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格：“理性”概念的引入及其在中国现代哲学中的展开（上）

摘要：“理性”（reason）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主流传统哲学的一项基本追求。早在明清之际，理性精神就已成为中西跨文化哲学对话的基础。随着近代更为全面深入的西学东渐，“理性”这一汉字译名在东亚地区逐渐确立并流行。此后，“理性”一语在中国现代哲学的语境中得到了全新的阐发，其中以王国维、梁漱溟和冯友兰的论述最具特色。王国维将“理性”严格限定在认识论意义上，尝试彻底地将事实与价值分离开；而梁漱溟则论述东西方哲学之不同，倡导一种有别于西方“理智”的东方“理性”义；冯友兰在建构其新理学时，将“理性”作为一种生活方法，认为其囊括理智理性和道德理性两者，他试图综合东西方传统之所长。对“理性”概念这些富有特色的新解，尽管在当前的哲学论述中似已日渐远去，却体现了西学东渐背景下近代中国哲学新语词的形成，并由此建立起中国现代哲学的新知识体系之过程。

“理性”（reason）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主流传统哲学的一项基本追求。现代英语中的reason来自法语的raison，法语raison一词则来自拉丁文ratio，而拉丁文ratio来自rat-的过去分词reri，是思考、计算的意思（源自印欧语根*re-，意为思考、推理、计数）。众所周知，古希腊图片（logos）一词的含义非常丰富；而在非语言的意义上，罗马人是用拉丁文ratio翻译了古希腊的图片，尽管这两个词义并不完全重叠。拉丁文ratio一词在数学计算意义上还有比例、比率或关系的意思，这一义项17世纪50年代以后在英文中开始使用，而古希腊的图片也有类似的用法。由拉丁语ratio一词而来的ration（定量、配额）至今仍与之有关。

在20世纪以前，rationality一般指今天我们在中文及日文等汉字世界里所讲的“理性”，比如近代欧洲哲学有rationalism（理性主义）一大流派，即建立在将人的推理(reasoning)作为知识来源的可靠基础。因此，在很长时期内，rationality与reason的含义基本上是等同的，在哲学论述中可以根据语境习惯互换使用，二者一般都被汉译为理性。不过，到了19世纪末，尤其是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以来，西方学术中的reason和rationality又发生了重要的意义区分：韦伯将前者视为理论上的理性，而后者则为日常实践尤其是政治行为中的由某种精打细算而来的“理性”。在很多情况下，后者的实质毋宁说是可计算性(calculable)和系统性(systematic)，可以被视为经验世界中的理性。因此，在当代汉语的哲学表述中，当为了区分二者时，又经常被译为理智(reason)与理性(rationality)，或理性（reason）与合理性(rationality)。其中，以后一组译名更为常见——这一现象也从侧面说明，以“理性”来翻译reason在汉语世界早已根深蒂固。事实上，一方面，reason（理性）译入中国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才逐渐稳固确立；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哲学中，“理性”又在古今中西的交织中展现出一些全新的独特思考，并参与了现代中国哲学最基础的构建，其中，尤其以王国维(1877—1927)、梁漱溟(1893—1988)、冯友兰(1895—1990)的论说最具代表性，他们对“理性”的论述不再局限于比较哲学和跨文化思想交流的层面，而是进一步构成了中西传统思想观念在现代中国哲学中的转化与新生，是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新的哲学理论之展开。

一、“理性”的译入：从晚明到晚清

“理”字本义为“治玉”，引申而有剖析义。宋明理学传统中有性理、道理、天理等表达，所谓“性即理也”，而“理性”相对少见。即便出现“理性”时，也大致等同于理学或佛教的“性理”义。在理学中多与天理、人性之论有关，在佛教中则往往相当于法性、真如或者道之根本。今天我们中文世界广泛使用的“理性”一词，则完全来自西学汉译。其中的“性”，既可以与近代大量“XX性”一样理解为是对“理”作为名词的词性强调，同时也可以理解为自然/本性(nature)，即指明作为人类本性(human nature)的“理”。

即便如此，中西文化传统中所共有的理性精神之实质，构成了这一中文译名的基础。早在晚明耶稣会士来华，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人就注意到中国人具有类似于古希腊哲学传统的理性精神，并予以充分肯定，认为正统的儒家哲学可以被基督宗教接纳，正如古希腊哲学已被接纳一样。比如，在利玛窦《天主实义》中，“中士”与“西士”正是基于“理”而开展了充分的对话，这里的“理”便融会了西方的reason和理学家所谓“天理”或“道理”，虽然中西对“理”的理解上存在一些差异，但他们选择通过以彼此都认可的“讲道理”方式进行辨析。南宋陆九渊（1139—1193）所讲的“心同理同”被理解为真理与理性的普遍性，在晚明以降的中西交流人士中广为传颂。在传教士中文著述中，“理”字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在以耶稣会士为主的传教士积极致力于向欧洲人译介中国儒学时，宋明理学之“理”往往被译为principe（principle，即原理、原则）。但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思想所展示的“中国哲学”中的“理性”(reason)精神，得到了耶稣会士大量全新的阐释，他们由此而试图证明中国儒学是一门真正的哲学(philosophy)。比如，在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等人所纂《中国哲学家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Paris)一书中，以“理性”译解儒家经典随处可见。再如，他们将孔子所说“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的“义”理解为“合于理性之事”(rationi consentanea)。在儒家传统中，“理”和“义”的确具有高度相关性，比如孟子就将“理”和“义”视为人们“心之所同然”，认为“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元代吴澄(1249—1333)则曾将“理”和“义”分别对应于“所以然”和“所当然”。《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正式刊刻本直接将《论语》题名译解为“理性的对话”（Ratiocinantium Sermones），而对于《大学》《中庸》的译解亦是多从理性视角展开。该书将《大学》“明明德”译解为“完善理性”，其中“明德”被译为“理性的本性”(rationalis natura)；同样，对于《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由于耶稣会士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6—1696)等人认为此处的“性”可等同于《大学》中的“明德”，故同样以“理性的本性”来译解，并将“率性之谓道”的“道”译为“准则”，而进一步解释为“符合理性”。

但是不论如何，仅仅用“理”或“道理”来翻译reason，还是停留在日常表达用语的层次上，这样的表达其实与其说是西学中译，毋宁说更像是开展中西对话、交流与互鉴，尤其是在西学与儒学之间展开的跨文化哲学思考。因此，晚明开始的“理”“道理”并非严格的西洋哲学术语reason之翻译，因为其实这些文本并没有更严谨地向中国人讲述西洋哲学中的“理性”概念。在汉字世界，作为哲学术语的“理性”一词要到19世纪才出现，而它的出现和确立也经历了较长的过程。

有意思的是，在西语中译的过程中，作为否定表达的“无理性”一语可能比“理性”一词出现得更早。在1822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英华字典》中，reason被译为“道理”或“理”，将unreasonable译为“不合道理”“未有道理”“无理性”。1844年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1812—1884)《英华韵府历阶》中，则将reason译为“道”或“道理”，将to reason译为论理、推论道理；同样，将unreasonable译为“不将就”和“无理性”，其中“不将就”一语似乎引申得有点远了。既然“无理性”比“理性”出现得早，那么这一译语很可能并不是“无‘理性’”，而是“‘无理’性”。但只要有了“无理性”，总会给人使用“有理性”或“理性”之类表述的可能。不过，这也并非一蹴而就，因为“理”“道理”仍然足以应对绝大多数日常场合下对reason作为理由、道理含义的使用，无须特别加一“性”字。而就算进一步谈及学问，理学和佛教中一些相关的其他现成术语也很容易利用。比如，在1847—1848年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1796—1857)《英华字典》中，就以“缘故”“缘由”“原因”等解reason一词，但仍多以“理”字释哲学概念中的reason，其中有将reason and passion译为“理欲”或“天理人欲”。1866—1869年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22—1893)《英华字典》中亦是如此，其中有“道理”“正理”“合理”“符理”“当理”等一系列表达，这些表达在宋明理学传统中大都十分常见。而对于rationality一词，上述诸家则几乎一致地译为“有理者”。

看起来，晚清来华传教士并没有使用“理性”翻译reason一词。不过，在1866—1869年罗存德《英华字典》中，短语the reasoning power（推理能力）被译解为“理性”，这里翻译power所用的“性”显然带有宋明理学的意味：通过“理性”，译者表明了“推理”（reasoning）是人的一种天赋能力。这就展示了西方哲学中所讲的人的理性。如此一来，这一词条也就可以算是中文世界首次用“理性”来表述西方reason含义之明证，尽管“理性”没有用来直接对应reason一词。

日本人对“理性”的使用则相对晚一些。1870年，日本人西周（1829—1897）的《百学连环》将reason解为“智”“性之智”“理论”等，但没有使用“理性”。1874年，西周在《致知启蒙》一书中开始明确使用“理性”翻译reason一词，应当是目前所见的首例。到1881年，井上哲次郎（1855—1944）的《哲学字汇》亦将reason确定为“道理、理性”。此后，虽然仍有“良智”“性智”等其他译名，但“理性”一语逐渐胜出，在东亚汉字语言中广泛流行。不过，井上氏在1884年的《增订英华字典》中，虽然对罗存德《英华字典》进行了不少增补，却并没有采用“理性”一语，这样的处理可能是出于哲学用语和日常用语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