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竹】行动理由中的知识与理解（上）

人们总是为着某些理由而行动，根据自己所知道的事实来行动，通过理由来理解行动。对行动的哲学阐释，离不开从概念上澄清何谓“理由”、何谓“对理由的知识与理解”这样的问题。而正是在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存在着彼此缠绕、纠缠不清的哲学困惑。

先谈理由。通常人们是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谈论行动的“理由”的，例如：“汪精卫投敌的理由是他相信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但这并不是做汉奸的理由。”简化一下，“汪精卫投敌的理由不是理由”。但这里并不感到有任何悖谬，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其中的“理由”归为不同的类型。一方面，我们是解释他为什么会如此这般地行动，特别是他的动机与信念；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求对行动作出价值评判，所谓“理由”指的是那些能够为行动提供辩护的依据。因此，上述看似悖谬的表述，实则不过是说，尽管汪精卫有其自认为的投敌“理由”，但这些都不能为他泯灭政治伦理的行为作辩护，也就是说，不存在那种能够证明投敌行为是合理的“理由”。

当代行动哲学把这一区分刻画为“动机性理由”与“规范性理由”、“解释性理由”与“辩护性理由”，抑或是“一般理由”与“好的理由”，都是在表达大致相同的涵义。关于何谓“理由”的争论也就围绕这些区分展开：究竟是只有提供辩护的规范性理由才算“理由”呢，还是用于解释行动的已经是“理由”？抑或只是同一类理由的不同功能？其中，洪恩斯比(Jennifer Hornsby)提出的“事实型理由”与“信念型理由”的区分格外引人注目①。

按照被广为接受的“愿望/信念”模型(Desire-Belief model)，在预设行动者具有某些愿望的前提下，用来解释和辩护行动的理由只能是行动者所持有的信念。例如，汪精卫投敌的理由是他关于“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的信念；车站外我们看到某人一路狂奔，是因为他相信“火车马上开动了，而自己可能要迟到”。所以，在“愿望/信念”模型的支持者看来，理由只能是行动者的某些意向状态。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还会援引事实本身来作为行动的理由，而并非行动者的信念。为行动提供辩护的是“他所相信的那个命题为真”②，而并不是他所持有的命题态度。之所以不存在做汉奸的“理由”，也是因为不存在任何能够为汉奸行为辩护的道德“事实”③，并不取决于汪精卫本人所持有的信念。

“以事实作理由”是“愿望/信念”模型的反例，也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为了真正廓清“以事实作理由”的涵义，需首先界定何谓“知识”与“理解”。当然，这里并无意介入当代知识论相关的复杂争论，而只是试图清理出相关的要点以作为进一步论述的前提。 

知识需要以某种可靠的、并非仅凭运气的方式满足事实性要求。这是知识相对于一般信念的本质区别。一方面，断定“哥伦布相信西印度群岛就是印度”并不意味着“西印度群岛就是印度”为真；但这显然不是知识：哥伦布仅仅相信但并不真的知道“西印度群岛就是印度”，尽管他可能“自以为知道”。另一方面，偶然地、碰运气地持有真信念也不等于具有知识。假设哥伦布当年有一个批评者叫托马斯，他坚持“天圆地方”的宗教观念，认为哥伦布向西方的航行不可能到达印度。那么，托马斯由此也持有“西印度群岛不是印度”的真信念，但这完全是出于某种“知识论上的运气”(epistemic luck)：尽管在这个例子上托马斯碰巧获得了真信念，但“天圆地方”的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所引向的都是假信念，因而它并不能被看作真正的知识。

与知识相比，理解未必满足事实性要求④。但理解必须有对错，某些判定是否达到理解的标准总已经被默认是存在的。当然，这些标准可能是多元的、相对于具体情境而言的，但必须是公共客观的，而不能是“私人性”的。理解还常有深浅之分。深浅不等于对错，生活中我们常有很多虽然正确但却肤浅的理解。因此与知识之有待于验证、辩护不同，理解总是有待于深化。我们通常会认为，那些阅历较多、生活经验更丰富的人，对他人的意图与行动意义往往会有着比我们更深的理解。 

如果作为行动理由的不只是信念，而还可以直接是事实，那么事实型理由是否也要求有关于该事实的知识？基于信念型与事实型的理由，我们分别在什么意义上“理解”了行动？这些问题正处于当代争论的核心。 

一、共有成分论证 

先考虑信念型理由的情况：“愿望/信念”模型究竟会对行动提供怎样的理解？按照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观点，这种理解就是对行动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如果某人为某个理由而做某事，那么他就可以以如下方式得到刻画：(a)他对于某一确定类型的行动具有某种亲和态度(pro attitude)，并且(b)相信(或知道、感知到、注意到、记起来)他的行动属于那个确定的类型”⑤。 

在戴维森这里，“愿望/信念”模型本身并不排斥具体的信念型理由可以是知识。如果作为理由的行动者信念的确以某种可靠的方式满足事实性要求，那么它很可能就是知识；但关键在于，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行动理由的那个本质，并不取决于它是知识，而是源自于它是行动者持有的信念：行动者的“相信”已经具备了理由的功能，而不必再考察它是否为知识。行动者的假信念也同样可以是理由。这大体上符合直观。行动者的确常常出于某些“信以为真”的假信念而行动。例如，相信“火车马上开动了而自己可能会迟到”的旅客认为自己有了一路狂奔的理由。然而，狂奔到站台的旅客也可能发现，他要赶的那班火车因为晚点实际上尚未到站。但即便它们是假信念，并不会削弱其所担负的理由角色。

因此，决定信念之所以是理由的依据并不在于所相信的命题是否为真，是否满足事实性要求，而在于行动者的“相信”。由此，即便是真信念作行动理由的情况，该信念之成为理由的根据也并非就是其所相信的事实，而仍是基于行动者的“相信”。假设狂奔到站台的旅客发现，他之前所相信的事情是真的，那班火车的确正要驶出站台，而他差一点就没赶上，那么他一路狂奔的理由就是真信念了。但真信念与假信念作为理由的功能有什么差别吗？这种差别至少对于那个一路狂奔中的旅客而言是不存在的：他无法分辨自己的信念究竟是真还是假，而这丝毫也不影响他以此为理由一路狂奔，只要这的确是他的信念。假设你和这位旅客是同行的朋友，而你对火车是否正点缺乏信心，于是你可能反问他：“你真的确定火车就要开动了吗？”而他也完全可以回答说，“至少我相信是这样”，然后继续狂奔。这表明，即便行动者从知识主张退回到信念主张上，他也依然拥有如此这般行动的理由，而并不必要求所持有的一定是真信念甚或知识。

因此，按照“愿望/信念”模型，不存在所谓事实型与信念型理由的区分。理由只能是信念，因为即便所相信的是事实，它也并非就其是事实这一点而成为行动者理由的，而仍是因为它是行动者的信念，在这一点上与假信念作理由的情况无异。既然行动者持有的真信念或假信念都可以作为理由，那么我们就要从两者之间的“共有成分”上，而非差别上来确认其作为理由的决定要素。这一“共有成分”就是行动者在两种情况下都“相信事情是这样的”，并且基于这一信念作出了行动。这就是“共有成分论证”⑥。 

如果“共有成分论证”成立，理由仅要求是行动者的信念，而不必满足事实性要求，那么当然也就不要求理由蕴涵知识；但显然理由必须包含对行动的理解。从真假信念之间的共有成分上确认决定理由的因素，意味着重构从行动者角度的理解。信念之是否满足事实性要求，处于行动中的主体所能把握的范围之外；信念的真假对于行动者来说不可分辨，即意味着它们不可能是决定理由的因素，至少不会是决定行动者视角下的理由的因素。从行动者角度理解行动，重要的是行动者实际上的“相信”，而不是他所相信的究竟是不是事实。而戴维森所主张的合理化重构就是要说明，在某些愿望存在的前提下，基于行动者关于如何实现愿望目标的信念，为什么如此这般的行动是“合理的”。这无疑也是行动者视角中的合理性。 

二、“事实型理由”的丹西观点 

“愿望/信念”模型一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行动理论。然而，它所受到的批评和质疑也越来越有力：那些真正的好理由是根据行动者所相信的事实来解释或辩护行动，而真正基于行动者的“相信”态度的理由，却往往不是“愿望/信念”模型所设想的意义。下面的例子可以明确这里的差异：

假设罗杰相信他正被安全部门追捕，那么有很多事情他都可以做。例如，他可能会逃到巴西，烧掉信件，抑或是向他的选区议员投诉。但假设他所做的只是去看心理医生。如果我们解释说，罗杰看医生的行动是由于他相信自己正被安全部门追捕，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所设想的信念与行动的关系，就会不同于以此理由解释他烧掉信件的行动的情况。粗略地说，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这种差异：罗杰并不是基于他被安全部门追捕这一事实——至少是假设中的事实——而作出看医生的行动的；因为促使罗杰作出决定并指导其行动的，并不是他所相信的那个事实，而是“他相信”这个事实。⑦

不难看出，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到底行动者信念之能够作为理由的依据是什么：是就其所相信的内容，还是仅仅根据“相信”的态度本身？罗杰的例子表明，这两种意义实质上分歧巨大。严格说来，所谓“信念是理由”就应该是基于行动者的“相信”态度本身而是理由；但问题恰恰在于，信念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是根据“所相信的内容是事实”而作理由的。那么，行动者的“相信”态度在承担理由的功能方面并没有什么实质的贡献，而真正的贡献者反倒是所相信的对象，即事实本身。 

“以事实作理由”并不是难以设想的事情，日常生活中大量成功的行动都在援引事实而非信念作理由。例如，那个旅客为什么一路狂奔进火车站？共有成分论证要求摈除信念真假的考虑，仅就其“相信”这一点来评价行动的合理性。但这是成问题的：即便在行动者视角的理解中，这个旅客也只是基于他所认定的事实才如此这般地行动的。例如，我们说“他一路狂奔是因为火车就要开了”，就是援引事实而非信念作理由的情况。 

如果理由也可以是事实，那么也许理由也要满足事实性要求，甚至可能包含知识。但让我们先来考虑一种居间立场的可能性：一方面拒斥“愿望/信念”模型，主张在多数情况下承担理由功能的是事实而非信念；另一方面又拒绝对理由作更严格的限定，认为理由毋需满足事实性要求，也不必包含知识。这似乎听起来有些悖谬：“毋需满足事实性要求”，意思就是用作理由的命题内容不必为真；既然可以不是真命题，如何又是以事实作理由呢？ 

这正是当代行动哲学家丹西(Jonathan Dancy)试图辩护的立场。丹西一方面论证说，在这一模型所讲的大多数情况下，信念更多地只是充当行动的“能使条件”(enabling condition)而非理由，实质上作理由的仍旧是事实⑧；而另一方面又指出，行动者基于对事实的考量而行动，并不意味着要求事实正如理由所考量的那个样子⑨，即不必满足事实性要求，当然也就更无所谓知识了。在丹西看来，以事实作理由有以下三种不同的情况：

A以事实p为行动的理由，当且仅当： 

或者，p是事实，且p是A做的理由，且A是根据事实p而做的； 

或者，p不是事实，但A认为p是做的理由，且A是根据信念p而做的； 

又或者，p是事实，但p不是做的理由，而A认为p是做的理由，且A是根据事实p而做的。⑩ 

显然，丹西观点的要害就是第二个析取支：即便p不是事实，即便A作行动的考虑只不过是信念p，行动的理由也仍然是事实p。在这种情况下，“以事实作理由”就不要求理由的命题为真。但这如何可能？这就要看这个意义上的理由究竟能提供什么理解。 

“愿望/信念”模型试图提供行动者视角的理解，但它把信念当作行动的理由；但实质承担理由功能的东西不是信念，而是行动者所认为的那个“事实”本身——即便这个被假定的“事实”实际上并不是事实。还以那个狂奔的旅客为例，不是由于他的“相信”态度，而是由于他所相信的“事实”是“火车正要驶出车站”，他才付诸行动的。假设最后他发现自己所相信的并非事实，那么我们会说他原来狂奔的行动理由就不是“事实”了吗？如果说“他一路狂奔是因为火车快要开了，但其实那时火车还没进站”，会有任何悖谬吗？丹西认为并没有：以事实作理由对行动的解释，不会因为理由命题不为真，而使解释关系也失效(11)。 

那么，丹西意义上那种不受事实性影响的解释关系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这就是立足于行动者视角对行动之适当理由的“理解”。“理解”在这里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在没有知识、不满足事实性要求的地方也可以存在理解。而理解是有对错的，这在上面第三个析取支中体现得最明显：即便“A认为p是做的理由”，但p究竟是不是“做的理由”，是有客观的规范性标准来评判的。这里的关键在于，理由之适当性的评判无论如何也不取决于、更不等同于理由命题真假的判定。一个行动者所认为的“事实”，即便它没有实际发生，也可以是行动的好理由；反之，即便某个行动者视角中的理由确是事实，从客观公共的适当性评判来看，也可能未必就真的是好理由。这就是丹西用第二和第三个析取支所表达的意思。前者如那个狂奔至车站却发现火车晚点的旅客，恐怕没人会否认，尽管他所担心的事实并未成真，但它的确是一路狂奔行动的“好理由”。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狂奔是理性的选择。后者如汪精卫以“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的事实作投敌的理由，尽管这的确是汪精卫时代的事实，但按照适当性的评判，它并非真的理由。 

“以事实作理由”可以不满足事实性要求，而满足事实性要求且被行动者认为是理由的东西也未必真的是理由。归根到底，丹西试图捍卫的是，理由的适当性评判与理由命题的真假判定之间存在相对独立性。进一步地，这也是理由中的理解相对于知识的独立性：知识一定要以可靠的方式满足事实性要求，但即便理由命题不为真、不蕴涵知识，我们也仍然可以拥有关于理由适当性的理解。丹西的思路极其重要，但需与理由包含知识的情况相比较，才会有更深切的体认和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