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儒家文化”略论（上）

从汉代“独尊儒术”以来，中国文化的主流就是作为“孔孟之道”的儒家文化；如果按照“周孔之道”的观念，儒家文化的内涵甚至可以追溯到西周。但是，究竟何为“儒家文化”，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一、儒家文化的概念

汉语“文化”，出自《易传·贲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单词“文化”，至迟在汉代已出现，例如刘向《说苑》：“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然而何谓“文化”，学界至今众说纷纭。

汉字“文”的本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文，错画也，象交文。”这就是说，“文”指绘画或文字的交错的笔画。“文”与“质”或“素”相对。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朱熹解释，引杨氏说：“质之胜文，犹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白可以受采”也是以绘画为喻，犹言“质可以受文”，即“文”与“质”相对。子夏问《诗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何意，孔子答：“绘事后素。”朱熹解释：“素，粉地，画之质也；绚，采色，画之饰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质，而又加以华采之饰，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即“文”与“素”相对。显然，《周易》“文化”之“文”是比喻的区别于自然状态（素、质）的一种“人文”“文明”社会状态。

汉字“化”的本义，许慎解释：“化，教行也。从匕、从人。”这个“匕”读作huà，是“化”的古字。“教行”指教化，但并非“化”字的本义。许慎说：“匕，变也。从到人。”“到人”即“倒人”（汉代《说文解字》尚无“倒”字），即倒下的人。徐中舒《甲骨文字典》也指出：“化”字“象人一正一倒之形。”这就是说，“化”的本义是从站立的人转变为倒下的人。从哲学上来说，“化”指人之存在状态的转变，即解构旧的主体性，转变为新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化”本质上是“人的转化”。这其实是儒家和道家一致的观念，只不过道家追求自然性的“真人”（“真”字也从“匕”即“倒人”，也就是“化”），反之便是“假人”、“非真也”（“假”字从“亻”，即“立人”）；而儒家则与道家相反，追求“立人”，如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从而强调“教行”“教化”。

后者正是来自《易传》的“文化”观念，亦即儒家的“文化”观念，后来被概括为“人文化成”。由此可见，对于儒家来说，“文化”的本义是“人”的存在状态从质朴的、朴素的“自然状态”转化为人文的、文明的“社会状态”。因此，《易传》所说的“文明”，意谓由“文”之而“明”之，即通过“文化”的转化，使“人文”得以“彰明”，故《易传》说“文明以止”（但要注意，《易传》的“文明”并非现代汉语作为“civilization”汉译的“文明”概念）。近代“西学东渐”，人们用汉语“文化”来翻译西语“culture”，因为两者的含义之间具有“可对应性”（当然同时具有“非等同性”），后者同样有培植、礼俗、生活方式等含义。英语“culture”出自拉丁语“colere”，最初由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解释为“灵魂的培养”（cultura animi），同样是“人的转化”。

人的转化，其实是源于人的存在状态的转化，即生活方式的转化。因此，比较而言，梁漱溟的“文化”概念更切近，也更具涵盖力，他说：“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但他所谓“生活样法”乃指“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归结为“意欲”（will）的不同，进而区分为所谓“人生的三路向”即“（一）向前面要求；（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三）转身向后去要求”，据此区分西、中、印三种文化类型。我们可以不同意这种“生活意志论”，但“生活样法”这个表述是值得借鉴的。质言之，所谓“生活样法”可以理解为“生活方式”（lifestyle）。

不过，严格来说，尽管“文化是由生活方式决定的，而非相反”，但是，毕竟“生活方式”与“文化”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因此，更确切的表述应当是：文化乃是生活方式的表现形式。“文化”作为动词，就是以“文”（以礼乐为中心）来“化”（转化）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作为名词，则是这种转化的结果，即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文献记载，即是“典章制度”及其价值观念的叙述。

如果文化是生活方式的表现形式，那么，儒家文化就是儒家所倡导或认可的生活方式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乃至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举手投足等。

二、儒家文化的共时结构

所谓“共时结构”，意指暂时撇开儒家文化的不同历史形态之间的差异，而归纳其在任何时代都具有的共同结构。

儒家“文化”之“文”，作为生活方式的表现形式，涉及群体生活的所有方面，这里不能一一展开；但是可以肯定，儒家文化的核心是“礼”。正因为如此，关于如何才能由“质素”而“文化”（动词），孔子强调指出：“文之以礼乐。”孔子曾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朱熹指出：“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章太炎曾指出：“孔子称尧舜‘焕乎其有文章’。盖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谓之文；八风从律，百度得数，谓之章。文章者，礼乐之殊称矣。”柳诒徵也说，“至周而尚文”,“其文教以礼乐为最重”。可见“礼”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这是古今共识。

唯其以“礼”为“文”，故有“礼文”之说。例如《礼记》“三王异世，不相袭礼”孔颖达疏：“三王之世，礼文烦多；五帝之时，礼文简略。”关于禘祭之礼，程颐指出：“四时之祭，有禘之名，只是礼文交错。”关于乡射之礼“射不主皮”，朱熹解释：“乡射礼文。”孔子说“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朱熹解释：“其礼文虽具，亦且无如之何矣，而况于为国乎？”如此等等。可见“文化”之“文”主要就是“礼文”。

那么，何谓“礼”？在儒家文化中，“礼”涉及三个层次：作为制度规范的“礼制”；作为礼制的内在价值原则的“礼义”；作为礼制的外在表现形式的“礼仪”。其结构为：礼义→礼制→礼仪。

1．礼制。儒家所谓“礼”，泛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包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规范、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规范、乃至日常生活的规范等。“礼”指制度规范，故有“礼制”之说，例如《礼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是故圣人为之断决，以三日为之礼制也”。“礼”又称作“制度”，例如《易传》“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尚书》“王乃时巡，考制度于四岳”；《左传》“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无迁也”；《礼记》“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等等。尤其《礼记》引孔子语：“子曰：‘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

至于许慎解释的“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意谓“礼”指祭祀之礼，但这只是狭义之“礼”；实际上，儒家之“礼”涵盖一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例如作为儒家经典的“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皆称之为“礼”，即涵盖了上至朝廷、下至乡里的制度规范。许慎之所以特别强调祭祀之礼，是因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国之大事也”，祭祀活动的礼仪集中地展示了当时的群体秩序及其人际关系规范，即“礼”的一种典型的展现形式。

这种作为儒家文化核心的制度规范在“经典”文本中的记载，叫作“典”或“典章”，故有“典章制度”之说。例如《尚书》“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舜问：“四岳，有能典朕三礼？”可见“礼”与“典”（典册）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文”“礼文”的一层含义，即载于“典”之“礼”。故“礼”又称“典礼”（并非现代汉语专指仪式的“典礼”之意），例如《易传》“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左传》“武子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德刑、政事、典礼不易”；《礼记》“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等等。

2．礼义。儒家常有“礼义”之说，但这里的“礼”与“义”并非并列关系，而是说的“礼之义”。正如冯友兰所指出：“礼之‘义’即礼之普通原理。”所谓“普通原理”，就是普遍原则，其实也就是儒家正义论的正义原则。孔子指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这就是“义→礼”的观念结构：作为制度规范的礼制，是礼义原则的实行、实现。

汉语“义”有两个基本含义，即“正”（正当）与“宜”（适宜）；它们源于汉语“情”的两个基本含义，即“情感”与“情实”（实际情况）。因此，儒家文化用“义”来表达社会正义论的两条正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