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北伐之前，孙中山曾搞过3次北伐。结果，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第一次是护法战争，孙中山依靠滇军和桂军作战，因陆荣廷、唐继尧不配合而失败；第二次是1922年，北伐军在江西取得了不错的战绩，然而陈炯明在后方搞事，北伐草草收场，第三次是1924年，孙中山把麾下4万杂色军队统编为建国军，讨伐曹锟、吴佩孚，结果军队在江西打不开局面，被迫撤军。
显然，按孙中山以前的搞法——找一些乌合之众，给个名分，让他们卖命和北洋军干，北伐搞一百年也成功不了。如果单靠孙中山和国民党自己摸索革命道路，那更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了。
北伐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关键，是国民党脱胎换骨以及国民革命军成立。这两点，都离不开苏联帮助。
1923年7月来华，鲍罗廷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之后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顾问，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鲍罗廷获任为总政治顾问。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顾问! 国民党改组的两个总设计师之一（另一个是孙），分量不言而喻。


1923年1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同时公布， 这些文件都由鲍罗廷起草，国民党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强调上下关系和严密组织、严格纪律，要求在国民党活动的各团体中组建党团（类似于党委），以使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
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确立了“党治”底色——国民党中执会和政治委员会掌握了最高权力，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掌管全国政务，这也意味着中国国民党以革命政党姿态独占全国政权，以党治国。

布柳赫尔苏联元帅担任国民革命军军事总顾问，指挥北伐，蒋总司令台前木偶
与北洋军队相比，国民革命军最大的特点，是引入了党军体制，即军队政工制度。至今台湾军队有政治部，勾结苏联证据。
在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各重要机关、各军种和兵种，几乎都有苏联顾问。在南方以加伦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皆鲁尼任副团长，勃拉戈达托夫任参谋长兼国民革命军司令部顾问，斯涅戈夫任作战部部长，斯特鲁姆比斯任侦察部部长，捷斯连科任军事训练部和组织部两个部门的负责人。
在国民革命军第1至第8军中担任军事顾问的有:第1军顾问切列潘诺夫，第2军顾问泽涅克(即泽姆勃罗夫斯基)，第3军顾问马采伊利克，第4军顾问戈列夫(即尼基金)、帕罗，第5军顾问波尔特年科(即叶林)，第6军顾问康奇茨，第7军顾间马迈耶夫、库马宁(即齐贡)，第8军顾问巴甫洛夫、奥依尼奇。还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首席顾问铁罗尼(曾兼第10师顾问)，总参谋部首席顾问叶弗列莫夫，总司令部顾问科尔涅夫，炮兵首席顾问鲍罗金，空军首席顾问谢尔盖耶夫兼空军负责人)，空军顾问巴泽纳乌、列米久科、塔利别尔克、利比亚科夫、乌格尔(兼空军飞行大队长)、柯拉夫佐夫(兼飞行队长)，海军顾问格雷，军需顾问罗戈夫，通讯顾问科尔涅耶夫，军医顾问奥尔洛夫等。
第1军顾问切列潘诺夫，
第2军顾问泽涅克(即泽姆勃罗夫斯基)，
第3军顾问马采伊利克，
第4军顾问戈列夫(即尼基金)、帕罗，
第5军顾问波尔特年科(即叶林)，
第6军顾问康奇茨，
第7军顾间马迈耶夫、库马宁(即齐贡)，
第8军顾问巴甫洛夫、奥依尼奇

于1923年1月26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越飞和孙中山签订《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国东北铁路暂时由中苏两国共管，进驻外蒙古的苏联红军不必立时撤退；双方一致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进行国民革命；孙中山搞国民革命“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孙中山与苏联政府代表越飞在上海签订了以正式宣言的形式确定了苏联对于广州国民政府在财政、军备、政党重组和军队建设方面的援助。


1924年至1926年，苏联以记账的方式，分四批援助国民政府的武器有：第一批，日本来复枪4000枝，子弹400万发，大刀1000把，长矛500杆；第二批，俄国来复枪9000枝，子弹300万发；第三批，马克沁机枪40挺，火炮12门（附带最新瞄准具及弹药箱），炮弹1000发；第四批，俄国来复枪5000枝，子弹500万发，机枪50挺，火炮12门。
有资料还显示，苏联提供了3辆坦克和12架飞机。

黄埔师生与运送物资的苏联水兵联欢
北伐之前，苏联援助国民政府超过530万卢布，北伐战争前期，又提供了360万卢布，四·一二之后，苏联提供给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超过750万卢布，总计超过1640万卢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