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均衡：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案例、理论与方法（上）

作者：王丽萍

政治学研究由来已久，但政治学成为一门自觉的学科的历史并不长。在政治学由哲学逐渐转变为一门社会科学的过程中，哲学与社会科学两个“认识论灵魂”（epistemological souls）共同塑造了学科知识获得与积累的规则和模式。在靠近哲学的一端，政治哲学知识的获得主要基于理性、权威（及其论断）或参照道德真理；在靠近社会科学的一端，比较政治学因其强大的方法论（比较的方法）而在发现政治现象的一般规律和模式并提供理论取向的解释方面接近科学研究，因而也被视为最为科学的政治学分支学科。由于社会科学领域有关方法论的最激烈的争论主要集中于比较研究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比较政治学领域对方法的讨论似乎甚于对研究范畴的关注，更使这一分支学科成为一个少见的频繁进行自我反思的领域。

一、方法论领域还是经验研究领域？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诸多分支学科中唯一以方法来命名的研究领域，比较方法因而成为其学科特征，而研究内容的不确定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比较政治学没有一个实质性的研究焦点，有的只是一个方法论上的焦点——它聚焦于“如何分析而不是分析什么”。相对于研究的问题，方法被视为比较政治学更为重要的界定性特征，也使比较政治学似乎总是呈现出方法论维度的特征，其经验维度的一面则显得无足轻重。

事实上，比较政治学学科经验性的一面在学科发展历史中的很长时期，特别是在所谓法理制度主义的政治学研究传统中，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维度。伴随二战后不满于传统研究方法的研究者为使政治学与他们所认为的其他受人尊敬的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属性保持一致，学科方法论的一面日益受到重视，而其经验性的一面因与传统研究中诸如“描述性的”“非比较的”“非理论的”等特征联系在一起而成为需要改变和尽力回避的研究倾向，学科的经验维度似乎也在这种剧烈的学科变革中失落了。

比较政治学本质上应是本体论的，很大程度上却因其方法（论）特征而常常被当作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知识领域。二战后学科趋向理论化与科学化的发展似乎更强化了这种认知偏差。

作为一种发现不同变量之间经验关系的方法，比较方法与实验方法、统计方法和案例方法共同构成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比较的方法虽是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特征，但这一方法并非比较政治学专享。比较政治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不同在于，对其他学科而言，比较方法的运用是一种选择，对于比较政治学研究而言则意味着研究规范，也是一种方法约束。比较政治学在20世纪 50年代以来经历了研究范式的复杂变化，而比较方法更在最近三四十年中因日益重视强关联和对因果推断的强调而带来了学科研究中最显著的变化。

对不同国家政治体系研究的实质性关注与运用共同概念找出并解释其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方法的结合——这是在经验维度与方法维度上有关比较政治学的一个较为平衡但可能并不准确的理解。其中，对本国以外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政治的研究，是有关比较政治研究对象是什么的一个笼统表述，也符合政治学学科内部分类的传统。比较政治学的经验维度至少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议题或研究问题；其二是比较分析的时空范围。由于政治在时间和空间上常常具有特殊性，时空范围还使比较政治研究表现出研究范畴的某种相对性，如对某特定国家的研究在这个国家属于本国政治研究的范畴，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则可视为比较政治研究。

很长时间以来，国家是比较政治学研究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研究和分析对象，这种“全国家”偏好（the “whole-nation” bias）在历史上导致了对国家层面数据的关注。但是，全球化特别是一些国家日益引发关注的国家能力低下的现实，似乎需要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研究者学会并习惯于在相对意义上看待作为主要研究基点的民族国家，也带来了超越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的 现 实 变 化。这 种 变 化 还 可 能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平 衡 施 坦 因·罗 坎（Stein Rokkan）五十多年前指出的比较研究中的“大国”偏好（the “large-nation” bias）、“经济增长”偏好（the “economic growth” bias）以及前述“全国家”偏好。 

比较政治学的相对性还表现于政治学学科内部分工使得这一学科的研究范畴在时空意义上并不稳定。依据政治学学科内部分类，在某国，对本国的研究无疑属于本国政治研究的范畴，而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则属于比较政治研究范畴。由于国际发表的日渐增多，这种情形也引发了学科内部分工的复杂变化（如中国学者发表在国外期刊的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论文就常被当作比较政治研究）。在这种意义上，相对性还使学科边界表现出流变性的特点。

经验维度和方法（论）维度可视为比较政治学的两翼。20 世纪前半期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维度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并非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特例，因而也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共享了理论化与科学化的发展目标。这两个维度本来并非此消彼长，但伴随理论化与科学化而来的研究范式的变化、推理逻辑的转换、对宏大理论的追求等，似乎都使学科经验维度的那一面显得无足轻重。然而，失衡的学科研究取向给学科发展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在比较政治学学科历史上，知识积累的稳定性常因现实政治世界的变化和特定理论的坍塌而发生中断，知识积累表现出明显的非累积性和非线性特征。因此，对学科经验维度的忽视更使学科相关知识的积累面临重重困难，甚至会带来削弱学科认知效力的巨大风险。

在“方法至上”的研究氛围中，比较政治学由于其方法论特征很容易仅被视为比较方法的某种运用，因而忽视其经验信息价值以及时空范围的现象并不少见。在这种意义上，拥有理论抱负的比较政治学甚至可能在研究中沦为政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或者是成为政治学的工具。事实上就方法而言，比较不是一种测量方法，更不是一种技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乃至方法论，比较方法（以及比较研究中的诸多新方法）本身即内含丰富的经验信息和价值信息，因而很大程度上也蕴藏着科学精神与学科人文传统相统一的重要潜能。学术研究中大量存在的将方法仅作为某种技术加以运用的平庸的研究，实际上不仅无法实现方法、理论与经验证据之间的有效结合，还是比较政治研究中人文主义传统与科学主义取向间冲突的重要根源。

二、经验疏离与研究鸿沟

20世纪 50年代以前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常被概括为非理论导向和方法贫瘠的，而其后学科趋向理论化与科学化的努力则往往先是表现为对宏大理论以及合乎需要的统一范式的探索，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对案例整体（而非一个个案例）的分析，以及很大程度上与之相关的定量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这种努力极大地改变了学科的整体外观，在很大程度上为“理论的”和“科学的”比较政治研究确立了某种“标准”，而经验层面的分析则在这一过程中被不同程度地疏离了。

（一）源于理论的鸿沟：宏观理论与微观运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学科的理论化趋向，这种疏离先是表现为宏观理论及其运用之间的不匹配。20世纪 50年代以来，新国家大量出现，国家间异质性急剧增强，比较政治学需要一种新的路径将这些新国家与西方国家纳入同一理论分析模式——这种路径必须既能抽象到足以超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特性，还可以作严密、有效的推导，并适用于严格的比较检验。于是，对宏大理论的探索主导了学科研究，大量出现的新概念则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学科的分析语言，使学科研究呈现出崭新的政治学的外观。宏观理论的大量出现或许可被视为学科健康与活力的一个积极信号，但这种努力似乎使得学科研究重新回到了注重新术语的古代经院哲学，也由此带来了抽象概括与经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更在将抽象理论运用于经验现象分析时面临宏观理论与微观运用间不断扩大的鸿沟。

空间维度是比较政治学经验维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界定比较政治学学科内部分工的重要依据，因而比较政治学研究者也大多是某一地区（区域）的专家。在学科趋向理论化与科学化的狂热中，追求概括的普遍性、弥平空间差异对研究者总是充满诱惑力和吸引力，而“满足经验分析的要求”这一学科基本标准则常常被忽略了。

（二）源于方法的鸿沟：经验分析与隐身的案例

对经验层面分析的疏离在日益流行的量化研究中常常表现为案例变得隐身甚至消失了。比较方法的运用意味着不同的研究策略，因而与比较相关的研究设计实际上总是与一系列选择联系在一起。譬如，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最相似体系设计（most similar system design, MSSD）与最不同体系设计（most different system design, MDSD）、大样本（large-N）研究与小样本（small-N）研究等，相对于不同的研究问题和不同的研究者具有不同的意义。这些不同选项既代表着不同的智力策略，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研究的分析层级与经验现象之间的不同距离，而研究者似乎也对其科学化潜力给予不同赋值，从而使得某种特定选择似乎比另一种选择在科学化方面表现得更具优势、更为出色。

1.变量取向的研究方法与被抽象的案例

科学的世界是变量的世界。比较政治学科学化的发展趋势似乎也意味着，将研究对象分解为不可再分的变量是研究的重要基础。“科学必须是用显微镜观察的，直至不可再分的最小单元”。“语言本身也必须是微观的，科学必须转化为变量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variables）”。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对较多案例的研究很适于通过对所收集到的许多国家的汇总材料进行测量和分析的量化研究，因而接近于科学的实验方法。这种被称为“变量取向的”研究，有助于作出有说服力的推论，并可能识别出所谓的“反常案例”或“离群现象”，从而构建一般理论。但是，这种“变量取向的”研究不仅使政治学研究中人们曾经习以为常的政治现象（如国家）在很长时间变得隐身不见了，也使研究案例被抽象化，从而常常导致理论（或命题）与经验现象之间难以弥合的鸿沟。

在战后社会科学诸学科趋向科学化的共同目标下，研究者的方法论意识特别是研究方法及其规范运用日益受到关注。不同方法在研究特定问题时虽优劣互见，但仍不时会引发学术界的争论，也使研究方法的改进本身就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最受关注的有关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长期争论虽未产生明确的结论，但很大程度上由于定量研究能够清晰地展示所使用的研究技术及其背后的基本原理，也更便于教学和学习，而定性方法则常常并不显见，也缺乏明确的研究程序，从而使定量研究看起来更为“科学”。于是，在研究中定量研究似乎占了上风，但其缺陷（或问题）则被社会科学科学化或定量化的热情掩盖了。

2.量化因果推断中被平均效应遮蔽的案例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社会科学诸学科科学化的努力似乎主要表现为持续的方法改进和创新，追求各种智力策略，以促进理论生产。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不同方法之间的争论或竞争成为某种常态，而将特定方法运用于其中的现实经验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这种状况大体可以表述为，比较政治学研究中不同方法的运用是为了寻求一般概括和规律，进而发展理论，而经验层面的描述和分析则因“不科学”“不理论”而不被认真对待。结果是与经验层面的分析渐行渐远，也造成了因方法导致的理论（或命题）与经验现象之间的鸿沟。这种状况更在很大程度上使新的方法成为界定学科研究前沿的重要标准和依据，一方面使“如何研究”成为比“研究什么”更重要和更优先的问题，另一方面则使比较政治学常常陷于发现方法缺陷与弥补缺陷的困境。

跨个案的量化因果推断是比较研究的主要推理模式。这种推理实际上是一种统计推理，主要关注特定自变量 X对因变量 Y的总体平均效应，而“这个平均值可能或不能应用于特殊个案”，因而特定个案在这种研究中并不能够得到解释。也就是说，“统计方法是估计干预对总体（或某一子总体）的平均效应，但不可能得到干预对个体的效应”。结果是，案例在量化因果推断中被平均效应遮蔽了——“人们可以不知道X在任何单独个案中如何影响Y，却可以知道X在总体中对Y的通常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比较研究者更感兴趣的是一个变量在不同环境或不同类型的情况下的影响，而对其在观察样本中的平均净效应则不太感兴趣。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量化因果推断使人们看到了一片森林，但人们对森林中的树木依然所知甚少。

三、为方法所困的学科研究

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学习借鉴是学科发展的常态。以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出版第一本现代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为标志，经济学开始致力于发展严谨的研究方法并在不断趋向数理化的方向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使得经济学研究中可接受的推理标准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不断提高，而精致严谨的方法也总是令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向往。

（一）经济学的数学化及其启示

今天，经济学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在性质上与自然科学日益相似，在理论分析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工具，在实证工作中更是发展了复杂的数理方法和统计技术。总体上，以数学形式表述的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技术的发展以及计量经济学方法在各种应用领域中“检验假设”的复杂应用，构成了经济学的核心。为此，经济学家常常因经济学是最“科学”的社会科学而感到自豪。

在学科理论化与科学化的方向上，现代经济学虽早已被视为其他社会科学诸学科的样板，但经济学的特殊性却常常被忽略了。尽管不同国家经济制度存在差异，许多研究结论在不同制度背景中也并不完全成立，但相对于其他学科，经济学基本上处在概念或理论可以无障碍跨国流动的“平流层”，如价格、工资、市场、通货膨胀等概念可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自由穿行，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大多则必须面对概念及理论的跨文化（跨国）差异，比较政治学更是必须面对概念的“穿行问题”（the travelling problem）。

发展严谨科学的方法是过去一百多年来经济学学科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特别是 20世纪 40年代以来，其理论及方法论的发展更是突出表现为数学化（mathematization）。就如今天社会科学诸学科似乎将经济学视为学科科学化的样板，在 40年代理论物理学（theoretical physics）因其理论以极其简洁的表达涵盖了广泛的现象而被经济学当作难以企及的理想。其时，这一目标成为经济学努力趋向理论数学化的强大动力。但是，物理学并未完全接受数学的内在强制性逻辑，而是以实验结果和事实观测作为其基础，并使其为物理学的理论构建提供持续不断的检验。可以说，数学化使经济学获得了显著的学科优势：在其数学形式中，经济理论可以对逻辑错误进行有效的审查，使学科严谨性大大超越了其在30年代所能接受的推理标准。

然而，即便是令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艳羡甚至产生某种敬畏情绪的“数学化”，在经济学内部很早便提示了这一趋势所蕴藏的学科风险。因提出投入产出分析模型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瓦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在 1970年向美国经济学会发表的主席演讲《理论假设和未观察到的事实》（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Unobserved Facts）中警告说，“对数学公式不加批判的热情，往往会掩盖令人生畏的代数符号背后转瞬即逝的实质性内容”。让他稍感安慰的是，那些热衷数学方法的经济学家将统计推断视为传统经验研究的补充，而非用新的方法取代传统方法。

五年后，另一位经济学家罗伯特·A.戈登（Robert Aaron Gordon）在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致辞中一开始就表达了类似的忧虑，这也成为其演讲的两个主题：其一，主流经济理论在不断追求日益增强的严谨性的过程中，牺牲了太多的相关性；其二，经济学家对制约经济行为的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关注太少，没有经常依据这种环境的变化重新审视我们的基本假设，更重要的是回避了有关制度结构如何和为什么正在发生变化以及它将把我们带往何处的重大问题。

1990年，这一主题在经济学家杰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致辞中再次得到回响。在德布鲁看来，虽然数学化推动了经济学的进步，但数学化的代价有时超过了它的好处。除上述两位经济学家瓦西里·里昂惕夫与罗伯特·A. 戈登提到的经济学研究中不断增加的数学运用带来的问题，他认为经济理论的数学化对经济学学科本身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院派经济学家推动了学科研究推理标准的不断提升，但是相关实质性内容关注以及制度背景关注的缺失，即使是对“平流层”中的经济学研究而言也引发了学科内部的忧虑。社会学研究同样较早感受到这种研究趋向的影响。对于由问题驱动并具有跨国敏感性的比较政治研究而言，则更应对此保持警觉。

“方法至上”是今天社会科学诸学科共同面对的研究环境。对研究方法的关注远超对研究问题的关注，在50年前的社会学研究中就已渐成风气——新方法的完全可用性鼓励了它们的使用，使用者似乎不必确定其问题或发现是否值得关注。不仅如此，那些本可以帮助研究者获得更大的理论复杂性的新方法、新技术，却被用作“神奇的帮手”，作为理论分析的捷径，甚至替代理论分析，而不是作为推进理论分析的手段。同时，学术期刊也“越来越倾向于发表实证研究，并且拒绝‘软’理论论文”。很大程度上，对严谨性的强调常常以理论和经验实质性内容的稀释为代价。在过去几十年中比较研究一直是社会科学领域有关方法论争论的焦点，这一事实使以比较方法作为学科重要特征的比较政治学似乎成为诸多方面争论的辐合点，使学科发展从不断改进的方法中获益，也难免为方法所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