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峰：论阴阳思想的起源——来自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视角的审视（上）

摘要：本文认为“阴阳思想”形成的历史契机，在于古代中国人对太阳周年的科学观测，而古代中国“阴阳思想”的思维原理，根源于通过圭表之法科学观测并掌握了日影在一年中的周期变化与自然环境寒暑变化之间的联系。中国古代思想中以一分为二、对立、依存与转化为思维特征的思想方式，根本于对一年气象周期性变化的抽象和推衍。支撑这一推衍的数学规律性变化，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特质的形成。作者认为，太阳的周年变化与自然界万象之间的联系构成了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的核心内容，古人是在变动中用综合、整体、全面的观察视角，以融抽象与具象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去把握事物总与分、一与多、简单与复杂的辩证发展与演进的。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是认识中国古代阴阳思想产生的契机，又是其核心与关键的组成部分。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中国文明的发生过程中曾有怎样古老而丰富的农业文化资源可供依靠。以农耕文化为基础，中国文明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古代世界，而这一世界的丰富性和独特性长时期未得到充分的认识。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说：“通观中国文化发展的总体，宛如一棵树，由根生干，而及于叶一样，确实形成为一种文化的自然发展的系统，有如构成一部世界史。日本人、欧洲人都以各自的本国历史为标准，所以把中国史的发展视为不正规，但这都是谬误的。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文化确是真正顺理成章、最自然地发展起来的。这与那种受到其他文化的刺激，在其他文化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文化，是不同的。”实际上，身处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始，我们依旧面临着一个对中国文明如何认识和评价的问题，一个如何沿着这个文明自己的发展轨迹做出准确回溯，梳理中国文化这棵大树如何生根、发芽、成长的问题。要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这个艰巨任务，需要对一系列根本问题展开重新思考。

本文的立意，是从发生学意义上对古代阴阳思想展开研究，尝试讨论的是中国古代阴阳思想的认知结构、核心逻辑如何生成、推衍并最终生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方式。人类的知识，从古以来就是不断被构造出来的，而人类知识进步的标志，就在于新结构机制的出现。新的知识结构是知识进化到新阶段的标志。所以发生学所关注的，不是某一知识具体发生在何时何地，不把注意力置于事件和时间，而是通过对观念进行推理，深入讨论知识结构生成的内在机制，把握知识生成过程中主客体内在的历史性本质与客观性规律如何被认识到。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讨论阴阳思想的起源，首先就要做一个基本的概念的区分。我们将阴阳观念与阴阳思想看成是两个不同的认识层次。从发生学角度看，阴阳思想中包含的阴阳观念，亦即对立、对称或二分的观念并不是中国古代独有的，而是人类早期普遍存在的。因为举凡方位的前后左右、天地的上下、物之有无与多少、物性之大小与刚柔、物质之轻重与损益，出入往来、顺逆进退、始与终、吉与凶，这一切无时无刻不出现在人类的生活中，并形成对立语词或概念进入人类语言中。在这个层面，中外思想区别甚小。但阴阳思想，亦即将阴阳观念升华为由元气生成阴阳二气，以阴阳二气相互作用为天地万物的演化提供解释，即认为阴阳之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阳可化阴，阴可化阳，阴阳互根，并将宇宙万物看成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一切现象都存在对立矛盾的阴阳二象。这样一整套有关阴阳的形而上的思想模式，我们称之为阴阳思想。阴阳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中影响最为普遍、也是最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的思想模式，是本文重点讨论的对象。

阴阳思想被看成最能够反映中国古代文明的思维特征。李约瑟即称阴阳思想“是古代中国人能构想的最终原理。”庞朴也曾指出：“一般都承认，‘五四’以前的中国固有文化，是以阴阳五行作为骨架的。阴阳消长、五行生克的思想，迷漫于意识的各个领域，深嵌到生活的一切方面。如果不明白阴阳五行图式，几乎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国“五四”之前几千年的文化，虽然几番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但阴阳思想的权威地位一直存在。即便在今天，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阴阳思想依旧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深处。可以说，阴阳思想的形成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根本问题。

本文以对十二消息卦的新解入手，拟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这一独特视角对此做一讨论。我认为，阴阳思想形成的历史契机在于古代中国人对一年时间变化的科学观测。古代中国人创造出阴阳思想这一整套思维原理的根本契机，在于通过圭表之法科学观测并掌握了日影在一年中的周期变化，认识到这一变化与自然环境诸种变化之间的联系。中国古代拥有这种一分为二、对立、依存与转化为思维特征的思想方式，就是基于对这一联系的抽象和推衍。支撑这一推衍的数学性、规律性变化，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特质的形成。太阳的周年变化与自然界万象之间的联系结构成了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的核心内容，在变动中用综合、整体、全面的观察视角，以融抽象与具象于一体的思维方式，把握事物总与分、一与多、简单与复杂的辩证发展与演进，这样一整套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是认识中国古代阴阳思想产生的契机，又是其核心与关键的组成部分。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是认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核心与关键。

一、对十二消息卦产生年代的思考

图1为十二消息卦，它是由乾坤二卦消息相互推移而形成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看似巧合的卦像排列：天道左旋，从冬至太阴主事后一阳来复，起复卦，左旋一周演化十二个月的暑往寒来，自子而丑而寅旋转一周复归于子为一年。标识这一年中消息变化的卦象是两个数列，即以十一月为起点，以后每月增一阳爻，递进至乾卦为极而止，再顺次递减一阳爻，递减至坤卦为极而止，两个数列合为一个周年完整的循环。把十二阴阳卦的卦象与一年的时间循环相结合略作分析，很容易就发现这是两个过程：一个是坤卦用事，由坤卦出发阳爻次第增加一爻的过程，到乾卦六个阳爻用事为止，这是一个气候由寒而暑的过程；一个是乾卦用事，由乾卦出发阴爻次第增加一爻的过程，到坤卦六个阴爻用事为止，这是一个气候由暑而寒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各有六个卦，分别是六个月的象征。十二消息卦就这样依靠乾坤两卦六爻次序增减，形象地表现了一年阴阳的消长变化过程。这就是十二月消息卦。消息者，消即意在消退，息则意在息长。这十二卦也叫“十二辟卦”“十二君卦”“十二月卦”“十二主卦”。十二消息卦与十二个月相对应，正好反映一年寒暑易节、阴阳消长变化的规律。

《周易·系辞上》云：“变通配四时。”虞翻注云：“变通趋时，谓十二月消息也。泰大壮夬配春，乾姤遯配夏，否观剥配秋，坤复临配冬。谓十二月消息相变通而周于四时也。”与十二消息卦关联的，是将八卦与气候变化关联在一起的、被称为“卦气”的一套易学知识。这套知识据说传于孟喜。按《新唐书·历志》载僧一行释“卦议”云：“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这样将卦与气候变化相关联的思想不仅限于十二消息卦，同《新唐书·历志》载“当据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消息一变，十有二变而岁复初。坎、震、离、兑，二十四气，次主一爻，其初则二分、二至也。”《汉书·京房》云，京房“事梁人焦延寿……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孟康注此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时各专王之气。各卦主时，其占法各以其日观其善恶也。”可知十二消息卦之外，还有四正卦、有二十四气与二十四爻的对应关系以及六十四卦分三百六十日等内容，是一个很复杂的解读八卦的知识系统。

如上所述，直接论及十二月消息卦的知识出现于汉代。但从知识发生学角度思考则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数量而言，十二月消息卦这十二个卦象，是六十四卦的组成部分，其数量占六十四卦总量五分之一。六十四卦的卦象中，居然存在这样一个排列规则有序的、可以和十二个月对应的十二个卦象，这是偶然的吗？如此规律性排列产生于偶然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偶然排列的卦象碰巧要到汉代才被京房孟喜一干人等发现的概率又有多大？与此同时，思考这一问题还有另一方向：和这种立足于十二消息卦的出现是由于汉代易学家的偶然发现的推断相反，我们是否更应当考虑立足于另一个必然性推断，即认为十二消息卦与一年阴阳转换之间的对应性并不是产生于偶然，这种规律性排列是八卦本身形成过程中生成的一种必然结构，是八卦发展的某一个时期存留下来的阶段性形态。

思考这一问题有一个参考项，这就是十二属相的排列问题。在十二属相中鼠排在第一。体量如此之小的老鼠，在十二属相的序列中排到了马、牛甚至龙的前边，这是为什么？鼠前爪四指后爪五指，古代人认为奇数为阳，偶数为阴，所以鼠的前半为阴而后半为阳，以此一身即为“阴阳之终始”。正因如此，有人解读鼠的这一身体特征，提出鼠前足四指后足五指，代表着“四时五行”。而子时相当于我们今天的23时到1时。以中间的0时为界限，这个时辰也是以阴阳终始为特征的。把鼠排到子时，大概率是因为古人认为老鼠身体所具有的“阴阳合德”的特性和子时处于一日阴阳转换的时间段若合符节。问题在于明确指出这一点的文献非常晚出。我读到的文献出自明人郎瑛著《七修类纂》中。但将鼠排列在子时这样一个阴阳交换的节点上，很可能是在东汉王充记载十二属相之前人们就有意识的排列，是古人建立在对鼠细致观察基础上有意选择排列的结果。《七修类纂》还记载：“仁和郎汉云，地支肖属十二物……以地支在下，各取其足爪于阴阳上分之。如子虽属阳，上四刻乃昨夜之阴，下四刻今日之阳。鼠前足四爪象阴，后足五爪象阳故也。丑属阴，牛蹄分也；寅属阳，虎有五爪；卯属阴，兔缺唇且四爪也。辰属阳，乃龙五爪。巳属阴，蛇舌分也。午属阳，马蹄圆也。未属阴，羊蹄分也。申属阳，猴五爪。酉属阴，鸡四爪也。戌属阳，狗五爪也。亥属阴，猪蹄分也。”细数十二属爪数的奇偶，我们会意识到古人排列十二属相确实有自己的逻辑秩序。所以尽管这一读法是明代的，但如果考虑汉代是一个将太阳和月亮内部都分出阴阳的年代，那么十二属相排在奇数的属相爪数则为奇数为阳，排在偶数的属相爪数则为偶数为阴，显然和子鼠排第一一样，不是偶然的。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肯定地说，今天的十二支的动物排列一定不是外来的，十二支就是产生于中国古代阴阳思想观念之上的本土产物。同样的道理，我认为六十四卦中包含的十二月消息卦，所呈现出来的八卦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偶然的。配列于六十四卦中的十二消息卦看似被偶然发现，但实际上本来就是缘于对一年阴阳变化进行科学观察而形成的一个卦象系列，所以本质上是有被发现的必然性潜在其中的。

八卦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之间的联系，早就有学者注意到。连劭名1988年在《文物》第11期发表《商代的四方风名与八卦》、1990年在《考古》第9期发表《长沙楚帛书与卦气说》，2000年刘大钧于《中国社会科学》撰《“卦气”溯源》先后均有指出。刘大钧沉身易学，所言深远。他言“卦气”之说乃象数易学中极为重要的学说，并着重指出“卦气”说在孟喜之前早已有传，实为先儒古说。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子夏易传》和《易传》中均有“卦气”说的思想。古人是经过“仰观”“俯察”，对天地万物随节气变化的规律有了认识之后建构了易学的象数义理合一模式：象数含蕴着义理，义理脱胎于象数。这是易学乃至易学哲学的独特学术理路与特殊阐述方式。其所论问题方向准确，所言及的“象数含蕴着义理，义理脱胎于象数”实为我先民认识与概括世界所经重要途径。十二消息卦之卦象符号中非常重要的消息，就藏于象与数之间。

二、十二消息卦卦象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

八卦从产生到发展为我们今天看到的由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六十四卦以及诸多占卜之法组成的如此复杂的文化体系，其形成过程绝不单一，而是经历了一系列的演进过程。我们在上一节从逻辑上论证了十二消息卦不可能是后天偶然被发现的，而是在六十四卦形成过程中早已有意识结构生成的，以下我们从时间文化研究这一角度把这一论点再向前推进一步，证明十二消息卦应当就是八卦最早的原型之一，十二卦的卦象，应当是基于对太阳周年运动观察而形成的最早的卦象，而阴爻“- -”与阳爻“—”这二爻卦象最初产生，也与十二消息卦密切相关。

最初的八卦是怎样出现的？哪些卦象是最早的卦象？有关这一问题，《管子·轻重戊》的一段话是非常好的参考：

桓公问于管子曰：“轻重安施？”管子对曰：“自理国虙戏以来，未有不以轻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谓？”管子对曰：“虙戏作造六峜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

这段和八卦起源相关的话，讲述了三层意思：第一，虙戏（伏羲）八卦最早是“作造六峜（爻）”；第二，在八卦运行方面是“迎阴阳”；第三，卦象之外，虙戏（伏羲）八卦还与数与天道密切相关。以下试分述之。

先看“作造六峜”。“峜”字字意自古聚讼纷纷。芮执俭《伏羲“六峜”考》曾总结清人释义，如俞正燮《癸巳类稿·书〈管子〉后》:“宓戏作造六峜迎阴阳，下有九九之数，则峜，计字也。”是以“峜”为“计”字。何如璋说:“按八卦始于宓戏。六峜者六气，即阴阳风雨晦明也，故云‘以迎阴阳’。造者作为推测之器以验之。《庄子·逍遥游》‘承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即此义也。宓戏法日月而作《易》，观天象以造历，演九九以作数，天道明焉，人文启焉。”是以“峜”字为气也。张佩纶说:“明十行无注本此‘六峜’作‘大陆’，‘大陆’乃八卦二字之误。”洪颐煊说:“‘峜’当作‘佱’。‘佱’，古文‘法’。”庄述祖说:“‘峜’当作‘佱’。”认为六法即《易通卦验》上所说的乾、离、艮、兑、坎、坤。郭沫若上承洪、庄之说，以为峜为陆误写，意为“乾坤六法”，而庞朴《阴阳五行探源》认为“峜”与“”就是后世“六爻”之“爻”。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这一视角看，我认为庞朴所言是对的，“峜”意确实与“爻”相近。这一点我们在本文第五节有所论及，此处从略。

再看“以迎阴阳”。在笔者看来，“阴阳”是与春夏秋冬构成的四季秩序、与两分两至和四立构成的八节秩序、与十二月和二十四节气的秩序相并列的，是古人对一年时间加以划分的说法之一，是中国古代时间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以迎阴阳”的“阴阳”，说的就是太阳一年中的进退变化。《周易·系辞下》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与象的关系非常重要。思考集中体现阴阳思想的《周易》的本源，象的作用不可忽略，因为古人实际上是借象而映现万物、表达思想的。追究早期卦象的起源对于考察阴阳思想的起源有重要意义。《周易》的思想特点，核心是借助简易的阴阳二爻之变化，模拟流转不息的世界如何运行与变化，以期反映其中的规律，所以周易的卦象不是杂乱无章的排列，而任何易理也都蕴含于象数之中。《易》在古代得以“弥纶天地之道”“囊括天地万物之理”，依靠的就是乾、坤、艮、兑、坎、离、震、巽形式的排列和易理解释这两方面的互相支撑。《管子》这段话让我想到伏羲造八卦与古代时间文化体系可能存在的密切关系。我认为时间文化是我们理解早期八卦发展特别重要的一个方向，也是关于《周易》易象产生非常重要的知识点。现在我们首先从卦象出发对此作一个讨论。

八卦的卦象是如何形成的？对此已经有非常多的学者进行过讨论。在先行研究中，与我们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这一视角展开研究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刘钰《关于易经卦画起源之研究》中提出的观点。刘钰指出，易经卦画起源研究有两个根本的问题要回答，这就是：卦画是什么东西？卦画是如何做成的？他认为卦者，圭也。卦画与古人以土圭测影观察太阳有关。观察日影使用的是土圭。卦画是根据土圭测影而来。八卦的条纹，就是日影的记录。这种条纹就是《易经》中的“爻”。关于卦画是如何做成的，他赞同刘复所提出的奇画（阳爻）为黑线，偶画（阴爻）为白线，认为“黑线表示槃受阳光，投出线形影子，所以称阳爻，白线表示槃未受阳光，没有影子，所以称阴爻。线短线长，就是记录受光之高低。”从古代时间文化研究的立场出发，我认为刘钰将卦画的产生与通过土圭观测太阳联系到一起的思路非常富有启发性。因为对于一年四季的时间变化来说，太阳在南北回归线上的移动才是最根本的影响因素。古人观察掌握太阳运行规律除了使用肉眼观察太阳的变化，如日出日入等之外，最重要的一个科学观测手段就是使用圭表。以圭表观测日影变化是古代时间文化中最科学、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对后世中国文化发展影响最大的手段。考古学已经证明，我先民早就发现气候变化与太阳在天空的视位置密切相关，并发明了以圭表测量太阳运动，并找出其变化的规律。圭表的组成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圭”，就是直立的一根杆；一是“表”，即水平放置于南北方向的标尺。当阳光照射在直立于地面的杆上时，影子投射于圭表之上。不同季节投射于圭表上的影子长短会有规律性的变化。古代利用日影测定季节、时间、方位。我认为最早的卦象就产生于圭表观测日影的过程之中，而十二消息卦就是产生于圭表观测日影过程中最早的八卦卦象。如果将前述的刘钰观点引入我们有关十二消息卦的思考，即将十二消息卦的产生与以圭表测日连到一起思考，我们会有一些新的思路。我对于十二月消息卦的研究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但是我认为他有关卦画产生以日影为黑线、以无日处为白线的说法是错误的。

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可以解读十二消息卦卦象形成秘密的新思路：我们设定十二消息卦的一个阳爻，就是圭表上的一道刻度，而阴爻中间中断的部分，是圭表的日影投射到圭表刻度之上的象。太阳一年的变化，有夏至与冬至最长和最短这两个点。夏至“日中无影”，是影子最短的阶段，所以六个刻度全是相连的，正是乾（䷀）卦的卦象；冬至日影最长，六个刻度上都留下了晷影，正是坤（䷁）卦的卦象。如是晷影的递减代表阳气日增，这就是自冬至向夏至变化的半年，为阳。晷影日增代表阳气日减，是由夏至向冬至的半年，为阴。阳光从冬至起一月日影缩短一爻，六个月走到夏至，正是“坤→复→临→泰→大壮→夬→乾”，由坤至乾是阳气日增的半年，到五月日中无影，阳气达到鼎盛。此后阳光从夏至起一月日影增长一爻，六个月走到冬至，正是“乾→姤→遯→否→观→剥→坤”，由乾至坤是阳气日减的半年，到十一月日影最长，阴气达到鼎盛。由坤至乾，由乾至坤，日影在六个刻度上的变化，与十二月消息卦正相符合。晷影伸缩于圭表一个往返，正是太阳一个完整的周年变化（图2）。

我认为这正是“作造六峜，以迎阴阳”的真实含义。十二消息卦实际上用最直观的抽象符号，将一年的晷影变化如实地、科学地描摹出来，正所谓“八卦以象告”。这样将十二月消息卦中阴爻中断部分理解为日影，将六爻理解为圭表的刻度的思考方法，非常符合中国古代合象、数、理为一体的思维特征。《系辞下传》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系辞上传》云：“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又云：“圣人立象以尽意。”可以说，“象”为《易》始，而十二月消息卦用刻有六爻刻度的圭表上一年十二月观测日影的图案直观地展示出来，这就是“迎阴阳”，是借卦象将一年阴阳消长、转换展示给我们，正是以像言象。

这样以六个月为单位使用圭表观测太阳，在典籍中可找到很多佐证。用我们上述以阴爻之空处为日影，视十二月卦为日影伸缩的思路，参考《周髀算经》所讲的“七衡六间”，那么就会知道这套思路与古人立竿见影的观测传统是一致的：

凡为日月运行之圆周，七衡周而六间，以当六月节。六月为百八十二日八分日之五。故日夏至在东井，极内衡。日冬至在牵牛，极外衡也。衡复更终冬至。故曰，一岁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岁一内极，一外极。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月一外极，一内极。是故一衡之间，万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即为百步。欲知次衡径，倍而增内衡之径，二之以增内衡径得三衡径，次衡放此。

这里使用七衡区隔出六个“间”，六个“间”分别是六个月。以月为单位将一年用横线（衡）分成六部分，每个部分恰好为一个月，太阳在内衡和外衡之间的一来一往，正是一年。再看《汉书·天文志》：“日，阳也。阳用事则日进而北，昼进而长，阳胜，故为温暑；阴用事则日退而南，昼退而短，阴胜，故为凉寒也。故日进为暑，退为寒。”这更是直接用语言陈述日影进退所代表的阴阳含义。

下文所谓“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也是与圭表观测日影过程的数字部分密切关联的。《周髀算经》云：“凡八节二十四气，气损益九寸九分六分分之一；冬至晷长一丈三尺五寸，夏至晷长一尺六寸。问次节损益寸数长短各几何？冬至晷长丈三尺五寸。小寒丈二尺五寸，大寒丈一尺五寸一分，立春丈五寸二分，雨水九尺五寸三分，启蛰八尺五寸四分，春分七尺五寸五分。清明六尺五寸五分，谷雨五尺五寸六分，立夏四尺五寸七分，小满三尺五寸八分，芒种二尺五寸九分，夏至一尺六寸。小暑二尺五寸九分，大暑三尺五寸八分，立秋四尺五寸七分，处暑五尺五寸六分，白露六尺五寸五分，秋分七尺五寸五分。寒露八尺五寸四分，霜降九尺五寸三分，立冬丈五寸二分，小雪丈一尺五寸一分，大雪丈二尺五寸。凡为八节二十四气，气损益九寸九分六分分之一。冬至、夏至为损益之始。”按照这段话中的“气损益九寸九分、六分分之一”来理解，“九九之数”讲的应当是晷影长短变化（气损益）的比例关系。三国时刘徽在《九章算术注序》中有云：“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庖牺、宓戏即伏羲。刘徽注里讲的就是“九九之数”与“六爻之变”的直接联系。《汉书·律历志》云：“自伏戏画八卦，由数起。”黄钟之数与天道之间的关系形成很早，这中间产生的将天道与音律、与算数密切结合起来的思维方式，构成了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非常特殊的组成部分，需要今后专文讨论。而“九九之数”所合的“天道”不是别的什么神秘的观念，正是太阳影子在圭表上一来一往的移动之道。在中国古代时空观形成期，算学获得了高度发展，并与早期中国古代世界图式密切相连，这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算学在中国文化中获得了非常特殊的崇高位置。《孙子算经》云：“夫算者，天地之经纬，群生之元首，五常之本末，阴阳之父母，星辰之建号，三光之表里，五行之准平，四时之终始，万物之祖宗，六艺之纲纪。”在古代中国，算学并不简单是今天的科学中的一个科目，而是与世界观密切相关，并且从其中生长出了一系列体系化知识。《淮南子·天文训》云：“道曰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三月而为一时，故祭祀三饭以为礼，丧纪三踊以为节，兵重三罕以为制。以三参物，三三如九，故黄钟之律九寸而宫音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黄钟之数立焉。”这一部分内容非常丰富也非常重要，需要另文专为阐释，此处亦不多作展开。

中国古代阴阳思想的本源，是对太阳周年运动带来的气象变化的概括与抽象。就阴阳思想产生而言，对太阳周年运动带来的气象变化的科学观察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对太阳周年运动带来物候变化的规律性认识，就是中国古代阴阳思想形成的历史契机，而阴阳思想的思维原型就肇始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

本节以古代时间文化为背景，对十二消息卦的卦象提出了新的认识思路。我们认为由乾坤两卦之间次第减少的代表日影的阴爻和渐次增加的代表日影的阳爻组成的两个系列，组合成为完整的周年卦象变化，就是最早以卦象的形式对阴阳的表述。卦象中的乾坤两卦作为一年时间重要的转折点，因此具有了特殊的标志性意义。以下我们把话题集中于“乾”与“坤”，重点从“乾”与“坤”两字的组合方式中，再进一步讨论阴阳思想的起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