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若要对中国古建筑美学作全面深刻研究，可能首先要研究日本古建筑由此作为基本，其原因还是中国目前现存唐宋古建筑实体匮乏之极和断代严重，导致孤证无法理清全貌。而日本由七世纪至近代古建筑保存实体众多且时代变化特征明显，为今天研究中国古建筑提供了难得的宝贵参考。中国借鉴京都平等院建筑造型复原唐代长安大明宫遗址修复工程即是实例，同时不得不承认在保护木造古建筑方面，国内学界比日本存有不少差距。其次在研究日本古建筑时，务必分清哪些是古代日本工匠借鉴同时代中国建筑风格，哪些是在此基础上日本工匠的自我创新，前者可以窥视中国古建筑同时代面貌而作以研究，后者的自我创新就不能和中国古建筑联系起来。
         笔者还想指出一点的是现存日本古建筑系列有必要划上一条线，这条线之前出现的古建筑很有可能是东渡的中国工匠所造，梁思成先生质疑是新罗人帮忙建造，笔者认为除非可以立证新罗人在同时代有建造同样体量的实体或者文献，否则只能停留在质疑阶层，但笔者与梁先生的共同点是这一时期的日本工匠不具备担起这一能力。这条线划在奈良时代之前，即现存奈良时代之前的古建筑实体，很有可能是中国工匠所造,许多书籍，宝物可以随船带去日本，而建造工艺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掌握的。从隋代出现的日本遣隋使活动和奈良法隆寺建造历史，可以证实中国工匠被邀来日本建造寺庙的路径，时间等各方面充分条件，关于法隆寺属中国工匠所造之分析举证，具体写在笔者2022年《京都散记》系列。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古建筑“抱厦”构件的历史演变和日本古建筑“唐破风”的延存以及两者比较，可以通过梳理日本古代工匠的借鉴和创新来反观中国古建筑的大致面貌。
  
       在中国古建筑中抱厦指附在主体建筑上的一个构建，有文本考证的是北宋元符三年即1100年李诫编撰《营造法式》，此书对建筑形制，工程做法及施工等统一汇总，是后人研究古建筑学不二范本，此书中将近似抱厦的构建称为“龟头屋”，清代以后出现抱厦的名称，这个构建指门庭入口处突出一间空间似主建筑十字向外延长，屋檐以两个歇山顶相连接，宋称九脊殿。目前没有实体和考古发现“龟头屋”或者说“抱厦”构件早于宋朝，现存日本与唐同时代古建筑中也未见有实证。
 
        国内遗存的河北省正定县隆兴寺是保存完好的北宋年代木造建筑，当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考察隆兴寺摩尼殿时，林徽因冒险爬上大梁，在梁之上构件里发现了三条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二月的题记，从而确定其建造年代。摩尼殿四面有四处标准的抱厦结构，从抱厦的木构件、砖瓦上发现多条明代题记，均为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可以证明增建抱厦年代晚于主殿约四百余年，而明代建造摩尼殿四处抱厦是新增还是修复已不得考，明代建筑在建筑技术和工艺方面已彻底成熟，新建和主殿风格相吻合的抱厦毫无问题，但后人想了解的是宋代抱厦的形态。
 
         从明代画家仇英临宋画《滕王阁》里，还可以看到宋代抱厦的信息，这幅画里的宋代建筑，斗拱相当庞大地支撑起整个建筑的重量，而抱厦构件似乎和主建筑略有不合，梁思成先生率学生为滕王阁重建分别在1943年和1957年构思绘图，今天屹立在江西南昌的滕王阁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按照梁先生绘图构思重建，此建筑的中轴线抱厦体量明显大于两侧保留参照仇英仿宋画样式，但和整体建筑浑然一体，可谓梁先生毕生集大成之作。
 
         相比唐宋，明清时代的工匠显然具备更高的建造技术，抱厦在运用方面也变得灵活不呆板，它从原来只是主建筑入口出的一个避雨，聊天空间转变为可以居住或者是另一个主建筑的连接。参见《红楼梦》第七回：“却将迎春，探春，惜春三人移到王夫人这边房后三间抱厦居住。”总而言之中国古建筑中抱厦部分实用远大于装饰，相比之下日本古建筑里“唐破风”点缀主体建筑装饰性大于实用性，这是两者很大的差别。另外中国实用性“抱厦”的出现为后来中国古建筑以群楼这一特点有别于日本单体建筑而拓展了思维的可能，这是中国工匠的创造力。
         在讨论日本“唐破风”之前，笔者先归纳一下日本古建筑里纯粹是日本工匠独创而形成有别于中国古建筑风格的那些部分，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当代中国仿古建筑或者是其他艺术，盲目将日本古建筑风格不加区别得参照而自认为是中国古建筑元素已比比皆是。同时日本榻榻米，纸糊移门等是否完全出自中国唐朝风格已没有具体实证不可考，但笔者认为以下四点无疑是纯日本建筑风格须提出来强调。第一是用树皮和木屑替代瓦片制造屋檐，名为檜皮葺（ひわだぶき），据统计这样的树皮屋檐还有七百五十座分布在日本各个寺庙或神社等古建筑，“唐破风”亦以树皮木屑造居多，这一建筑风格源于佛教思想，许多建筑材料都是信徒供奉，在不浪费任何供奉物的信念下，树皮木屑也用于建筑材料。第二是围绕主建筑四周屋檐下的抬高地板，有通道和休闲功能，名为縁側（えんがわ），其功能似西洋建筑里的阳台。目前日本最古木造縁側是奈良时代建造的法隆寺传法堂。第三因为日本是个岛国，气候常年湿气较重，日本古建筑大多将底板抬起离地有个空间，不像中国古建筑直接贴夯土或石板或城垣而建。第四在约十七世纪初日本工匠对斗拱和梁等构件进行组合革新，前后屋檐夹角变小并撑高，外观的屋檐斜面如高山瀑布般倾泻而下气势，这样的建筑适合内堂安置高大的佛像。以上四点是区分中日古建筑创意的重要部分。
  
         唐破风（唐破風からはふ）是一种圆弧形博风板类型。在日本传统建筑中常见于寺社、城郭等建筑的正门或者侧窗上方。虽有“唐”但和中国唐朝无关，至平安晚期日本皇室或贵族喜欢用“唐”修辞“高贵”“优雅”之意。唐破风被引用到成熟时代是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约十六世纪中叶，而起源于何时已不可考，这里举三个例子是笔者亲临现场观察过的古建筑在此作一比较分析。
 
         法隆寺东院伽蓝为纪念圣德太子所建的“圣灵院”，该建筑为镰仓时代遗物，年代相当于南宋，类似于中国木构体系的的佛道帐，属于小木作范畴。从实体看这个类似中国抱厦的破风实用性很高，可以看成早期创作。           

         京都东寺的金堂原建于823年，十五世纪因失火彻底毁坏，现存建筑是1603年所建，歇山顶外观看来为二重屋檐实为一层是裳阶。从使用枋和翘以支撑高耸屋檐看，完全属于日本工匠风格，和中国古建筑无关，在正面裳阶的中央开启一扇木窗，木窗上方增加一层简易屋檐，或者称为破风。这样一个精巧方式是否为原建筑修复已不可考。笔者觉得参照奈良东大寺，开窗的高度正好和内堂供奉佛像的高度吻合，即打开木窗大堂外的信众能见到佛的慈祥面目看，这扇木窗和破风为1603年建时的新创可能性大。
 
 
  
         奈良东大寺大佛殿正面宽57米，深50米，殿内供奉15米以上的铜制卢舍那大佛相为世界最大的木造建筑，佛殿正面开窗处建有非常完美的唐破风，注意它使用的不是瓦片而是树皮这一完全日本风格构件，因原建筑失火被毁现大佛殿是1709年建成。大殿内设置50比1尺寸的原殿模型，从模型看758年建成的原殿体量和规模比今天看到的大很多，正面宽约100多米，注意没有唐破风。

         日本安土桃山文化以后的古建筑中完全用作装饰的唐破风被大量使用，这些构件属于日本风格，和中国古建筑中的抱厦无论在外形和应用目的方面早已大相径庭。至少目前为止，在屈指可数的中国唐宋木建筑或者参考古画或文献找不到破风和中国古建筑的关系，即抱厦和唐破风属于两种古建筑审美范畴，抱夏的实用性衍生出中国古建筑群的幢幢连接，而演化出如江南园林的规模和气势。日本的“唐破风”精致到“矫情”，不失为一种如古代文人画，瘦金体般的富贵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