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政治笑话：

类型及其功能
（节选）



作者｜郝宇青

原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苏联的政治笑话特别发达，在某种程度上是了解苏联政治、了解社情民意的一个窗口。通过对苏联政治笑话的研究，可以更为深入理解苏联的人心向背、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等宏观政治问题，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原因。

根据苏联政治笑话的特点和研究的便利，笔者采用政治笑话的客体作为分类的标准。这样，苏联的政治笑话大致有政治体系类政治笑话、政治过程类政治笑话、政治人物类政治笑话等三大类型。

一、体系类笑话
譬如，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苏联在1928～1937年的头两个五年计划的短短10年时间里，即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大的工业化国家。这一工业化奇迹不仅震惊了世界，也深深地影响了苏联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然而，苏联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轻工业、农业发展严重滞后，不能满足广大民众的需求，经常面临消费品的短缺和排队购物现象，从而导致民众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满：

A．一位党员努力地向一位老妇人解释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那时候将有一切，食物，衣服，各种商品，你还可以出国旅游。”

老妇人：“哦，明白了，跟沙皇时代一样。”

B．“如何赶跑克里姆林宫里的老鼠？”

“在里面放个标牌，写上‘集体农场’四字，不多久大半老鼠会饿死，剩下的都逃之夭夭了。”

又如，苏联实行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出现了“老人政治”现象——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勃列日涅夫后期的14名政治局委员中，60岁以上的占92.9%，其中，70岁以上的竟占57.1%。更为严重的是，从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去世，到安德罗波夫于1984年2月去世，再到契尔年科于1985年3月去世，其间只有三年多时间。下面一则政治笑话就是人们对苏联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嘲弄：

A．一个公民来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有人向他要票，他答道：到这里来我用的是联票。

B．问：为什么是安德罗波夫，而后是契尔年科在共产党大会上被一致推选？

答：这是因为安德罗波夫的肾检验结果最差，契尔年科的心电图最差。

又如，苏联民众对政治权力的专横、权力行使过程的僵化、官僚的特权化等现象的不满和讽刺：

A．“同志，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吗？”党支书问。

“我是有意见，但我不同意我的意见！”

B．一个外国人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问：在车上和我们在一起的都是什么人？

答：他们是国家的主人。

“而这是什么人开到前面去了？”他指着超过他们的“伏尔加”问道。

答：这是人民的仆人。

再如，民众对公民权利匮乏的不满：

A．“不够尺寸的裙子叫什么？”

“叫米尼卡特（短裙）。”

“不够尺寸的小汽车模型呢？”

“叫米妮卡（小汽车）。两种都是时髦货色，虽然东西小，价钱可是大！”

“那我就明白了。一天不干多少活，可是薪水很高的人就叫米尼斯特（部长）了。”

B．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谈话。

美国人：我敢在白宫外面大喊，里根下台，你敢吗？

苏联人：有什么不敢的？

说完，苏联人走到克里姆林宫外，大喊：里根下台！

还有其他方面的政治笑话。例如，反映苏联意识形态僵化和民众文化生活匮乏的一则政治笑话：

当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中，设立了一个海军部，结果，苏联老大哥就对捷克人说：你们是内陆国家，设什么海军部？捷克人回答说：那你们不是也设了文化部吗？
例如，关于选举制度方面的一则政治笑话：

“下次选举的结果会是怎样的？”

“没有人知道。有人从中央委员会那里偷走了下次选举的确切结果。”

二、过程类笑话

譬如，20世纪30年代发起的“大清洗运动”，就是一场带有斯大林个人色彩的政治运动，其中决策的随意性、不透明性十分明显。在“大清洗运动”中，往往仅因为一句不经意的话、一个“不妥当”的行为，一个人就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逮捕或处决。正因为如此，全国上下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这样，“大清洗运动”自然也就成为政治笑话嘲讽的对象。

A．三个囚犯被送到了古拉格。他们开始谈论为什么他们会来到这里。

“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上班总是迟到五分钟，他们指控我是在以怠工来搞破坏”，第一个说。

“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上班总是早到五分钟，他们指控我是间谍”，第二个说。

“我来到这儿，是因为我上班总是准时赶到”，第三个说，“他们指控我拥有一个西方制的手表”。

B．一位内务人民委员部审判员结束一天的审判工作，回到办公室，突然独自大笑起来。对面办公桌的同事奇怪地问道：“有什么好笑的事吗？”

“是啊”，审判员用手帕擦着笑出来的眼泪：“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哦？说来听听？”

“你疯了吗？！我刚判了说这笑话的家伙五年苦役！”

在“大清洗运动”中对犹太人的恣意迫害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大批犹太人不得不逃离苏联。大量的关于犹太人逃离苏联的政治笑话其实构成了对苏联政策的暗讽和批评。例如：

A．地方的农业指导员正在集体农场会议上讲养鸡的好处。养一只鸡每年都能获得许多的卢布，以此类推。一个农民打断他，说道：“如果犹太人离开，他们要为他们的教育付多少钱？”“四千卢布，别打岔，同志们。”他继续讲养羊的利润，但又被打断了。“如果一个犹太工程师离开，他得付多少钱？”“八千卢布，让我继续讲，同志们。”他继续讲养牛，直到又被别人打断了。“那如果犹太人上过大学呢？”“两万卢布，但……”“或许我们最好养犹太人。”B．一个犹太人递交材料以便申请出境签证。他被问他为什么想离开苏联。“我有两个原因。在我的社区公寓里，我的邻居不停地告诉我，一旦苏联政权垮台了，他将杀死我和我的家人。”“但是你应该很清楚，苏联政权是永远不会垮台的。”“这就是我的另一个原因。”
除了“大清洗运动”中近于荒唐的随意决策之外，在其他时期其他领域中决策的随意性也不乏其例。这些不仅造成了错误的决策，给国家带来了政治经济上的损失，而且给广大民众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麻烦。例如：

A．勃列日涅夫：同志们，美国人登上了月球，我们不能再等了，党决定让你们上太阳。宇航员：总书记同志，我们会被烧死的。勃列日涅夫：没关系，同志们，党都替你们想好了，你们晚上去。B．“伊万诺维奇，你经常读《真理报》吗？”“当然，不然我怎么知道我过着幸福生活？”三、人物类笑话
这里，笔者主要撷取针对苏共领导人的政治笑话。

A．列宁快去世了，赶快把继承人斯大林召进克里姆林宫来，临终有几句话要嘱托：“不瞒你说，我还有一个隐忧啊，斯大林。”“说吧，亲爱的伊里奇。”斯大林专心地听着。“那就是，人们会跟你走吗？不知你想过了没有？”“他们一定会跟我走的。”斯大林强调说，“一定会！”“但愿如此。”列宁说，“我只是担心，万一他们不跟你走，你怎么办？”“没问题！”斯大林答道，“那他们就得跟你走！”B．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乘坐火车出门。开着开着，火车突然停了。斯大林把头伸出车窗外，怒吼道：“枪毙火车司机！”可是车还是没有动。接着赫鲁晓夫说：“给火车司机恢复名誉！”车仍然没有动。勃列日涅夫说：“同志们，不如拉上窗帘，坐在座位上自己摇动身体，做出列车还在前进的样子。”C．——勃列日涅夫又住院了。——做什么手术？——扩胸。——为什么？——勋章没地方挂了。
勃列日涅夫有浓郁的“勋章情结”。1991年版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勃列日涅夫是“世界获奖章最多的人”。以发奖章、勋章的方式颂扬自己治理下的苏联社会，成了勃氏工作日程中最重要的事，并对此走火入魔。

四、笑话成为“杀手”
本来，在政治运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引发了民众的不满乃至怨恨，造成了政治笑话的出现，这就已向作为执政党的苏共敲响了警钟，形成了要求执政党增加政治透明的倒逼，因而应该引以为戒，查找产生问题的根源，并有针对性地作出政治上的调适。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苏联的政治笑话的这种警示作用及其建设性功能，不仅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反而被视为对苏联政治的污蔑，甚至被视为“反苏”的政治行为，而被严加控制和打击。

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苏联当局已经不再对政治笑话这种民众的政治情绪的表达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方式，而是认为政治笑话“对我们的工农国家是有害的”，因而必须加以禁止。在1933年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马特维·费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在发言中指出，不要低估政治幽默对苏共带来的威胁。
他说：“我想谈一下一种反党行为，被称之为笑话。这些笑话是什么？这种笑话以鼓动的形式来反党。在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中，谁不知道过去我们怎样同沙皇制度作斗争，我们怎样用讲笑话的形式来削弱过去存在的政权的威信……现在，它又被当作一种灵敏的武器来抵抗党的中央委员会。”

1934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官员（基洛夫）就明确主张，要消灭讲政治笑话的现象和习惯，因为它已经成为“我们的敌人最频繁利用的手段之一。任何人讲这种笑话，尤其是涉及我们的党和领袖的笑话，不仅要揭露出来，而且要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笑话也就变成了“笑话杀手”，即把那些讲笑话的人送进集中营。

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量民众因所谓的“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而遭到逮捕，并被处以3～5年的刑期。据苏联内务部档案资料，在1931～1940年的10年中，因“反苏维埃鼓动宣传罪”而被逮捕的人数，每年都不下上万人。
其中，以1931年和1937年为高峰，都超过了6位数，而1937年（234301人）又是1931年（100963人）的2倍多。虽然这些人未必都是因政治笑话而被捕的，但是因讲或听政治笑话而被捕的应占有相当的比例。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
罗伊·麦德维杰夫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指出，1953年斯大林死后，当局释放了“因笑话而被捕的大约有20万人”。

根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1990年3月13日核实的资料，从1930年代到1953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共有370万人，其中79万人被枪毙。因而，有学者认为，“那是一个黑色年代，黑色的法庭、黑色的法律、黑色的良心、黑色的天理”。总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苏联当局不仅不能从政治笑话中反思执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仅不把政治笑话看作是一种宝贵的政治资源，反而把它看作是“反革命”的政治行为，并运用政权的强制力进行压制，其结果只能是：苏联的政治体制因此而成了一个僵化和封闭的体系，并因此而失去了自我反思、自我完善和自我纠错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