网络代替市场后，虽然互联网平台能够提供较为充分的信息，但市场经济中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仍然会在平台上反映出来。其现实表现是，网购中的假冒伪劣，电信诈骗屡禁不止；平台垄断和无序扩张会破坏公平竞争。平台自律是“管得住”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平台需要建立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自律性制度和规则，把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从线下转到线上，完善线上市场的公平竞争机制。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对平台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甄别和判定能力。数字经济领域的失信问题不仅需要针对性的制度安排，还需要利用数字经济提供的技术，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数字化转型，以数字技术推动建立信用治理新格局，利用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建立健全以平台为基础的新型信用监管机制，即监管部门监管平台，平台监管平台参与者。

（二）构建全面支持科技和产业创新的新型生产关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是指科技和产业相融合的创新。各种科技创新资源是一定的生产关系来整合的。整合的重要功能是吸引和集聚创新要素，打通颠覆性、前沿性科技向新产业转化的堵点和卡点，促进新科技的产业化创新。起整合作用的既有市场作用，又有政府作用。

首先是基础研究机构和研发平台的整合。新质生产力源于处于国际前沿的颠覆性科技并最终落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上。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只是科技创新，也不能只是产业创新，而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的创新。相应的创新主体不只是企业，还有作为知识创新及基础研究主体的大学。一方面从事基础研究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成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导性基地。基于这种作用，大学及其科学家都不能孤立地凭自己的喜好进行创新。要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导向，以产业创新的关键核心技术为导向，创新未来产业技术为导向。不仅如此，还需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成果应用，促进新科技向新产业的转化。另一方面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由于创新源不完全在企业，更多的来自大学的基础研究成果。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需要成为孵化新技术新产业的投资主体。围绕产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核心技术的协同创新的机制即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涉及大学实验室、孵化器、研发机构之间的联系，科学研究、中试、产品和技术开发之间的合作和反馈。在大学与企业共建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上，科技创新和导向市场的直接互动，不仅是知识创新主体与技术创新主体互动合作，还包括科技创新与创造消费者的协同，既引导科学新发现孵化新技术的导向，又引导市场对技术创新的导向，也就大大缩短传统的市场导向的创新模式中所要经历的“试错”阶段，因而可以加快产业创新的过程，减少创新的风险，使创新的技术和产业既进入前沿，又有市场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说，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本身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高地。产学研各方共同建立研发新技术的平台和机制，共同参与研发新技术。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企业和大学建立的研发共同体成为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在大学与企业共建的协同创新平台，可能产生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这些创新成果不仅有企业家所关注的商业和市场价值，也有科学家所关注的科技价值。既有企业家提供的市场导向，又有科学家提供的科学导向，还有大学提供的新技术人才的培养。这些方面协同作用正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真谛。与此相应，各个方面的创新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更多地投向孵化和研发新技术环节和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就体现对创新要素的整合。

其次是产业和风险投资机构的整合。体现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创新无一不是新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投资实际上是风险投资。这种投资是有风险的。有风险可能存在风险厌恶。生产企业直接参与孵化新技术的创新投资也是风险投资，与自己的长期发展密切相关。在创新过程中企业可能理性地指导创新行为，通过不断地调整技术路线以适应创新目标，从而把不确定性降到最低。科技成果产业化最为缺乏也最需要的是金融支持。无论是风险投资家还是一般的生产企业，进入孵化新技术阶段，其投入的资金不可能都是自有资金，大部分需要依靠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这就提出对科技金融的需求以及金融自身的创新要求。如果说创新科技成果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必要条件，那么金融支持就是其充分条件。针对孵化新技术阶段存在风险的特点，需要鼓励专业的创投公司进入提供创业投资。金融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发展科技金融，推动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深度结合，促进金融资本开展以科技创新成果孵化为新技术、实现产业化为内容的金融活动。这样，商业性银行和金融机构成为科技金融的主体。由于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紧靠知识创新阶段，此阶段产生的创新成果同时具有明显的外溢性（公益性），并不只是具有私人属性。因此，政府参与这个阶段的投资就很有必要了。政府参与风险投资机制可以弥补缺乏市场性风险投资的不足。当然政府介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投资，不是代替企业和私人投资，而是以产业基金的方式起引导作用。这对培育创新创业的耐心资本有促进作用。

第三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整合。这是鼓励创新的市场化途径，对培育未来产业有特别的意义。未来产业既要有处于国际前沿的科技，又要有未来市场价值。未来产业的研发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而且会产生沉没成本。因此人们把这种创新称为“试错”过程。成功的关键是构建起未来产业创新的体制机制生态。未来产业的创新一开始靠的是创意。科技创新成果为产业创新提供了基础性成果，在此基础上转化为新产业重要的是创意。实践证明未来产业的创新并非都是预先安排好的，预先安排的并非都会成功。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而创意成为未来产业的现实又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失败的风险。而且，产业创新本身是系统工程，未来产业一般是创新型小微企业甚至是某个创新者首先提出创意的。创意成为产业化的现实涉及创新项目的选择和判断，中试，各个方面的技术支持，风险资金支持等。所有这些不可能靠某个提出创意者就能够完成的。这就需要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整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大繁荣》一书对此种景象描述为：“现代经济把那些接近实际经济运行、容易接触新的商业创意的人，变成了主导从开发到应用的创新过程的研究者和实验者，而科学家和工程师往往被他们召集过来提供技术支持。事实上，现代经济把各种类型的人都变成了‘创意者’，金融家成为思考者，生产商成为市场推广者，终端客户也成为弄潮儿。”具体地说，参与创新和创业的，除了有创新构想和创意的人士或企业外，还有不同投资主体参与风险投资，例如天使投资人，风险投资公司，还有不同生产商对新创意进行转化，还有人对创新成果进行各种市场推广，连终端客户（消费者）也要进行评价和学习。将这些方面合起来，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含义。当然，一些有实力的企业砸重金进行产业化研发也不是不可能的。显然，所谓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是指人人创业，而是指创新创业的大众参与，每个人各尽所能参与创新创业。而要形成这种创新创业氛围，前提是经济要有活力，从体制机制、文化理念、社会认同上形成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氛围。

既然创新未来产业存在不确定，创新失败的概率很大，不仅涉及技术路线，还涉及市场接受程度。不断地“试错”才会成功，失败后再次创新成功的概率会大大提高。因此，社会给予创业者足够的宽容，就是给成功以机会。因此，产业创新的容错纠错机制就是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具体地说，针对产业化创新的创意，如果创意取得成功并被采用后其创意价值应该得到实现并获得相应的收益，但创新不成功，只是承担创意价值没有得到实现的风险，相对风险投资者来说经济风险较小。实际承担创新失败经济风险的是风险投资者。中国为激励创新，激励风险投资，政府建设科技园、参与建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政府在这里提供的引导性投入实际上也是风险投资。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风险投资者的风险压力。

最后是政府引导机制和政策的整合。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离开政府的引导。政府的引导除了提供国际前沿的科技和产业发展趋势的信息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高水平基础研究和新技术孵化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服从于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和着眼于原始创新产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考虑，推进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和科研院所建设，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使其为科技和产业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前沿性知识和思想。大学与企业共建高新技术研究院，形成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也需要得到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二是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和引导要落到实处，包括建立政府和企业共同设立的未来产业引导基金，增强为科技型企业的产业化创新提供风险投资的能力。发展和完善科创板之类的资本市场和其他各类风险投资市场，使创新未来产业的投资进出顺畅，鼓励更多的耐心资本介入创新投资。三是提升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各类科技园、产业园是科技和产业融合的创新高地。正像新产业的生命周期缩短一样，已有的科技园产业园集聚的科技创业的生命周期也在缩短。其升级要求更为迫切。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升级各类科技园、产业园。具体途径是迭代升级。把代表旧质生产力的项目和产业逐步移出科技园、产业园，腾出空间，做强新质生产力项目，吸引下一代新质生产力项目直接发展体现新一代新质生产力的新的科技园和产业园，如以人工智能为特色的科技产业园。

（三）构建人才作为第一要素的新型生产关系

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综合国力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哪个国家拥有人才上的优势，那个国家最后就会拥有实力上的优势。”生产力中劳动者要素跃升的重要体现是，从事技术、管理和数据劳动的复杂劳动者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起着越来越大的决定性作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比较优势不是一般的劳动力要素，而是各类人才要素。基于教育、科技、人才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新型生产关系的着力点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建设人才高地。

首先，人才链对接创新链。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推进创新链、产业链和人才链无缝对接和深度融合。由此提出围绕创新链和产业链部署人才链的要求。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涉及产业链、创新链和人才链的整合。做强“人才链”就能激活“创新链”和“产业链”。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看，产生颠覆性科学技术并且得到广泛应用的创新人才链涉及人才培养，基础研究人才，研发人才，管理人才，创业人才，技能人才等。他们各自在不同的创新阶段发挥能动作用。高科技人口密度决定一个地区的新质生产力的密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指的是各个地区发展的新质生产力项目不可能是同质的。不同质的项目对专业性创新人才有不同的需求，因而可能给专业性人才提供充分展示才干的用武之地。这样，在人才市场上高端的专业性人才的流动和集聚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常态。为此需要建设全国统一的人才大市场，打破人才流动的行政性障碍。与此同时，各个地区需要创造集聚创新人才的环境。一个地区集聚人才的环境非常重要，相应的改革措施主要涉及：城市化水平是吸引人才的重要条件，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医疗水平的提升促进高层次人才引进。同时，所在单位的科研条件及自由探索的环境对吸引高端人才也非常重要。尤其是根据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人才链与创新链对接关键在培育和打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洞察力和领导力的战略科学家和科技企业家。这两方面人才可以说是人才链的链主。

其次，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人才战略关键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战略人才力量是指服务于国家战略需要的各层次科技创新人才。“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坚持实践标准，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纲领衔者中发现具有深厚科学素养、长期奋战在科研第一线，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的科学家。要坚持长远眼光，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的战略科学家，既包括谋划科技长远和全面发展的战略科学家，也包括在某个专业领域起引领作用的领军科学家，主持大科技工程的技术总师、工程总指挥等，他们既精通本专业业务，又有放眼世界和未来的战略思维，能洞察科技发展、国家重大需求、国际竞争的趋势。现阶段需要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培育“卡脖子”领域核心技术人才和产业发展急需人才。引进和培养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战略性创新高地的建设，为战略科学家及各个科学领域的领军创新人才及团队提供用武之地，为各类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二是构建起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制度体系，积极打造吸引集聚全球高端人才的开放创新生态。这是充分发挥战略科学家的领军作用的制度保障。其中包括建立体现各类人才价值的评价、激励机制和环境。各类人才在创新体系中的职能和作用不同，需要分类评价和分类施策，在创新人才的教育与培养、发现与评价、使用与管理、分配与激励等方面完善政策体系。尤其是要给战略科学家充分信任和科研决策权。

第三，弘扬科技企业家精神。企业是创新主体，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关键是企业中要有创新的组织者。这个组织者就是企业家，尤其是科技企业家。对企业家的创新素质和职能，从熊彼特开始经济学家们早有一系列的界定和论述。根据熊彼特的定义，经营者只有在从事创新活动时才能成为企业家。“每一个人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一旦当它建立起他的企业以后，也就是当它安定下来经营这个企业，就像其他的人经营他们的企业一样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这种资格。这自然是一条规则。”创新有风险，厌恶风险就没有创新。因此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就被归结为敢冒创新风险的精神。企业家不但不厌恶风险，而且敢冒风险、勇于开拓、不断创新。这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根据新质生产力要求，对科技企业家来说，只是具备创新精神还是不够的。在科技创新中，一方面科技企业家具有企业家的创新素质，敢冒风险，能够洞察市场需求，体现以市场为导向。另一方面科技企业家具有科学家的素质，有科技视野，敏锐地发现并引领新质生产力的趋势，成为孵化新技术新产业的引导者，体现创新成果的先进性，就像比尔·盖茨、乔布斯等当年发现IT并引领了互联网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现在马斯克、库克正在引领以空间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中国的任正非引领了以新一代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科技企业家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引领作用突出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各类创新人才的集聚和培育很大程度上靠科技企业家的作用。人尽其才是对人才的最大吸引力。其次，科技企业家具有协调产学研各方的能力。对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大学的知识创新两大创新系统进行集成，对多个主体进入的新技术孵化活动进行组织协调，是科技企业家的基本职能。第三，科技企业家需要主动连接市场和科技创新过程。不只是为研发新技术提供市场导向，还需要为新质生产力导向市场，培育新科技新产业成果的消费者，使开发的新技术和产品有良好的市场前景。第四，科技企业家的组织职能就在于不间断地引导创新并根据最终的市场目标及时调整创新方向，直至开发出品质更高成本更低的产品进入市场并取得财务回报。根据党的二十大关于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要求，培育科技企业家，不仅需要相应的制度建设，还需要有效的激励。既要促使企业家具有科学家的视野，又要促使从事科技创业的科学家具有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经营能力。

第四，发展新质生产力基础在教育。技术日新月异，教育不但不能落后，还要与技术赛跑。马克思基于“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的科学判断提出：“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由此，对工人提出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是，“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在当下的现代化进程中，正在迅速推进的数字化和智能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分工、技能要求及相应的就业的全面流动性。人工智能等新科技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替代简单劳动的岗位，而且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复杂劳动岗位，进入人不能及的领域。由此提出“教育与技术赛跑”的要求：一方面科技创新人员的知识要不断更新。适应新质生产力需要，高等和职业教育的专业、学科内容需要超前布局、教育先行。另一方面通过终身教育克服数字鸿沟之类的新科技鸿沟，促使劳动者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不断提升就业能力，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