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立志：战略审慎：汉斯·摩根索权力政治思想析论（3）

(五)权力与道德的折中主义是战略审慎的重要基石

摩根索认为，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普遍承认，人不能在政治领域里随心所欲地行动。国家的行为必须符合更高的道德标准，而非单纯的利益。摩根索反对权力与道德完全分割。在他看来，威尔逊的错误不在于其对道德的关注，而在于未能理解人类不可改变的本性，以及权力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摩根索对政治保持着悲剧性的理解，主张道德原则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只能通过利益的暂时平衡与同样不稳固的冲突管理，使道德原则接近于完全实现。明智的政治家致力于减少恶，而不是实现绝对的善。权力均势可能是一种维持和平的不错的短期战略。道德原则必须与现实主义、审慎原则一起运用于国际环境，还得充分顾及政治后果。作为一个政策克制和宽容的温和国家而存在，既受制于道义原则，也听命于政治需要。(63)

摩根索强调权力的获取应兼顾道德的原则，反对把权力政治简单看成是强调武力和强权政治。作为非物质因素的道德和声望时常与国家间的权力竞争相伴随，这恰恰是摩根索的理论遗产中时常被忽略的部分。(64)最崇高的集体道德是“审慎”(prudence)，不考虑政治后果就在国际上采取所谓维护道义原则的干涉行动，才是不道德的。(65)他反对外交政策中的“十字军精神”，即把本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理念强加给其他国家，这与理想主义以抽象的、恒定的道义准则来指导国家行动的僵化认知形成鲜明对比。对权力概念的克制性理解即一旦时代倾向于贬低权力因素、过于强调道德因素，它就必须强调其重要性。一旦时代倾向于在总体架构上的一元论权力观，忽视了道德和其他变量，就必须强调权力的局限性。(66)例如，如果军事权力被过度重视，就要强调经济、外交等其他权力要素在整个权力网中的复杂联系。

在摩根索的思想理论中，国际政治领域的“道德”问题有其特定的含义，不能简单地将之与国内政治领域中的“道德”概念进行类比。国际道德更寻求成功的政治行动与战略效果，而非与个人道德的价值判断相匹配，但在能够保障实现国家利益的行动条件下，摩根索也主张应寻求相对更加符合“个人道德”的手段来实现目标。他强调权力行使者与权力行使对象之间的心理关系；认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变量是外交质量，特别强调超凡魅力型领袖人物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认为道德的力量最终大于权力的力量，道德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短时间内似乎弱于权力的作用，但从长时间的分析来看，道德的力量要比权力的力量强大得多。道德是建立并维持均势的基础，均势的建立和维持则反映了国际关系中道德共识的形成。他批判理想主义，却抱有理想主义式的蓝图。

摩根索非常注重道德对权力合法性的提高。道德越能够降低战略资源投入和风险承担，国际体系的秩序化程度就越高。摩根索认为，虽然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黎塞留、汉密尔顿和迪斯累利都将国际政治理解为追求生存和权力的无止境斗争，但他们没有否认道德价值。他认为不考虑道德的科学理性割裂了权力政治与社会人性的有机联系。(67)人是一种道德存在，自古希腊时代开始，政治哲学就始终对政治行动进行道德评价，道德目标并不能为不道德的手段辩护。人们只有意识到所有政治行动都有邪恶的悲剧性存在，才至少能使他们选择更少的恶，在邪恶的世界里做到尽可能的善。(68)

政治领域的道德决定并不意味着在道德原则和不道德的行为标准间作简单选择。道德决定向来意味不同道德原则间的抉择，其中某一原则要优于其他。说政治行为中没有道德目的是荒谬的，因为政治行为能够被定义为一种通过政治媒介(权力)实现道德价值的尝试。乌托邦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辩论焦点并非是原则与权宜之计、道德与不道德之间的选项，而是前者将抽象构成的普世道德原则视作标准，后者则重视这些原则，对它们可能造成的政治后果的审慎评估，决定了其相对价值。(69)一方面，道德对权力政治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权力政治的矛盾和悖论，这基于人性和现实的政治矛盾，无法被完全消除，但政治家需要管控这种张力。(70)

摩根索认为，从美国建国到美西战争，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理念首先是维持或恢复欧洲均势，其次是将美国塑造为他国效仿的榜样，这是一种保守与克制的政策，属于中立主义而非孤立主义。从威尔逊主义到冷战时期的美国对苏遏制战略，都体现出权力的过度使用而非克制，是威尔逊理想主义腐化的结果。(71)实际上，从摩根索到米尔斯海默的很多现实主义者，都认为是理想主义或自由主义的传教士精神让美国陷入了过度扩张。摩根索倾向于用权力来解释国际问题，而不是用权力来解决国际问题。摩根索一生都在用其权力政治理论评判和指导美国外交政策：他对冷战初期在东亚的扩张政策进行批评、对遏制政策进行批评、对越南战争进行批评、对美苏核武器裁军进行批评，直到晚年对卡特政府人权外交进行批评。(72)

(六)战略审慎体现在实现和平的外交路径选择

摩根索赞同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的观点，即原子弹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核武器是有史以来国际体系结构内唯一的真正革命，因为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外政策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摩根索从未阐述任何机制性框架，或严肃讨论体系转变的问题，但他坚持主张学习将会成为这种体系转变的催化剂。国家利益是一个易变的概念，同时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从长远看，理念会胜过结构。摩根索在本质上是一位韦伯主义者。(73)

在促成一个国家的权力的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外交的性质。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力和士气。《国家间政治》列举了许多国家的案例，其中部分国家的政治权力远超其物质实力，因为它们有精明的领导人(例如1935年至1939年的德国)，而部分国家的政治权力却低于预期，这源于不称职的领导人或国内分裂(例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以及1940年的法国)。摩根索认识到，领导人将权力的潜在属性转化为影响力的战略和战术，与这些潜在属性同样重要。假如权力是一种心理关系，那么领导人不仅需要知晓掌握了哪些资源，还要知晓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使用哪些资源以及如何使用资源。决策者必须牢记，物质能力只有在使某个行为体能够造成有意义的损失，或使另一个行为体获得有意义的收益时，才能转化为谈判的筹码。权力是不可能凭空起作用的，成功行使权力需要深入了解盟友、对手和第三方的目标、敏感性和脆弱性。(74)

对国际社会的演化问题和解决路径，摩根索的建议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情怀，渗透了对无政府状态下权力手段的滥用与权力目标潜在危害的担忧，他的思路公式化是：恢复传统外交→国际和解→国际共同体→一个有中央政府的世界国家→世界和平。(75)摩根索是以现实主义的战略手段来实现理想主义的战略目标。(76)摩根索提出了国际政治思想的四种作用：在外交政策出现后，理论家将政策上升为理论；起着指导外交政策制定和评判外交政策正确性的作用；发挥为政府制造舆论的作用；为国际形势的变化做好准备。(77)

四、摩根索的理论影响及其与其他学说的比较

(一)对现实主义范式内部的影响

摩根索的思想影响首先必须放在现实主义范式的理论合集中去讨论。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界定了范式存在的基本特征：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形成科学共同体，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必须是开放性的，具有许多的问题，以留待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去解决；由不同的承诺和实践组成，包括符号概括、模型和范例。(78)作为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是进入20世纪之后才出现的，要晚于政治学和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摩根索的权力政治思想在其中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现实主义发展出了多样性的具体战略政策解释机制：均势理论、威胁制衡论、安全困境论、攻防理论、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理论、利益制衡论等。(79)若说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研究就是一场有关赞同与反对摩根索的争论，也不算十分夸张。例如沃尔兹强调他的结构现实主义是相对于摩根索的还原主义和国家层面分析提出的，作为对摩根索理论的批判，继承了其很多观点：战争和外交是国家关系的主要内容；对国家内部的结构、历史和文化研究没有兴趣；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国家行为理性化；对经济相对轻视(尽管重视性有所加强)，安全问题属于国家政治范畴而不是国家经济范畴；均势是历史中反复出现的体系规律。

摩根索以来的现实主义认为，自利主义和群体主义从个体和体系层面都可能诱发权力的过度扩张。(80)不同现实主义理论流派观点的区别并不意味着优劣之分，而是思想的孕育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81)现实主义都注重对权力的战略克制，但在程度上有所差异：相对激进的现实主义以自身权力限度为界限，强调扩张优于均势；相对温和的现实主义以实现均势为目标。可将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战略克制作为谱系两端：进攻的权力限度涵盖了地理距离的磨损效应，防御的均势限度意味着自保优先于扩张；两者都承认均势和扩张是重要战略手段，但优先级存在差异。进攻目标的上限是优势，下限是均势；防御目标上限是均势，下限是自保；但是防御性现实主义不拒绝有限或成本低廉的扩张，进攻性现实主义不排斥权宜地维持现状。米尔斯海默将摩根索的权力欲推导到体系层次并进行了绝对化处理。由于摩根索强调权力既是手段也是目标，后来的现实主义理论流派对权力的目标与手段偏好进行了争论：进攻性现实主义将权力作为目标，防御性现实主义侧重其手段属性。

摩根索的权力政治思想与进攻性现实主义有本质区别，后者认为寻求地区霸权和全球霸权是国家安全系数的重要指标。摩根索只是分析了过度扩张的一种现象，且可以通过谨慎克制战略来避免，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将其作为国际体系中大国政治的本质与规律。摩根索认为，英国的海上主导权与欧陆均势仲裁者的地位来自精妙的战略克制：使别国意识到与英国为敌既危险(因为大英帝国太强大)又无必要(因为英国运用力量有所节制)。(82)摩根索的权力政治理论为其他学术流派进行自我界定和评价提供了参照标准，促成其他理论流派形成清晰边界。摩根索思想所缔造的权力分析的战略弹性理解让不同现实主义流派有了理论对话与国家战略灵活调整描述的可能性。地缘政治学接受了现实主义方法和视角，同意现实主义假定和一系列行动原则。现实主义视角的地缘政治学强调的是现实世界国际政治的斗争和对抗，地缘政治就是权力政治或现实主义政治。(83)

(二)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性继承

摩根索提出国际政治有其内在规律，可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也影响了新自由主义的生成。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承认：他正在逐步接受摩根索权力政治理论中的部分观点，主要是关于国家是理性和利己的观点，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催生了国家的自助行为，以权力界定利益的原则有助于解释国家政策。(84)在摩根索之后的学者中，肯尼思·汤普森、斯坦利·霍夫曼等人接受摩根索理论；而肯尼斯·沃尔兹、卡尔·多伊奇、约瑟夫·奈、罗伯特·基欧汉等人则在修正和批判摩根索理论的基础上接受他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摩根索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培养出一大批批评者而不是支持者，从而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进步。

约瑟夫·奈认为，强制权力存在于不对称的脆弱性中。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创造了可用于战略竞争的武器。信息网络的集中造成了不对称，虽然信息有时是公共产品，但对于战略信息来说，不对称的优势能够产生权力。(85)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都是物质主义本体论视角，尽管后者强调的制度是非物质的，但其产生却有物质本原，因为它的形成乃是行为体在物质层面相互依赖与合作的结果。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激进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思潮，都非常强调权力变量的重要性，但并不能掩盖不同思想对权力概念的不同理解，也不能弥合现实主义阵营内部不同分支之间在权力问题上的分歧。不仅如此，对国家权力的看法还直接影响到对国家利益的认知。(86)

对摩根索等现实主义思想批判最多的理论阵营是自由主义，不仅体现于理论争论，还包括现实的战略和政策应用。政治学理论中的自由主义是广泛的，具有很多变体，没有一个单一的、明确的思想叫作自由主义。(87)对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究竟哪一方更注重权力投入使用的谨慎克制，实际上是有争议的。在摩根索等现实主义学者看来，正是美国追求自由主义霸权战略才会陷入过度扩张、霸权走向衰落。例如，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思想实际上聚焦于政治层面，而且反对在边缘利益的过度介入和对军事权力的过度使用；基辛格提倡塑造多极均势体系，认为一国通过掌握核武器拥有的军事权力要比通过征服别国所获得的领土还要大，均势的变化可以在一国领土内部实现，国家在地理边界范围外应注意对扩张的克制。(88)

可将大战略分为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类。现实主义大战略以均势、遏制、威慑和追求主导地位为核心。自由主义大战略聚焦于促进开放市场、民主、制度合作和多边纽带，(89)是降低权力回报、增加制度回报、形成路径依赖。(90)

理论的区别与战略应用有本质不同，从理论角度而言，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不主张国家陷入过度扩张、权力斗争带来的生存威胁等。但在实际战略操作中，对理论思考的某种曲解可能带来盲目认可一种理念而排斥另一种理念。由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不排斥权力与制度或秩序的分析，加之理论学说与国家的战略应用不能混为一谈，因此就理论学说而言，摩根索的权力政治思想与自由主义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不同的是针对美国霸权战略开出的具体药方存在区别。但摩根索权力政治思想的适用范围绝非霸权国的专属思想智库。事实上，面对美国在朝鲜与越南等边缘地区的扩张性行动，摩根索的理论批判已经说明他的理论尽管是在美国的政治土壤孕育的，但并不会曲解自身学说迎合美国政界需要。

(三)与英国学派的理论共鸣

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认为，英国学派与美国现实主义分享同一思想遗产，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91)古典现实主义之所以被称为基督教现实主义或奥古斯丁式现实主义，最主要原因在于它把人性恶的假设作为理论的前提和基础。(92)人性恶以及国家恶是人性的放大推论，意味着国家的权力欲追求必然要求战略克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分析了权力手段和道德目标之间的紧张以及权力与道德之间的矛盾，在权力因素的作用下出现安全困境和外交失败，主张应该利用均势、外交和国际秩序等手段来制约权力政治，对外政策应该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兼顾国际社会的利益。他强调唯有均势才能驯服权力政治，外交在一定程度上的理性和道德因素弱化了权力的残酷性和暴力性。

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认为权力政治体系的核心原则是势力均衡(均势)，它是自我保存法则的应用。他反对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流派，主张归纳为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三大传统的对话。国际冲突的一个主要来源是所有强国普遍都有扩张的倾向，包括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扩张，核心是领土扩张，直至达到某种均衡为止，这种均衡是两种因素即外部压力和内部组织相互作用的产物。怀特认为，完全符合国家体系特征的历史案例主要有三个：发端于15世纪、遍及全球的现代国家体系或西方国家体系；古希腊或古罗马式的国家体系；中国战国时代的国家体系。这些体系的重要区别是驱动体系的规范和价值观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有所不同。维持国际体系的秩序平衡的策略应注重政治审慎，这是一种美德。(93)

由于英国学派的折中主义倾向，像摩根索等注重权力与道德平衡的学者的思想更容易形成与其共鸣，而像沃尔兹与米尔斯海默等更偏好体系结构和理性利益计算，相对忽略道德变量的现实主义学派则与英国学派有更多分歧。摩根索将18世纪的欧洲作为界定“国际社会”的表现形式，国际社会不同于体系内现存或不存在的政治权力机构，并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这些机构，这与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的界定类似。卡尔·多伊奇提出了一种建构主义的界定方式，即行为体及其社会的认同是相互构成的。古典现实主义透过国际社会这个棱镜，考虑到动机的多样性，任何一个动机都可能是最重要的。(94)摩根索实际上是在思考建立世界国家的可能性条件，他为此参照分析了三个跨民族政体的原型：罗马帝国、瑞典和美国。他的结论是：罗马帝国通过征服来建立世界秩序的模式在现代已经不再可行；瑞典是偶然的地缘政治的产物，不可效仿；美国模式的特征在于美国人民在建立政府之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共同社会。摩根索因此主张建立世界国家的前提条件是形成世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