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周末，她约我去喝奶茶。

我以为她是熬不住了先妥协，谁知她张口就说：哥，我挺喜欢你的，可你都快四十了，连自己的住处都没有。咱俩不合适。听着不像气话，也不像讽刺。 

我大感不妙，立刻收起来时的一点吊儿郎当：很快就有了。我不跟你说过了吗？那天我还和哥们谈那事儿，你也听到了。 

听到了，一室一厅，五百尺出头，还不确定能不能拿回来。

那天，高人确实和我谈到，最近新闻上说，因为疫情后租金暴涨，像我这类以自住为理由驱逐租客的案件较往年上升了七成，被驳回的几率也大幅上升。

我现在拥有的确实有限，但我有的，我都会尽可能给你，以后也会是这样。我把一颗心捧给她。 

她却没有接，还把它捏成一坨烂泥巴：你可得了吧。头回上你那儿，没带牙刷，你明明有备用的电动牙刷头，结果不舍得，还怕我看见，往抽屉深处怼。转头拿了个国内什么破宾馆的一次性牙刷给我。哥，干嘛非逼我说这些？好聚好散不行吗？

我的自尊轰然碎了一地。

告别前，我提出送她最后一次，她谢绝，说要逛逛附近的日本药妆店，一会儿自己回去。 

坐回车里，我望着她的小身影渐行渐远，然后消失在通往广场背面的拐弯处，越想越不甘，于是一脚油，追了上去。 

那儿果然有个药妆店。 

我能从各类商铺的小门脸中，一眼找到它，是因为它的店门前停了一辆扎眼的法拉利，在深秋的阳光下静静发出一种屎黄。 

我像被什么锥了一下似的，一哆嗦。

怪不得高人最近少找我了。

他们后来怎么联络上的？是吃火锅那天，趁我上厕所的时候，彼此换了联系方式？我完全可以想象出高人涎着眼，拿起手机凑近她：妹，加个微信吧，以后他敢欺负你，来找哥。

本来，我们就是不幸掉入同一粪坑的临时难友，现在他已解脱，当然不用再顾忌我。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不想看见任何人，也不想被任何人看见，除了上班、买菜，我难得出门，出门必带口罩，好像我一年内两次被甩，以及被劈腿的耻辱都刻在脸上。 

浑浑噩噩了好几个礼拜，地母来电指导：你写的拿回自住的理由，我看了，就那么两三句话也太简单了，得展开详说，不能只说跟女友分手。 

我这才惊觉，已经十一月了，还有三周多就是听证会了。

怎么展开？我忙问。  

你就从家庭、工作、健康、经济，等等等等，各方面入手、拓展开来，让法庭知道如果不能搬回去，会对你的生活造成什么重大影响。到时候上庭作证，这些点你都得提到，你这故事才能打动人，让人觉得合理。

我还得亲自上庭作证？我不敢相信。

对啊，你是房东啊。地母不可思议地笑。

你那时候不是说我不用管么？一想到要在法庭上面对着建筑工人，语无伦次地说那么一大串话，还要抵挡他极有可能发动的无情狙击，我就寒毛直竖。 

我是说我会主导，负责帮你跟房客沟通，但上庭你还是得露面的呀。地母的口吻里多了点安抚。

可你那时候说我不用管呐！你就是这么说的呀。我孩子气地耍起无赖。 

哎呀，没什么好担心的，你就实话实说。你要实在不想作证，也行，但打动法庭的效果肯定就没有你亲自说明情况来得好。 

那我上庭作证，房子一定能拿回来么？我看新闻上说最近这类案件很多呵。

唔，你问到了点子上，今年这类案子确实很多，难度确实比以前大。

她突然审慎的口吻，让我慌起来：你以前不是这么说的，你说赶走问题不大！

我确实认为咱们的胜算很大，因为我们收回房子是为了搬回自住，不是为了赶走租客、重新出租，租更高的价格，是不是？但是上庭的变数也是有的，比如遇到的法官怎么想？会不会相信你是真的要自己回去住？你说的那些理由站不站得住脚？所以我才让你好好准备呀。 

如果，如果法官驳回我的请求，我要怎么办？你还能为我做什么？

那我们就再次申诉，让租客知道，我们赶走他的决心是不变的。

就是又要等上个一年左右？

对。 

我在崩溃中陷入沉默。

哎呀，咱们就好好准备，该吃吃，该喝喝，做好下一步打算，为他难道还不生活了？她站着说话不腰疼地安慰。

这安慰令我十分恼火：我现在在租房子，跟两个印度人共用一个厕所，你说说，我怎么做下一步打算！ 

傍晚，我在电脑前绞尽脑汁地抠理由，正抠得一肚子火，忽然听到楼下好一阵热闹。 

我把脸贴在窗户上，往外一瞅，路边停了一辆车，车上走下来四五个印度男女，个个都穿了拖拖挂挂的印度装，说说笑笑地进了我们的集装箱。不一会儿，楼下厨房就响起了他们“咦咦啊啊”的印度神曲。 

好啊！房东带着他的女人不知去哪里逍遥快活，这两个印度厮就堂而皇之地在家里开起了派对。

我恶毒地掏出手机，调出房东号码，正要告状。 

忽然有人敲房门。 

我带着一腔怒火去开的门，门口站着一个印度笑脸：今天是我们的‘低洼里（diwali排灯节）’，我们请了几个朋友来庆祝，带了好多吃的，你想加入我们吗？ 

看我一脸困惑，他又笑着解释：就是我们的灯节，有点像圣诞节之于加拿大人，或是春节之于你们。

你知道我们的春节？我心里一热，怒气也逐渐消散。

对，来加入我们吧，帮我们把食物吃完。他笑道。

我犹豫了片刻，还是跟着他下了楼，一头扎进人满为患的厨房。

这一晚，我就着辛辣开胃的咖喱，吃了不少手撕烤饼，还尝了他们甜的发齁的糖环和椰饺，大笑着跳了印度舞。吃饱喝足，还和他们一起去车道上放了烟火。 

十一月的多伦多已经很冷了，我裹紧了身上的薄羽绒服，仰脸望着飞散的烟花，和一张张印度笑脸，不敢相信，这异乡寒夜的温暖竟是他妈的印度人给我的。

第二天一早，我绕着集装箱区，跑了个三千米，然后回家冲了个澡，振奋了精神，在电脑前，按地母指导，接着写理由。然后日日复诵，务必在开庭前练就一副从容之姿，所谓“松弛感”。

听证会的前一周，我蓄势待发之际，地母忽然传来一个噩耗：建筑工人申请延期。因为大屁股婆娘刚刚生了二胎，还是剖腹产。他要照顾妻儿，抽不开身。 

我很是沮丧，像预备好要上场、比赛却被叫停的拳手。更有些忐忑：他为什么挨到最后一刻才说？是不是又憋着什么坏呢！ 

然而我无能为力，只能磨牙凿齿地等待。

原定的听证会当日，我忽然收到了高人一条久违的微信：Good luck!（祝你好运！）

他显然不知我的听证会已经延期，也显然不知我已知他在我的脑顶种了一圈油菜。

我决定让他知道，于是我言简意赅地回：谢谢！你也好好在我下游的脏水里畅游，别淹死了！然后把他拖入了黑名单。

又是一个月的煎熬，听证会的日子终于到了。 

疫情后，这些听证会都转为了线上。

我们的排期是早上九点，地母、我和建筑工人提前十五分钟便在线上的候审室候着。和我们一起候着的，还有不少其它的房东、房客，以及律师助理，还有两个背景写了“房东房客委员会”字样的工作人员。

除了两个工作人员，大家的音频、视频都闭了，像公司开线上大会听CEO唠嗑。

等了有半个小时的样子，一个面容憔悴的大姐上线，音频、视频都开着，然后便旁若无人地扁着嘴哭泣，我正突兀着，她又开始分享她的悲惨遭遇，说她地下室的租客赖了大半年了，不给房租，也不肯搬走，还尽往家里招不三不四的人。她很担心自己的安危。 

一个工作人员打断了她：女士，这里是公共候审室，请不要分享你的案件细节。

你们不是陪审团？她挂着泪珠，不解地问。  

不是，我们也没有陪审团，一会儿你会见到仲裁员。

哦，对不起，我弄错了。她忙止了哭，闭了音频视频。

候审室重新恢复平静，但是我的心却开始发毛。 

又等了一个多小时，一个自称仲裁员的女人进来了，宣布今天的听证会到中午十二点结束，最后一两个来不及，有可能要改期。 

我心里一“咯噔”。

十一点时，候审室里竟还有几对房东房客。我的神经受不住了，给地母去了电话：我们今天能轮上吗？不会又延期吧？

我看悬。 

这事我真不想拖了。

那咱们只能和他再谈谈。前两周谈，他要五千块赔偿，外加搬家费。

他做梦！

那就只能等延期。我是倾向于咱们跟他和解，上庭到底还是有变数的。

三千！三千你问他干不干？多一分没有！我近乎咬牙切齿。这时已经是十一点一刻了，候审室里却一点进展都没有。

 唉，那我再试试吧。地母“勉为其难”地去了。

我不断宽慰自己，就当少领了一个月薪水。

二十分钟后，地母给我发了条微信：三千五，不能再低了。外加一封推荐信，说是你一开始就答应的。

我把脸埋进枕头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 

然后忍着飙升的血压，重新伏案，点开文档，言不由衷又令人发指地给我的下家写道：

尊敬的先生/女士， 我写这封信是为了向你隆重推荐我的租户XXX（建筑工人）和XXX（大屁股娘们儿），他们自X年X月X日起住进我的鸟窝以来，一直认真负责、态度友善、和我相处愉快......

交接房子那天，我带着支票，一脸凄凉地去了我久违的鸟窝。这一年多，我拿回了屋子，可又好像失去了一切。

不过我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了，如果今天他们不走，明天我就能叫法警上门驱逐。

建筑工人满面春风地打开门：你好吗？放了我粗粗一管血，他没法不春风。 

好你妈了个X。我在心里恶狠狠地回。 

一个两岁左右的蓝眼睛小男孩忽然跑到门前，好奇地仰脸打量着我。大约是怕孩子跑出去，抑或纯粹是出于父爱，建筑工人躬下身，用他野兽般粗壮的臂膀捞起了他的小兽。

进到窄小的客厅里，大屁股婆娘正站在窗边，轻轻晃着怀中的婴儿，并冲我笑着“嗨”了一下，整个人散发出一种圣母般的慈爱。因为刚生育，也可能因为在喂奶，她的胸前也沉甸甸的，于是我的脑子里也充斥了一股奶香。 

我检查已经搬空的房屋有无损坏时，他们一家四口在客厅里等着，女人冲野兽不知低语了什么阿塞拜疆话，野兽低首投向她的眼里满是温柔。 

我居然有些感动，心中的恨意也在不争气地消散。

他们走后许久，我仍百感交集地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把玩着失而复得的钥匙。 

忽然，前不久看过的一则新闻袭击了我的大脑，我马上给地母去了个电话，有些语无伦次：假如他复制了我的钥匙，哪天趁我不在家，再偷偷搬进来，住满四十八小时，到时候哪怕我和他没有租约，是不是也不能把他轰走，报警都不管用？ 

哦，你说的是西班牙的“占房运动”吧？呵呵呵。地母笑着拽了一串英文：Don’t worry. That only happens in Europe. Canada is not that evil.（哦，别担心。这种事应该只会发生在欧洲。加拿大还没有那么罪恶。）

我松了口气，压下换锁的念头，总算省了笔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