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儒宾：黄老庄三子的双面性格

“道家与神话”的关系似乎是理所当然，落实下来，却无法那么视为当然，甚至于连该如何落实，都很困难。关键点在于“道家”此一议题，连题目名称都很暧昧，须费斟酌。“道家”一词是两汉之后由史官建构而成的，先秦无此学派，因此，何人属于道家的问题就不能不出现。道家如果是一个学派，它成为学派的系谱学的条件：从创立者、人格典范、核心教义、学派经典、学脉传承，应当要有更明确的规定。但由于后世归纳出来的道家诸子对上述系谱学的要素极少有自觉的要求，至少构成后世道家主要意象来源的黄帝、老子、庄子、列子这几位人物及其代表的思想，我们不太知道他们所宗何经、所师何圣、所传何徒。如果比较儒、墨两家，彼此的差异就非常明显。儒者与墨者所原何道、所宗何经、所征何圣，心目中有没有明确的学派归属意识，一一清晰明了。这些指标在所谓道家诸子上都看不出来，我们不容易确定他们有明显的学派意识。

“道家”一词是后世追溯出来的，先秦无此名称，后世所谓的道家诸子根本不知道自己属于道家，这是我们进入道家与神话的关系时首先要碰到的第一道难题。其次，纵使我们接受了秦汉后建构出来的道家系谱，我们还是会碰到比第一道难题还要困难、至少是同等困难的难题，因为我们不知道“道家”一词的核心要义。我们且看最早提出道家之名并勾勒其思想特色的《论六家要旨》里是如何说的：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马谈眼中的道家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之善，实质上乃是取得战国学派竞争最后胜利的集大成者。但司马谈的话语能否成立，关键还是要看我们如何界定集大成的意义。大学派之所以为大，关键不在内容之多而杂，而是在这些杂多的内容能否成为显露实相的系统。一个综合各家的大学派通常需要有好的配套条件相互支撑，其学说才可以深刻的。如黑格尔使用辩证法，或朱子使用体用论，辩证法与体用论可消纳各种异质的思想因素于连续的运动中，异质思想因而可以统之有宗、会之有元，一一化为有机的整体中不可分割的成分。如果缺少了类似的理论利器，任何伟大的学派都不免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沦为没有统绪的杂家。

秦汉史家建构出来的道家综揽诸子、纠合群说，无疑地与西汉早期黄老道家成为官方主要的治国理念有关。一个扫平动荡的新兴帝国需要一个统合百家竞鸣的新兴学说与之配合，“道家”之名因此而起。“道”作为一个最高位阶的原理，在先秦时期已酝酿了许久，它成了诸子的共法，儒家诸子以及后来归纳出来的道家诸子对此概念的贡献尤大。这个概念成为“道家”的私产，那是后代历史的事。“道家”的成立和帝国的兴起有关，统一各分割势力而成立以“汉”为领导的郡县体制的大一统天下，和整编天下学问、成立九流十家的谱系而统一以“道家”为首的学术版图，乃是同一桩事件的两种工程。

“道家”一词既然是秦汉后才追溯出来的，其组成人物与思想不必然是依学派内部的理路发展而成，而是相当程度由帝国的史家依政治需要综合而成的，这样的组合要组成一组核心而有机的体系，无疑是桩高难度的工程。我们看《汉书·艺文志》“道家”名下所列的典籍，即可见出其内涵之复杂。但就对后世深远的影响而言，《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当是其中的佼佼者，这四部被唐人视为圣经的经典如再整合，《庄子》《列子》可列为一组，因为《列子》文字与思想颇多承袭《庄子》思想，所以《庄子》可以统合《列子》；《老子》《文子》可编成一组，文子为老子的学生，所以《老子》可以统合《文子》。后世老庄并称，确实有文献学依据。在老庄并列的基础上，再加上上世纪马王堆出土《黄帝四经》，“黄老”并称的黄帝一系的经典有了着落，“黄老”学派的宗旨大体就此明朗，“道家”的结构从此有了较为明晰的面貌。由“黄老”“老庄”这两组流行的词汇看来，黄帝、老子、庄子三人联用，他们可视为“道家”一词的核心因素。不管黄、老、庄这三位宗师与其名下的经典是怎么样的关系，但三者当作道家人物的象征，应该是合理的。我们讨论“道家与神话”的关系，因此，可集中在这三位道家人物身上。

对论道家思想，首先不可能不谈到老子，老子是后世道家或道教系谱学建立的总枢纽，却也是道家思想歧义特多的主要因素之一。道教与老子的关系姑且不论，即使仅放在学术史的角度下衡量，“如何理解老子”即是桩费力的艰巨工程。因为老子放在政治领域定位，尤其如与“黄帝”结合，成了“黄老”一词，这种“黄老”联用的老子即是位政治思想家。而且“黄老”还不仅是空想的政治理论，它曾经在汉初的帝国建制中，发挥很大的影响。但老子如放在中国后世常见的性命之学的领域下定位，尤其他的思想如与庄子连结，而有“老庄”一词，这种“老庄”名目下的老子即一变而为体证有得的高道，他为了人的自我救赎而发声。“老庄”联用下的老子常被视为反体制的、脱离政治的，恰与“黄老”的老子之旨意大异其趣。“黄老”与“老庄”的“老”同名而异出，两者必有分矣！

我们目前所知最早对老子作综合评价者当是庄子，庄子在《天下篇》中说老子的学风如下：（一）“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二）“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三）“以濡弱谦下为表”。根据以上的描述，我们理解的老子是位以心性—形上学为思想核心并影响了整体生活方式的学界巨子，他提出了“太一—无—有”这组具高度笼括性的概念，也提出了遮拨的工夫论进路以及相应的心境，另外，当然也提出日常行事当谦冲柔弱的道德法则。庄子眼中的老子是位典型的遮拨型（或读作“消极型”）的哲人，这样的哲人透过遮拨感性、智性的历程，最后可呈现某种形上境界，此即“太一—无—有”的层次，这是未分化的“天地之根”。

相应于这种遮拨型的进路，我们发现“老庄”并称的老子的政治哲学也相应地被诠释为一种回归自然的、反文化建构的、原始的素朴主义之思想。从东汉末的张衡到正始、中朝名士的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他们都从《老子》书中找到一种抗衡当时社会价值体系的理论因子，这样的理论基本上是当时主流的礼乐文明之反命题，它反礼义、反社会组织、反自我规范的体系等等，这样的诠释间接地指向了针对当时的统治集团的批判。当代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之学者，大体亦认为老子的政治哲学是种遮拨性、抗议性的哲学，是无政府主义的滥觞，这样的思潮推到底即出现无君论、无世界主义、彻底的素朴主义之解释。

“消极哲学”的老子固然有文本上的依据，也有源远流长且强而有力的研究史之支持。然而，另一种以“积极哲学”眼光看待老子的观点也很早就出现。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作《史记》为老子立传时，已提出其学为“君人南面之术”，法家诸子如慎到、尹文、韩非都受到他的影响。司马迁两百年后，班固作《汉书·艺文志》，他将道家思想的起源推到远古的“史官”传统，因为史官娴熟历史的兴衰起伏、政治的良窳变化，对客观情势有较恰当的理解，因此，他们可以掌握一种超越现实状态之上但又可加以规范的“道”。班固的着眼点虽然和司马迁不同，但他们同样认定老子思想的核心是政治哲学，而且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哲学，可有效地规范人间秩序。

司马迁、班固的老子观绝非自我作古，他们的论点毋宁反映了汉代极流行的说法而已。事实上，早在战国时期，已有一批哲学家从君人南面之术的角度诠释老子。最明显的例子是传说为老子学生的文子以及第一位系统诠释老子哲学的韩非子的《解老》《喻老》诸篇。《文子》开宗明义第一篇《道原》篇解释《老子》25章有名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这一段名言时，说道：“夫道者，高不可极，深不可测，苞裹天地，禀受无形，原流泏泏，冲而不盈……”兽得到道才能跑，鸟得到道才能飞，国君得到道才可“内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业，与天为邻”。这样的道具足了十足的动能，它有建构的作用，而且所建构的领域不仅限于自然秩序，也见于政治秩序。在《道德》一文中，我们甚至看到文子假老子之口，畅论起仁、义、礼、圣、德的德目来了。这样的老子形象，恐怕连老子本人见之，都会觉得有些陌生。但我们不会忘记一件残酷的事实：文子可能是老子最重要而且有完整文本流传于世的弟子。

同样将道视为君人南面之术的情况也见之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诸篇，由于这两篇最早诠释《老子》的篇章研究者已多，重要论点大体已被反复论证，本文不再细论。我们只要提出一点，观看韩非子如何诠释老子的“有国之母，可以长久”，即可略窥其老子观之一斑。韩非子《解老第二十》中说：“母者，道也。道也者，生于所以有国之术。”韩非子所理解的道绝非遗世而独立，深根宁极的精神理念。恰好相反，它有“术”，是位政治工程师。人君想了解如何治国（“所以有国之术”），绝不可能脱离道的建构的功能，道是母，治国之术是子。道之于韩非子，就像上帝的自然律之于一神论之国家，其地位甚至超过宪法的层次。

道所以能够“有国”，有主客观的因素，主观的虚静之道姑且不论。客观面而言，乃因道具有规范性，笔者上述所说“自然律”，韩非子或许会称之为“理”。我们不妨看韩非子如何解释“道”“理”与“万物”的关系。在《解老第二十》中，他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这就是“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理”要各安其位，这也是“理”需要“道”统之的原因。这里所说的“道”，虽然创生的性格并不太突显，但无可否认的，它有强烈规范义，有凭依义，万物必须恃道而生。如果不论道的实质内容，而单论道、理与万物的关系，韩非子此处的论述与程朱理学所述者可以说没有两样。

在战国晚期，类似韩非子、文子这类的老子观并非少数，而是相当流行的说法，我们在《鹗冠子》《尹文子》《慎子》诸书上，都可看到类似的语句。所谓黄老道家的流行和“法家”人物，或者裘锡圭先生所说的“道法家”人物的推动，有相当密切的关联。而这样的老子观经过晚周、秦、汉之际的思潮的推移，到了两汉，它居然成了大宗。我们看到在政治上可以发挥很大的影响力的老子，他早已不是“自隐无名为务”，僻处朝廷一隅的柱下史，而是规划未来天下大势的国师，更直接地说，是另外的一位“素王”。

一位老子，两种面貌，这样奇特的现象却是思想史的事实。也许我们现在应该严肃思考王利器先生的判断是否合理。他说战国时期有两位老子，一位是关尹、老聃的老子，一位是黄老的老子。王利器的“关尹”乃依据《庄子·天下》篇的“关尹、老聃”的学风而来，与今日传世的《关尹子》无关，关尹其人，其学绝传已久，在后世几无影响。笔者认为他所说的“关尹、老聃”的老子不妨改换成“老庄”并称的老子，老、庄在魏晋后乃三玄之二，特畅玄风。“黄老”与“老庄”，两位老子虽然依据同一文本而生，但一位是消极哲学的老子，一位是积极哲学的老子。两位老子除了票面价值相同外，根本的价值取向是有相当差异的。

“君人南面之术”的老子和黄帝的形象结合，落在物质的文本上来讲，也就是《道德经》五千言和《黄帝四经》的结合，此结合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桩奇特的事件。“黄帝”是战国时期出现频率极高的古圣王，司马迁《史记》的《五帝本纪》起于黄帝，黄帝被视为中国历史之祖。中国文明的诸多发明都被归类到以黄帝为核心的群体之下，这组群体包含发明蚕丝的妻子嫘祖，发明音乐的伶伦，发扬医药的岐伯，还有发明指南车的黄帝本人，黄帝君臣发明器物之多，不及备载，“黄帝制器”成了中国史上关键性的事件，黄帝其实也是中国文明之祖。在《易经》中，黄帝也以“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形象出现于历史舞台，黄帝成了治世圣君的符号，黄帝和儒家的圣王道统也有些断续寒砧断续风的牵扯。

作为中国文化最显赫的政治符号之一的“黄帝”在儒家传统的文本中确实面目模糊，儒家的经典除了《易经》等少数经典外，先秦儒家主要人物的孔、孟、思、荀的著作中，黄帝的形象几乎无迹可寻，相对于“黄帝”形象在当时思想界活跃的盛况相比，儒家人物对黄帝的缄默不语，毋宁是相当独特的。笔者认为，这种难得的缄默和战国时期“黄帝”奇特的政治性格有关。所谓奇特，意指黄帝形象带有浓厚的暴力及非理性的内涵。无疑地，战国时期的黄帝确实也可以是位文明的、道德的人君，否则，他的意象不会出现在《易经》此部圣经中。但作为国族整合象征的君王，黄帝对权力意志的运用———尤其运用战争，也是很在行的，而且面目更清楚。黄帝征蚩尤，征炎帝，征四帝，文明的黄帝居然也是位兵神。除了兵神的形象外，黄帝的权力意志还显现于对生命的经营，“长生”说往往和黄帝之名连结在一起，医经多挂黄帝之名，《黄帝内经》至今仍是中国医药的圣典；炼丹术也多挂黄帝之名，《黄帝阴符经》此部怪书也是中国炼丹术的要籍，“且战且学仙”甚至成了黄帝重要的公共形象。黄帝既是摧毁生命的兵神，也是拯救生命的医神，这种矛盾的性格是“黄帝”一词极突显的公共形象。

老子与黄帝结合，主要的因素之一在于两者拥有共通的“虚”“无”的思想，细节下节再谈。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关键性的因素在于政治的权力意志。黄帝是权力意志的象征，我们由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看得极为清楚。如果没有这批出土的帛书，我们对曾盛极一时的“黄老思想”其实了解得相当有限。至于《道德经》五千言为何会带有权力的基因，直接从《老子》文本推演，不见得可以解得出来。但我们可以确定至少在战国时期，《道德经》一书已被作了强势的政治的解读。它是性命之书，但也是另类的治世宝典，是道家版的《资治通鉴》。老子的虚无之形上学主张正好补足了太过刚强的黄帝思想之不足，黄帝思想可操纵性的法天、尚刑名、重刑德之论则可引导柔弱谦下的老子脱胎换骨，进入政治领域。黄老连手，刚柔相济，一种具有独特形上之学的权力意志哲学即现于世。

如果一位黄帝既可以化身为文明的、救人的圣王，也可以化身为摧残生命的战神；一位老子可以化身为帝国的政治设计师，也可以化身为追求深根宁极的解脱之道的隐士哲人。两者排列组合的模式不同，呈现出的思想面貌即会迥然相异。道家的“黄老”概念极暧昧，带给后世读者颇大的困扰；很不幸的，同样的一位庄子也可以化身为面貌相去悬隔的两种哲人。一位是消极哲学的庄子，他是老庄并称的那位哲人，竹林七贤爱戴的南华老仙；一位是积极哲学的庄子，他是可以和孔子连结为“孔庄”的哲人，晚明觉浪道盛、方以智师徒特别表彰的那位儒门内的庄子。消极意义的庄子乃是《史记》记载的那位哲人，这位哲人要么弃世绝俗、游方之外，成为体制外的疏离者，要么就对构造儒家思想核心的礼乐刑名持着抨击否定的态度，成为体制外的异议者。积极哲学的庄子，我们也可称作天均哲学的庄子，或是“乘物游心”的庄子，他是位胜义的“游方之内”的哲人。他以独特的哲学语言与生命之姿，曲折地活化了孔门大义，树立了另类的人文精神之旗帜。

庄子与孔子连结为“孔庄”和与老子连结为“老庄”，两者的性格自然大不相同。关于孔庄连结的内涵，笔者已另有专书《儒门内的庄子》探讨其义，而且其内涵与本文关系较遥远，可以搁置不论。至于“老庄”并称的庄子与老子自然仍有显著的差异，老子神志内藏，幽远无名，庄子的核心思想则是动态的哲学，气化日出，游于新新之途，两者的差异那么显著。这么显著的差异使得“老庄”并称之奇特，其特殊不下于“黄老”并称。问题是气化日出，不断超越以后的庄子如何走？走向永远的气化之流，不涉及人文领域的逍遥者？还是走向一种保全此世未异化的价值的具体的逍遥？不管走向如何，但“老庄”连用的庄子毕竟和老子共同分享内潜神明，立于不测之渊的修行境地。两人共享的性命之学的成分是相当浓厚的。

后世传颂的黄帝、老子、庄子三位道家宗师都有两种形象，这种暧昧的情况显示“道家”一词充满了其他学派少见的内部的矛盾性格。本文尝试建构黄帝、老子、庄子著作中反映的神话类型，并追溯作为诸子的黄、老、庄三子与这些神话间的关系。笔者相信连结的关系是可以找到的，黄、老、庄的意象的矛盾性也可以从不同的神话类型中寻得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