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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审慎:汉斯·摩根索权力政治思想析论(1)

送交者: wangguotong[☆★★声望品衔12★★☆] 于 2024-12-12 1:00 已读 4337 次 2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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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立志:战略审慎:汉斯·摩根索权力政治思想析论(1)


内容提要:自摩根索以来的现实主义诸多理论作品,容易被误解为鼓励国家扩张权力与发动战争,甚至将现实主义等同于大国政治悲剧的根源。实际上,现实主义理论流派中,无论是偏好权力平衡、威胁平衡还是利益平衡的学者,抑或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将战略审慎作为权力政治的重要美德。通过梳理现实主义有关战略审慎的思想传统,探讨战略理性的有限性,以及理性与非理性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在权力政治中的广泛存在,揭示出权力欲是摩根索审慎思想的逻辑起点。继而阐释摩根索战略审慎的理论精要,包括传统主义的分析路径、均势理念的强化、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的动态平衡、权力与道德的兼顾、以权力界定利益、塑造威胁认知、避免威胁预期扩大化等,剖析摩根索在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间寻求一种折中的分析路径,探究摩根索思想对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学说的影响。


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大师、国际政治学科重要奠基人。有学者评价,他对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影响之大令其他学者难望项背。①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主要有四个历史时期:第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及战争期间,代表人物是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等,可称为理论发展的奠基时期。第二,冷战初期,汉斯·摩根索、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等是突出代表,持续到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1979)出版之前,可统称为传统现实主义或古典现实主义(Classical Realism)。②第三,冷战缓和期,代表人物是肯尼斯·沃尔兹、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被称为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第四,后冷战时期,代表人物是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和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等,包括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Neorealism)、防御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战略现实主义(Strategic Realism)等。③摩根索提出的国际关系哲学的核心要素到21世纪依然没有过时,包括作为权力斗争的政治、大国的外交政策、民族主义、国家权力、外交以及世界国家的可能性。④


从大战略层面看,摩根索理论强调目标与手段的动态平衡。摩根索承认需要精妙的战略和外交艺术来应对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不确定性挑战。自近代启蒙运动与自然科学革命以来,寻求确定性与相信科学定理成为一种流行的战略观念,但是包括摩根索在内的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更聚焦于人性、偶然性、战略的主动塑造性等元素,避免对国际政治的解释受到科学行为主义的过度影响。对偶然性的重视让摩根索与沃尔兹以来的结构现实主义者出现了明显分野。领导人运用战略和战术将权力的原始属性转化为政治影响力,这些战略和战术与权力的属性同样重要。现实主义在战略取向上可以分为两类:霸权现实主义强调扩张优于均势,以自身权力限度为界;均势现实主义强调均势优于扩张,扩张以均势的实现为限。⑤摩根索的权力政治思想体现为后者的克制战略取向,继承了多极权力均势、国家理由、制衡优于追随的梅特涅和俾斯麦的大陆联盟战略传统。⑥从大战略的角度来分析摩根索的现实主义理论,能够提升大战略研究的理论厚度,在研究方法上防止对科学行为主义的过度抬升。借助战略审慎的视角,可以对国际关系的多元理论范式进行比较分析,还可以对权力扩张与战略克制的历史进行反思,为当代中美关系研究提供参照系。


一、摩根索理论的现实主义思想源流


()权力是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


无论是将国家寻求权力扩张基于国际体系要素还是国家单元或个人要素,如何有效制约权力或恰当使用权力是战略审慎的关切焦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如何操纵并制约权力,让权力这把“双刃剑”尽可能发挥积极影响,同时减少其可能造成的国内政治或国际政治的悲剧性。在政治分析中,权力通常被视为一种关系,即一个人通过并非出自他人选择的方式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对权力的定义是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中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⑦夏夫利(W.Phillips Shively)认为,权力是一个人通过某种手段促使另一个人按照其意愿行动的能力。⑧海伍德(Andrew Heywood)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也就是以非他人选择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的能力。权力可与惩罚和奖励相联系,近于强制或操纵。⑨因此,权力是一种不对等的支配关系,拥有权力的一方支配没有权力的另一方。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主权国家的建立有助于结束所有人反抗所有人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但会形成国家间的自然状态,即在实现个人安全与国内安全的同时,必然会催生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与国际安全的稀缺。但国家间的安全困境要低于个人单位的自然状态。⑩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概念是从国内政治(domestic politics)衍生出来的。摩根索的权力政治思想实现了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对话: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这两种政治都是争夺权力的斗争,它们的不同仅仅在于这种斗争在国内范围和在国际范围赖以进行的道德、政治和社会条件不同。(11)一国的国内成就如果被其他国家所了解,就必然使其国力增大;而国内的失败如果同样被其他国家所了解,也必然使其权力下降。(12)在摩根索看来,国际政治等同于“国家间政治”。(13)无论是国内权力还是国家间互动的权力,都需要一定合法性,现实主义理论强调权力政治的战略克制也是为了增加权力使用的合法性、降低权力投入的成本与风险。马克思·韦伯重视降低权力使用成本的策略,提出了传统型、法理型和克里斯玛型(超凡魅力型)三种合法性类型。(14)韦伯提倡的以权力界定利益、和平不过是冲突性质的改变、领袖人物对国家权力地位的作用等观点,都对摩根索有深远影响。(15)


对摩根索以来的权力政治理论家而言,权力之于国际关系的意义相当于货币之于经济学。(16)国家权力涉及对资源的控制与对结果的影响。(17)政治学中的权力概念对摩根索的国际政治权力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把权力理解为强力,把政治理解为不择手段赢得权力的斗争,是摩根索所反对的。(18)韦伯认为,为了正义的绝对目的,并非不能使用不好的、不正当的手段,目的本身的正义性并不可以证明手段的正义性。摩根索对之继承发展:在不同的几种行为选择中,选择最小的罪恶就是有道德的判断,当政治智慧、道德勇气和道德判断结合在一起时,人们就使政治本性和道德融合了。(19)如果对权力不加以限制,国际体系将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完全陷入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悲剧预期。避免对权力的过度追求,在战略上意味着防止国家陷入战略透支或过度扩张,审慎原则是重要环节。对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思想缘起进行追溯,有助于理解摩根索在现实主义流派中的理论定位与承上启下的影响力,也能对现实主义的战略审慎逻辑产生系统性认知。


()战略审慎是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的基本共识


从修昔底德(Thucydides)到摩根索的现实主义思想体系都有共通的基本假设:人性恶、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中心主义、内政与外交不可分割、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存在区别、战争本质上无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修昔底德、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摩根索所讨论的问题,都是试图探究战争的缘起与破坏性,以及究竟怎么做才能防止这样的战争再次爆发或者预防其破坏性。他们讨论的战争——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等,至少是现代化进程结果的一部分。(20)理查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明确将修昔底德、克劳塞维茨、摩根索视为对正义和道德高度关注、具有延续性的、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思想家。(21)修昔底德影响了其后的现实主义者,摩根索则是受到克劳塞维茨著作的影响。在阅读克劳塞维茨和摩根索的作品时,必须参照修昔底德的悲剧观传统,(22)他们都偏好历史与哲学思维的分析路径。


第一,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简化为“权力转移引发雅典与斯巴达战争不可避免”的宿命论判断是对修昔底德思想的严重误读,实际上其史学分析高度强调战略决策的偶然性与审慎的重要性。修昔底德是“完全权力模式”或“传统”国际关系范式的代表。(23)现实主义、地缘政治、战略学、历史学等都能从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汲取灵感。《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理论源头,也被称为西方第一部战略经典,被视为战略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共同思想来源之一。“2400年来有关战略以及国际关系的著作对修昔底德而言不过是一种注脚,只有他的著作才能真正拆穿世界政治的奥秘。”(24)他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中总结了决策者常犯的错误:(1)把敌方能力估计过高;(2)把自己的选择范围看得太窄;(3)易做一厢情愿的想法(wishful thinking)(25)修昔底德指出执行外交政策过程中奉行小心与审慎之伦理原则的重要性。(26)修昔底德的战略审慎,还体现在他对道德和利益之间关系的理解。


第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强调暴力升级的偶然性、战争的政治目标限定以及直觉经验的重要性,与后来“施利芬计划”对德意志第二帝国战前计划的确定性与精密性要求形成了对比。他提倡谨慎、精于算计的风格,反对征伐和种族仇杀。战争太过重要,以至于不能任由将军们去处置。(27)克劳塞维茨认为,天才是一种天生的心理素质,可使人摆脱规则的影响,凭直觉感知到新的可能的选择,并创建一种融合理论范畴和实践范畴的战争综合体。理论范畴的战争意味着能够应用理性来理解并控制战争。实践范畴的战争会受到情绪和运气的影响,但对于两者的理解超出了人的思维能力,同时,两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意志的支配。战争是复杂且不可预测的,取决于戏剧化、意想不到的命运反转。胜利未必会带来对战争的掌控,反而会导致傲慢自大,以及导致悲剧性的误判,让国家陷入战争烈度升级风险。


第三,对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误读是过度推崇“目的决定手段”,忽略了他也重视手段的相对合理性。马基雅维利的基本政治哲学理念是“必需”“美德”和“命运”。从国家政治层面讲,“必需”意味着国家的生存和安全利益诉求,“美德”是指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和爱国主义,“命运”是决策失误与战略风险。“必需”是国家行为动因的逻辑起点,即国家的战略和外交政策应出于基本的安全需要而非肆意扩张。手段的应用不应超越目标界限,目标的有限性决定了手段选取和使用的克制。着力强调国家战略目标的核心是自保,扩张不能以牺牲自保为前提。尽管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准则要求权力和欺骗是行使外交政策的两种基本手段,但他的思想精髓在于危险识别与抓住机遇。(28)马基雅维利认为国家利益观发挥了双重作用:合法性作用和确保有效地实现国家所设定目标的作用。摩根索强调的以权力界定利益是这种思想的延伸发展。(29)马基雅维利关注目的与手段的适配,谋算和自我约束是有效统治的关键机制,必须兼顾长远利益的规划。(30)他相对重视军事权力而轻视经济权力,因为如果经济过分繁荣、人民过分讲求福利、社会风气败坏、民族丧失战斗精神,会导致国家衰败。(31)他提出:出于“国家理由”(reason of state)的政策是政治家为了安全目的和世俗化的目标而精心盘算后采取的审慎行动。(32)


()现实主义理论流派中的审慎逻辑


爱德华·卡尔重视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依据,避免陷入抛弃权力的乌托邦主义或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卡尔认为,国际领域的政治权力分为三类: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支配舆论的力量。国家为了追求权力,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是会兼而用之的。(33)道德的抽象意义有三重含义:哲学家的道德、普通人的道德观念和普通人的道德行为。政治行动的基础必须是道德和权力的协调与平衡。(34)政治是伦理和强权相互作用、暂时妥协却不稳固的领域。尼布尔从基督教的角度去分析人,以人的本性为出发点研究国际政治,其人性恶理论对摩根索权力政治理论的建立起着基础性作用。摩根索从分析人的弱点扩大到分析国家的弱点,从分析个人追求权力推理到国家追求权力。他强调权力政治的重要性,但对普遍道义法则与特定国家政治道义的区分以及追求权力与道德的折中平衡,有相关学者的影子。卡尔认为,每一学科都首先要经过一个空想的阶段,在此阶段,愿望或意图因素特别突出,事实分析的因素则相对淡化。在第二阶段,“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被截然分开。莱茵霍尔德·尼布尔(Karl Paul Reinhold)强调审慎与务实的道义。(35)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认为,审慎要求根据国际形势的具体情况采取行动,而不是被动地服从于抽象的目标,这需要在无可逃避的不确定状态里行动,意味着承认使用武力的合法性,以及在法律上寻找可以相互妥协的地方。(36)乔治·凯南强调美国对苏联应以政治遏制为主、军事遏制为辅,以及通过要点防御而非周线防御来对抗,希望通过和平演变而非武力颠覆的方式来获取最终胜利,也是根植于现实主义的谨慎克制逻辑,防止美国为了遏制苏联而陷入军备竞赛和联盟对抗的螺旋冲突模式中。


()地缘政治学与现实主义的共通性


尽管地缘政治学是摩根索理论批判的重点对象,但很大程度上可以将其看作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地缘政治学的权力扩张逻辑也强调地理要素的限制,寻求国家战略的节制,因此现实主义与地缘政治的真实差异小于其宣称的差异性。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虽然强调扩张对国家生存维系的重要性,但他认为扩张的方式随着内外战略环境的差异而有所区别,扩张的渠道可以分为移民、建立贸易文化集散地、战争等,扩张的目标可以表现为利益范围、势力范围、殖民地等。(37)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的陆权心脏地带理论认为,随着后哥伦布时代与陆权革命的到来,海岛国无力单独支撑世界帝国。他的思想揭示了地理与技术变革对国家权力限制条件的变化,强调权力的谨慎原则。世界帝国权势的最大威胁来自大陆国家,只有海洋国家之间的联盟才能延续其海洋世界帝国。(38)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列举了影响国家海上权力崛起的六个必要条件:地理位置;自然结构,包括与此相连的天然生产力与气候;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政府特征,包括国家机构的性质与政策。(39)他并不认为国家可以超越这些要素限制盲目扩张海上权力。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Spykman)的权力政治与边缘地带思想有明显基于地理条件限制的战略克制倾向,认为均势政策包括:划分国界、战争赔偿、建立联盟、调整干预战争的程度、逐渐从略微偏离中立走向全面参与。(40)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都构筑起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权力、资源—经济—战略的互动体系,诚然这些地缘学说不乏对权力扩张的鼓吹,但根本上也蕴含着地缘政治风险的战略谨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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