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权利问题（下）

三

权利的形式和实质，也是在考察相关问题时需要区分和关注的问题。现代西方的主流政治自认为站在道德和价值的“制高点”，其前提是把权利的形式之维提到很高的位置。权利的实质与形式是相互关联的，其实质的内涵确实要通过形式的方面来实现：可以说，形式之维是实现相关目标的途径和方式，就此而言，这一方面无疑是重要的，但是不能把形式作为目的本身。权利的实质内涵怎么样来实现，是今天需要关注的问题。现代西方考察人的权利主要着眼于形式，以政治上的一人一票为表征的民主制度，便体现了这一点 ：一人一票实际上是具有标志意义的“形式”。这种“民主”表面上似乎包含着民众的“普遍”参与，但选举者对候选人的真实情况往往缺乏了解，尽管“普选”构成了民主的基本形式，但这种选举常常是在未能获得充分的信息这一前提下展开的：候选人的全部背景、其政策取向及可能具有的后果、国内与国际的衍化格局，选民往往并不真切知晓，竞选言词常常成为其选择的主要依据。事实上，选民常常只是根据候选人在竞选时的“鼓噪”来确定其政治取向。这种“选举”，显然具有相当的盲目性。

上述“民主”更为实质的表现是，在选举结束后，“民主”的参与者（选民）便退出了政治领域：他们仅仅选举了何人决定政策，但自身又基本上被排斥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之外，选举出来的政治人物做什么、怎么做，选民基本上无法左右。这里蕴含着形式上的民主、实质上的非民主之张力。在此，所谓“民主”权力，仅仅表现为选举前的盲目投票、选举后的自行离场，民众对政治人物的各种反民主作为也无能为力。在这方面，广大民众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在这一典型的形式层面意味着在实质层面权利的阙失。

此外，在扭曲的形态下，“民主”常常被工具化，其取向之一，是以民主为划分阵营的标准：在所谓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的阵营划分中，引申而言，与某一利益集团自身观念一致的，就是民主 ；反之，则是所谓“威权”。民主与威权的对峙，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基本现象。这种形态的“民主”每每成为美化自身的符号：一旦被视为相关阵营的代表，就同时“成为”民主灯塔，并似乎获得了道德和价值观上的优越性。

当然，以上是否定性的批评，从正面来说，我们同样也要注意实质和形式的结合。在实质层面，对人的存在的关切，包含对其应享合理权利的肯定，体现为以人为本，也就是真正把对人的关切放在首位，如果离开了这一基本点，一切有关权利的言说便是空话，没有实际意义。在这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也做了很多探索，以传统意义上的“贤能政治”而言，其内容不仅仅在于选出具有“贤”与“能”品格的人物来参与社会治理，而且表现在，在贤能政治的视域中，判断一个人是否“贤”与“能”，并不取决于其言说什么、鼓噪什么、吹捧什么、提出什么主张，而是在实际政治实践中做出来了什么，真正现出什么才干。汉代政治哲学家仲长统便指出：“干事必使良能之人”“不试之事，何以知其能之高下？” 这里着重指出需要“试之事”，也就是以政治实践中的处事过程，考察一个人的能力高下，这种判定有实际的基础，不同于抽象的形式观照。

同时，当我们说中国传统思想时，这里的“传统”既是指古代传统，也是近代和现代传统。从近代和现代传统来说，需要对群众路线高度重视。群众路线是现代政治实践的重要形式之一，它要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通过这样的方式听取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疾苦，最后付诸实践，切切实实地为人民谋利益。在传统意义上，了解群众呼声主要通过走家串户、访贫问苦等比较简单化的形式。然而，在信息时代，我们可以用大数据、关注网络舆情这样的方式来全面把握群众的真切意愿和要求，以此反馈到相关决策部门进行讨论，作出合乎实际的决定，然后再到群众中去，通过实际践行，了解相关决定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的效应。也就是说，群众路线现在已有了现代的形式，这种形式更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层面上，推进民主的有效实施。

谈到实质与形式相结合，从人的存在这一层面看，权利的实质内涵与自由的追求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前面已提到自由的个性，自由（包括自由的个性）是通过自由时间来保证的。自由时间意味着人逐渐从必要劳动的繁难形态中解放出来，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余暇工夫，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复提到的。自由时间实质上就是余暇时间（free time）。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最初人与自然几乎合一，必要劳动也就是人的全部活动，这时人除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几乎没有任何余暇。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人开始有了自由时间，但最初只是一小部分人享有余暇（自由时间），大部分人的时间依然被必要劳动或强制劳动所占据。随着社会的进步，自由时间越来越多，曾经我们每周工作6天，现在是5 天，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是4天甚至3天，随着技术、经济的发展，人的余暇时间将越来越多，这意味着人们可以有更多时间来丰富自己的个性，发展自己的兴趣、能力，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这方面需要高度重视。西方主流政治空喊权利口号，讲了很多如何维护权利的话语，但对任何通过减少劳动时间等形式，来实现实质意义上人的自由权利的具体途径和方式，却很少涉及。相反，对西方之外的体制和国家，往往倾向于扼杀与打压其发展过程，这种扼杀和打压，实际上也就是抑制这些国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权利。例如，芯片与新能源本来是提高劳动效率、减少劳动时间、实现和保障人的权利的重要形式，但西方国家却以种种口实加以阻止和封杀，这不仅使其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成为虚伪的口号，而且意味着让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永远无法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增加自由的余暇以发展自身，这也就是使之在实质层面难以获得实现自身权利的条件。这表明，对真正有助于人的权利实现的方式，西方主流政治并不关注，它所反映的，是西方一味标榜的权利理论的虚伪性。

四

最后，应当关注民主和民本的关系。从人的权利的角度看，这里涉及的问题是：首先，人作为社会基本成员，是否具有相应权利？这种权利包含何种内容？其次，人作为社会主体，是否拥有主体应享的权利（包括社会治理的权利）？流行之论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只讲民本，没有民主观 念。与之相关的看法是：民本主要是以民为对象意义上的政治基础，民主则是将民视为权利主体。这一理解显然有其片面性。

在政治领域，民主与民本两者常常被视为泾渭分明的两种形态：“民主”似乎被视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理念，“民本”则往往被看作前现代的“过时”主张。事实上，无论是“民主”抑或“民本”，都需要作具体分疏。民主的原义之一是人民作主，其中包含让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或政治运作过程的要求，然而，从实际形态看，人人参与社会治理显然缺乏实际的可行性：在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政治共同体中，让每一个体都参与政治运作，事实上难以做到。从政治实践的运行过程看，相对于“民主”的“民本”则可以包含更广的内涵，并具有现代形态。与传统的理解有所不同，现代意义上的“民本”，可以而且事实上也往往被赋予人民至上的历史内容。从理论上说，这种政治实施方式既包含应然性，也呈现可行性。探寻真正体现人民至上的方式，关系到社会治理能否体现人的权利问题，其合理的趋向，则是民主与民本的结合：将民本思想与民主观念结合起来，使人民至上的观念真正得到体现，无疑是在现代社会政治领域实现实质层面的社会合理演进的可能之道。

从传统思想看，民本思想与民主观念并不呈现判若两级的对峙，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和民主很难截然相分。对中国传统思想来说，“民”不只是一个象征性符号，政治治理的关键在于注重民众意见，后者属于广义的参与活动。孟子提出“以民为本”“民为贵”“君为轻”等主张，其中同时包含民主的思想。以尧禅让君位给舜而言，孟子的学生曾问孟子，舜从尧那里获得帝位，这是不是天意？孟子的回答是，这并不取决于天意，而是看民是否“受之”“从之”，只有当“民受之”和“民从之”的时候，以上过程才有正当性。“民受之”和“民从之”内含的是民意，而从权力更替的角度注重民意，同时也体现了民主的观念。在此，“民受之”和“民从之”构成了人们观察、判断政治权力转移是不是正当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仅君位更迭与民相关，而且官吏的选拔与政绩评价，也需要考察民众意见。汉代政治家贾谊便指出：“明上选吏焉，必使民与焉。故士民誉之，则明上察之，见归而举之；故士民苦之，则明上察之，见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更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于民，然后随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爱焉。故十人爱之有归，则十人之吏也，百人爱之有归，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有归，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有归，则万人之吏也。故万人之吏，选卿相焉。”所谓“必使民唱，然后和之”，便是倾听民众意见，并以此为依据，确定具体的治理主体。可以看到，民本思想蕴含着民主内容，民本与民主思想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并非仅仅把民视为一般意义上被动的治理对象，而是把民众的意见（包括是否接受某种政治结果）作为判断一个政治体制正当性的一个标准，在这方面，民无疑是一种重要力量，表现为带有主动色彩的主体。从这一意义上说，民本之中包含民主思想，后者体现于根据民意判断政治的正当与否。

在人的存在之维，权利并不是空洞的，它是通过“以民为本”这样一种形式来得到实现，从广义上说，这里的“以民为本”就是以人民的意愿决定一切。从《尚书》开始，传统思想就提出“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这也是以民众的利益、民众的观点和意见作为决定性的方面。孟子同样表现了以上政治意向，在他看来，合乎民意的具体的内容，体现于满足民之所欲：“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所欲与之聚之”，亦即表现为合乎民众的需要。在这里，“得民心”最后落实于实现民众的具体意愿、满足其实际的需要。这不仅仅是要一切向着民众，以民作为取舍标准，而且意味着民众决定权力运用的方式、权力运作、更替的正当性等。这也是传统民本－民主思想中很重要的方面。要而言之，民主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把民众作为政治关切的对象，一切为了人民，这是民主社会最基本的一点，体现了民主的实质内涵；另一方面，以民众的意志决定权力运用，这与民治、权力在民这一点相联系，涉及民主实质要求实现的方式，民本与民主的结合同样体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