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景根：国家制度竞争力：结构、机制与建设（下）

（3）知识与信息整合机制——必要的整合化的知识与信息 

制度的高效运行需以必要的系统信息与整体知识作基础，因此，信息能力和知识系统能力（知识形成、动员与运用能力）也就成为衡量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各级系统要获得系统信息与整体知识，需要在本级系统中具备高效的、全域性的信息与知识整合机制。 

完备信息是限制人类进行理性决策的因素之一，而日益加剧的劳动分工又使得知识更具专业性。这就意味着，随着经济变得日趋复杂，信息与知识整合的成败成了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同时，社会矛盾之间加剧的关联性也要求更加综合、系统地应对社会问题并进行整体治理，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则成为整体治理概念产生和发展的催化剂。虽然计算科学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整体信息的获取能力大幅提高，但对于某些为特定社会组织垄断的关键信息，如果没有国家信息整合机制的支持，地方治理主体就无法有效进行信息与知识整合。为了解决政府运行和社会治理中的信息碎片化问题，整体治理需要立足于高效的信息和知识整合。在数字政府的大环境下，信息资源的跨界整合、政企间的决策共享、不同层级政府的同步行动等是成功实现整体治理的关键。 

所以，在今天这个数字社会与知识经济交织、社会高度分工但矛盾却相互关联的时代，整合化的系统信息与整体知识，已成为影响国家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关键因素。制度结构在分散信息和零散知识的整合上发挥关键作用。制度体系如果内蕴高效的信息与知识整合机制，就能使各级治理主体及时整合各种信息与知识，为实现整体治理目标奠定坚实的信息与知识基础。 

（4）资源动员与聚集机制——充分聚集的物质资源

通常情况下，资源处于分散分布状态。为了建构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坚实物质基础，需要对分散状态下的资源进行动员与集中。 

首先，经济发展“取决于出于发展目的而唤起和聚集那些隐匿、分散和未好好利用的资源和能力”。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发展依赖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的积累聚集，而这些要素又深受国家制度体系质量、政府效能、生产部门的组织和运行特征之影响。有研究表明，财政集中与经济增长之间、政治集中与公共物品及发展结果之间，均存在强烈而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反之，分权制衡却会因在公共决策中制造一个麻烦问题池而使公众的生活变得更糟。比如，我国明代中叶虽有资本主义萌芽却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根源在于，一是以家户制为核心的小农经济难以聚集足够资本和资源形成规模效应；二是名商巨贾，通过奢侈消费、官场消费、科举消费和购置田产等畸形消费消耗了积蓄经年的巨额利润，不能将之汇聚起来用于资本的扩大再生产。

战后日本在国家重新发展的道路上，成功聚集起了迅速发展所需的各种经济资源。比如，1949年的《外资法》就是一部关于控制外汇与外贸的法律。根据该法，日本政府有权集中所有来自出口创收的外汇，为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等准备了资源条件。此外，一些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初始阶段为工业化起步和发展提供必要资源积累和集中基本建设力量的普遍做法，亦是基于资源聚集对于国家迅速发展重要性之认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为了增加基本建设费用，必须尽力把可能聚集的资金都积累起来，并首先满足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建设的需要。因此在制定和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就采取了适当集中使用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办法。 

另一方面，国家治理能力也依赖于组织、物质、价值等多种治理资源以及国家结构的聚合机制。这些治理资源的动员与聚集，建立在有效的聚合机制基础上。我们的国家制度是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结合的制度。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正是我国国家制度的显著优势。 

（5）协调与共识凝聚机制——日常的密切协调与共识 

现代工业发展需要中央信息协调机构能够快速作出调整以应对经济变化。“在工业繁荣的国家里，总有一些比较大的政治/制度结构将整个体系联成一体，并协调应变……当涉及整个行业、工业甚至整个国家经济时，成功的转型往往需要中央信息协调机构的帮助——无论是分配调整成本还是突出与它的需要和优势有关的经济机构。”因为要改善比较劣势需要另一套社会逻辑，需要一种能够管制与中和市场自发活动的中央力量。 

主流西方学者因长期受分权制衡思想窠臼之束缚而偏执地认为，建立在对目标和中央协调者之间共识基础上的中央协调机制是现代政府求而不得的“魔方石”。与之相反，通过历代先贤的制度探索和实践，中国人民已经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由中央统一指挥协调、各级政府上下联动、群策群力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整体协调机制和办法。周朝设置“官联，以会官治”（《十三经注疏·周礼·卷二》）的官府制度设计足堪证明，三千多年前的最高统治者就已高度重视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设计师和建设者们，不断完善制度协调和共识凝聚体系，通过归口管理等组织措施以及领导小组等协调机制，高效统一各级政府和各政府部门的行动。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更是大力强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职能作用，强化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建立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决策协调机制”，“目的就是加强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而在政府体系内部的互动过程中，中央又运用重大政策声明来设定一个要求下级支持的总体基调和方向，寻求不同层级政府尤其是中央和基层政府之间以及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目标和行为的一致性，并通过民主恳谈会、座谈会、征求意见会、专家论证会等全过程人民民主形式，凝聚多方共识，这样既实现了政府目标函数的耦合，又形成政府和社会的联动机制，使得政府和社会能够像一个有机整体在行动，把凝聚社会共识基础上的政府分工协作与社会统一行动的中华制度文化及治国理念发扬光大，为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与机制基础。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深受中华制度文化与治理理念影响的东亚、东南亚发展型国家恰因注重政府协调而创造了经济奇迹。战后韩日两国经济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建立起了一个精心编织的经济协调网，来对企业生产方和供应方的投资决定进行协调，支持企业技术升级，鼓励企业进入与国家远景发展目标相契合的领域。比如，被称为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发动机的通商产业省（MITI），在战后即大力推行扶持经济的政策，并且采取各种具体措施以形成一个制度体系。而当这些制度处于自然分散状态不集中统一加以推行时，它们各自并不起多大作用。与日本的经济腾飞得益于有效的中央协调相反，英美两国的经济衰退却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央政府协调经济的失效。 

总之，从基础构件角度看，要实现国家优效发展和社会有效治理，至少需要具备上述五方面的机制条件。 

2.制度软实力形成机制 

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制度体系均具有区分彼此的特征，即具备作为内隐特征的制度伦理差异和作为外显特征的制度话语差异。一种制度要为更多人认同，就必须使它有别于其他制度形态的制度伦理和制度话语更能赢得人们认可。因此，要准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国家制度的软实力，需要同时基于制度伦理与制度话语的属性差异来进行。

制度软实力问题是一个关于制度认知、评价、情感、认同乃至于制度吸引力渐进发生的问题。分别以形成稳固制度认同和扩大制度国际影响力为指向的制度伦理能力与制度话语能力，均来源于主体对制度的总体认知。对社会认知的心理发生的研究是认识论中的重要问题。无论是主体对事物的评价还是情感，既离不开对事实的认识，也离不开认知参考框架即话语框架的辅助引导作用。

认识起因于有效、不断的建构。鉴于此，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看，制度软实力形成机制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那些作为对制度现实复杂反映的制度认知—制度评价—制度情感—制度认同—制度感召，是怎样在主体的意识中渐进产生的问题，即制度伦理与制度话语是如何分别影响到这一心理发展过程的；而制度伦理事实如何对国内社会主体的“制度认知—制度认同”心理过程施加影响，以及制度话语事实如何通过型构社会主体的制度认知参考框架，引发框架效应，并对“制度认知—制度感召”施加影响的问题，也就成为制度软实力形成机制的核心问题。换言之，需要搞清，作为优势因子之生产原材料的制度伦理事实与制度话语事实，是如何影响社会制度心理的渐进发生过程的。

（1）制度伦理事实及其基础上的制度认同：制度伦理认知—制度伦理评价—制度伦理情感—制度认同生成机制 

制度认同是关于制度的特殊社会心理现象。制度功效事实与制度伦理事实既是社会制度心理形成的事实基础，亦是社会主体制度认同赖以确立的基本依据。针对并基于这两种制度事实，社会主体经历制度认知、评价、情感的完整心理递进发展过程，而制度认同的形成正是这一心理过程的结果。 

制度伦理事实是生产伦理优势因子的原材料。与制度功效事实的作用相比，它对社会制度心理的影响更为持久深远。所以，如果生产伦理因子的原材料材质不同，即塑造他人制度正义感的制度伦理事实不同，国家制度体系激发伦理因子、释放制度伦理能量的能力也就大为不同。

第一，制度认知环节—认识制度伦理事实。作为社会认知，完整的制度认知会经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过程。感性制度认识是指社会主体基于视觉、听觉而对作为社会客体的制度伦理事实的直观感知，以及以表象形式留存于记忆中的关于制度伦理事实的总体形象。理性制度认识是指社会主体基于自己的制度认知参考框架，对感性制度认识成果进行深入理性分析之后得出的理性认知与判断。

制度伦理事实由制度物、制度人、制度事件中伦理维度的事实构成，它的指涉对象是实然维度的国家制度伦理，即一国制度伦理“是何”的问题，体现为制度伦理上“是与否”的事实分析与判断。

第二，制度评价环节—评价制度伦理事实。主体的自我意识过程是在评价中实现的，要形成制度认同，还需经历制度伦理评价。伦理评价是一种价值评价。价值观念的内容为“应何”，表现为“对与否”的价值理解与追求。在人们“面前时时都有一个绝对的理想，而事物的价值就在于它合乎这一理想。”对于某一事物的理想，就构成评价这一事物的标准。因此，每一种评价都是评价对象与作为评价对象尺度（即理想）的等价物所进行的比较。进而论之，应然维度的国家制度伦理，即我们应追求何种制度伦理，与实然维度的制度伦理事实，即现有国家制度伦理是什么，就分别是制度伦理评价的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 

有意识地在国家中找到满足的人，自然会对国家及其制度抱有伦理期望。在制度伦理评价过程中，社会主体对自己认知到的制度伦理事实做出肯定或否定、积极或消极的总体评价，最终得出国家制度总体上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符合制度正义的评价结论。

第三，制度情感环节—情感上接纳或排斥制度伦理事实。认知通过评价引发情感，一个人做出认知评价，然后情感才被激发。情感建立在认知与评价基础上。社会主体多是纯粹的制度功利主义者，他们的根本制度立场往往是，最好的政治、法律或社会制度，是那些能够创造最大限度的总体安康的制度。如果在制度伦理评价中得出的结论与制度理想总体相符，那么他们就会对相应国家制度产生接纳感甚至自豪感，反之，就会产生排斥感甚至羞耻感。马克思说得好：“如果群众的道德意识宣布某一经济事实，如当年的奴隶制或徭役制，是不公正的，这就证明这一经济事实本身已经过时，其他经济事实已经出现，因而原来的事实已经变得不能忍受和不能维持了。”

第四，制度认同环节—行动上支持或反对制度伦理事实。在评价过程中，主体对本国与他国制度体系进行比较，当发现制度比较的结果具有难以接受的否定性，他们就会采取否定性行为，寻找替代制度方案，并为此采取政治对抗性行动。反之，就会衷心拥护和大力捍卫自己引以为傲的国家制度体系。所以主体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自己的制度需要以及现有制度条件下满足这些需要的能力，才最终产生以何种最佳方式来满足自己所感受到的需要的理想条件之观念，进而确定下一步行动方向。因此，正是主体在评价中得出的观点和随后被唤醒的制度情感，调节和引领他们的制度实践活动。

总之，制度伦理具有强大的教化与引领作用。如果制度体系缺乏道德力量，任何政权都将举步维艰。作为生产伦理优势因子的原材料，现行国家制度伦理事实对于制度伦理能力的形成发挥了巨大作用。

（2）制度话语事实及其基础上的制度感召：制度话语选择—制度参考框架确立—制度认同生成—制度感召力激发机制

要想更有效地理解社会行为，应从人们对自己世界的认识入手。然而，世界本身是在话语中得到表现的，不同话语体系下表现出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人们需要通过话语去把握世界的存在。所以，人们社会认知的形成和变化与话语交际密切相关，社会认知在话语交际过程中获得。因此，为了搞清人们的制度认知是如何形成和变化的，就需聚焦制度认知中的制度话语因素及其作用，了解制度话语塑造社会制度认知与社会制度心理的具体机制和过程。

制度话语是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制度。使用一套制度话语，即意味着选择一种制度认知参考框架。制度话语以社会制度记忆和社会制度表征之载体的方式提供了一个关于社会制度信仰的共同基础，所以制度话语体系的差异导致人们制度认知框架的根本差异，进而导致人们经验到的和作为知识存储下来的制度图景也存在根本差异。因此在形成对制度事实的认知过程中，认知参考框架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它深度参与制度认知与制度评价的过程。

第一，何谓参考框架。建构或选择一个框架，就是指从可知的现实中选取一些要素或方面，在一个传播文本或话语体系中凸显它们，以此方式促成某种特别的理解，并形成对该问题的一种特定的问题界定、原因分析、道德评判以及处理建议之过程。因此，框架是一种用以捕捉、提取、厘清、组织、理解信息的基础性的认知结构，是一连串建构社会受众对社会进行认知的规则，是人们在认知社会时，进行选择、理解、判断、强调并做出改进的原则，框架引导人们想什么、如何想以及如何做。

第二，制度话语体系何以能提供制度认知参考框架。话语象征一种秩序，能够通过限定事物被讨论的方式以及特定语境中哪些称得上是“知识”来施加社会控制。作为话语形态之一，制度话语是制度思维的先决条件和理解社会制度的方式。人们对关于制度世界的概念或类别知识由人们使用的制度话语提供，并且通过制度话语获得。制度话语体系以共享知识的形式承载着特定历史时代与特定政治文化中的制度记忆与制度表征，从而使人们能从不同制度话语体系中获得使用这些话语的国家在制度方面的切实可靠的基本情报或信息。

社会制度认知则是一种关于制度的心智结构，它要解决的是制度心理表征的获得、运用与结构等问题。在形成制度认知的过程中，认知框架发挥两种作用：一是作为图景的框架,即人们认知世界的镜头和看到世界的部分，二是作为意义建构的框架,即人们用来诠释意义的核心原则。制度话语体系正是因其内部结构中存在的制度方法论与基本理论假设等要素与制度认知的心智结构存在高度同构性，才使制度话语能够为受众提供观察制度世界的镜头和思考制度问题的视点与基础之框架的功能。 

第三，制度话语如何提供参考框架并影响制度心理。社会制度表征是社会集体成员所共有的关于制度的观点、思想、形象和知识，是社会的制度知识库存，人们通过制度话语体系的代际传承与更新，以继承常识与叠加新的制度知识沉积层的形式，共享和不断更新、发展、扩充这一知识库存。正是通过制度传统和制度话语的代代传承，后人自然而然从前代的制度知识总库中获得了用以进行制度认知、比较、评价与完善的参考框架。 

经由认知框架的继承或改变，主体的主观现实也会发生继承或转变。而实现主观现实成功更替离不开概念条件的创造。制度话语以心智模型的方式传达社会制度表征的具体内容与意义，并为主观现实的转变创造概念条件。主体在继承或选择一套制度话语后，必将在交流、宣传、研究等话语行为中使用这套话语。主体的制度话语行为，可理解为渐次实施了话语施事行为与话语施效行为，从而实现塑造受众制度认知、评价、情感乃至认同之目的。

总之，通过为主体提供参考框架，制度话语对社会制度认知与社会制度心理的形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一种制度话语如能成为大多数人的话语，就将对大多数人的制度心理产生深刻持久的影响，甚至在国际上激发出制度感召力。

3.制度软、硬实力形成机制的关联性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制度硬实力形成机制与制度软实力形成机制并非彼此完全独立、毫无关系。硬实力形成机制及其效应会作用于软实力形成机制及其效应，而软实力形成机制及其效应也会反过来作用于硬实力的形成机制。建基于行政管理体系上的行政效能会强化制度认同，而良好的制度认同也会反哺政治领导力、资源集中力和协调以及共识凝聚力。因此，在分析两种形成机制时，应有分有总，总分结合。 

四、新时代的国家制度竞争力建设 

国家制度竞争力的提升问题说到底是如何通过制度的不断革新与完善，实现制度公共产品的迭代升级乃至整体性制度跃迁，以获得和保持制度比较优势的问题。因此，在谋划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制度竞争力的建设方略中，要坚持以下原则。 

（一）新时代国家制度竞争力建设的方法论原则 

第一，坚持制度建设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原则。文章可以学古，制度则必从时（《文史通义·内篇五·妇学》）。要本着服务于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对照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点任务，搞清哪些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急需的制度，哪些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制度，盘点制度库存，查摆制度问题，形成一本制度建设总台账。

第二，坚持系统观念和整体思维。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在政治域的国家形态与市场交换域和社会治理域的制度形式之间、在制度单元之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性和互补性，深度的制度关联甚至可以表现为某个制度单元的功能释放以另一制度单元为条件（例如，一个制度单元能够强化或弱化另一领域的制度激励）。因此，为了改变一项帕累托低劣的制度安排，需要同时改变互补性制度。鉴于此，必须通盘考量各方制度要求，一体统筹谋划国家制度建设。 

第三，坚持问题导向。要增强制度的问题意识，基于制度竞争力形成机制，既着力查摆制度短板和弱项（比如搞清最大制度短板是制度伦理事实、制度话语事实还是制度功效事实），又注意找准不同领域制度体系之间、不同制度单元之间的制度堵点和痛点，深刻剖析影响制度竞争力形成的深层制度问题。

第四，坚持国际性、战略性、前瞻性原则。国家制度设计与建设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及千秋的浩大工程。在谋划和完善国家制度体系时，要站在战略高度，基于开阔的国际视野，坚持比较思维，精准发现国家间的制度差距，合理借鉴其他制度文明成果；同时还要有前瞻视野，基于世界和国家的未来发展趋势，提前进行制度谋划与布局。

（二）新时代国家制度竞争力建设的重点难点

第一，完善国家制度体系，畅通制度硬实力的形成机制。制度硬实力来源于国家制度体系中蕴含的五种基础优势因子的对应生成机制。虽然总体上有利于形成五种基础优势因子是我国的制度优势，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制度体系同时具备五种优势因子的生产优势，所以在制度建设中就应巩固根基，强化优势，补齐短板，做强弱项，以确立、巩固和扩大我国在五种优势因子生产机制方面的全面比较优势。只要存在某种无法克服的制度障碍，国家的高效优质发展就难以实现，所以确保体制机制的畅通是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必要条件。因此要全面查摆体制机制问题，精准清除堵点痛点，做好减法，破除弊端，畅通硬实力形成体制机制。总之，通过制度加法强本固基，又通过制度减法疏堵去痛，最终收到健全和强化五种基础优势因子生成机制之功效。

第二，坚持人民至上的制度伦理，厚植制度软实力形成的伦理基础。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根本出发点。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制度伦理体系建设，强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伦理之维。制度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制度。由于制度有法权力量的庇护，栖身于制度之中的道德可以凭借制度的强制力实现价值能量的有效释放。因此，要将制度道德融入制度建设，实现道德从观念形态向制度形态的转化，极大提升制度道德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抗干扰能力，提升国家制度伦理的国际影响力。为此，要坚持制度的道德考量。道德的制度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幸福为目标的制度。如果政府在制度和政策制定时优先考虑群众利益，注重其服务于民的能力，那么通过制度设计本身即可让自己站在道德至高点，成为民众的道德楷模。因此,制度伦理建设应致力于推动制度政策的道德考量，任何一项具体制度政策的出台，都要对其引申出的道德后果进行评估，保证其以“道德的制度”形象呈现于公众之前。

第三，加快制度话语体系建设，强化制度软实力的话语支撑。制度话语能力是我国制度竞争力的最大短板。鉴于当前国际舆论场的制度话语生态与语言生态，我国尤其要迅速补强制度话语体系短板。

首先，要提炼标识性制度概念，提升制度话语的话语资源供给力。要充分认识制度话语在塑造国内国际社会制度心理上的巨大作用，着眼话语资源供给侧能力的提升，聚焦制度关键词的集中打造与系统集成，以其为支点，建构以描述性话语、批判性话语与积极性话语为骨架的点面结合、立体丰满的制度话语体系。要找出与西方制度话语体系间的语力差距，着力提升话语体系的语言表现力、关注认可度和国际使用率。

其次，要打造制度领域的学术话语体系，加强制度话语体系的学理支撑，提升理论说服力和学术影响力。学科是一套控制话语生产的原则，它通过同一性的活动来限制话语。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我国制度话语在国际传播中受制于人、影响有限，除与主动传播的力度不足有关，更与在相关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中没能获得充分表达有关。 

现今国际通行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均以西方政治体系及其政治文明为基石在其文明框架内构筑而成，并通过侵略战争、敕令、国际学术会议等途径在全世界逐渐确立起来。因此，就如孟德尔发现的遗传规律及其开创的遗传学研究并不在当时生物学话语的“真理之中”一样，中国制度体系与政治文明新形态也并不在以西方政治文明为基准的西方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真理之中”，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孕育而生的中国政治核心概念和相关理论，自然无法成为受西方接受的国际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与主流理论。不过诚如此后的生物学科发展史所展示的，孟德尔发现的遗传规律最终成为生物学界普遍认可的普遍真理，同样，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深入与伟大成就的不断取得，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以及作为其产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制度文明成果，也必将赢得世界的普遍认可，并逐渐进入国际主流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获得与其制度文明成就相匹配的学术话语地位。而这就需要国内学界加强学术研究与话语构建中的主体性、原创性，坚持做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而以中国作为方法，就是要基于现有西方学术体系和理论成果未能成功提炼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主要动因之事实，迈向政治基本原理的新的创造；就是要提高中国制度话语体系的学理支撑，使之成为学术共同体中具有较强竞争力与生命力的话语。

五、结语

国家制度竞争是制度综合实力的全方位竞争，将伴随国家竞争过程的始终。因此，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常从四个角度来检讨国家制度建设及其成效，即：分别作为一种发展模式、治理模式、道德模式、话语模式的制度体系，其促进发展能力、治理能力、伦理能力、话语能力分别如何。

人类的终极目标是要达到最完美的国家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方案，英美国家尚存无几的制度竞争力，主要得益于并且一直在吃其作为资本主义制度范式开创者所形成的制度引领效应和先发优势的老本。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脱胎于欧洲封建专制主义末期的资本主义制度范式，是服务于狭隘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年代的产物，已基本耗竭其内在动力和发展潜能。与时俱进、因时而变是制度永葆生机活力的必由之路。而这一陈旧制度范式，却因囿于和受制于狭隘资产阶级利益无法做到因时而变，故必将衰弱凋亡走向穷途末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又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既脱胎于中国人民反抗三座大山的光辉斗争历史，又服务于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且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它既创造了人类制度文明的新形态，又始终能够与时俱进，具有广阔的光明前景。我们坚信，只要坚持从提升国家制度硬实力和软实力出发，不断健全和完善国家制度，就一定能把我国制度体系建设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美好、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