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斯夏拉巴：金钱专制

自由美德能够拯救自由正义吗？

1940年，爱荷华州迪比克（Dubuque）的一张全国制造商协会的广告牌

图中文字：这是美国方式：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机会，私有企业、代议性民主、全国制造商协会

“四海之内皆兄弟”（当然，女性也是）。若采取规范性的意义，询问是否赞同这个主张，大部分人都会同意。此时此刻，乌克兰人可能把俄罗斯人排除在外，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相互都不会把对方视为兄弟---虽然他们如果聆听天性中更好的天使的声音，说不定也会赞同。

为何在此引用这句古老的格言？因为我一直觉得这几个字是对政治哲学完整和充分的概括。兄弟姐妹分享人的绝大部分基因，通常拥有他的早期生成体验的绝大部分内容，这是一种有约束力的纽带。当然，大部分人并非字面意义上的兄弟姐妹。这个听起来很古老的术语“兄弟情谊”是要轻推我们的道德想象力，提醒我们认识到，即使我们与大部分他人没有共同的父母，但我们与所有人拥有某些更为重要的东西：将我们和他们更加紧密地绑在一起的某种东西：遭受痛苦的能力。请别忘了，这种纽带让人更难变得冷漠、残忍和无情。

现代政治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变化正是对我们想象力的呼吁。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正义论》（1971）中将公正定义为自由社会的主要美德，要求我们赞同一切公平正义之物。他回答说，当我们决定社会的基本规则时，我们应该想象自己处在一摸一样的位置：在此，不是分享共同的基因、记忆、或者潜能，而是分享一种原始的无知。这被他称为“原初立场”。其道德威力源自我们处境相同。我们都不知道有关自我的任何东西，因此，我们在推动任何特定的法则和政策时没有任何特殊利益。这个立场迫使我们在选择自己的利益时，也选择他人的利益。我们有充分理由赞同的唯一准则是那些其他人也赞同的准则，因为他们也是处在无知之幕背后像我们一样。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想象自己没有任何个人特征---利益、嗜好、希望、恐惧并不那么容易，或许就像我们把讨厌的陌生人当作亲兄弟一样困难。

《正义论》像暴风雨一样冲击了国际政治哲学界。但是，此后，它的面世一直被视为旧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极右翼民粹主义的胜利。显然，世界其他地方并没有充分关注政治哲学家们。幸运的是，他们并没有沮丧。解释和论证自由主义合理性的书在过去几十年一直不停地大量涌现，不断在反驳拒不服从的现实。最近，出了两本新的罗尔斯理论著作，一本主要是有关道德心理学的，另一本是有关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都充满活力和强大的说服力，或许不会彻底消失在保守派的强大破坏力量之中，至少应该会延缓它的进程。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哲学教授亚历山大·来福博（Alexandre Lefebvre）在《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中聪明地借用克尔凯郭尔的抱怨，即19世纪不是生活在真正的基督教中而是生活在他说的基督教王国之，那是令人窒息的、了无生机的幻影。在来福博看来，我们21世纪生活方式的名称不是自由主义而是“自由王国”（liberaldom）。自由王国是被不自由腐化的自由主义，是“向不自由价值观：不平等、绩优主义（meritocracy）、消费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宗教偏执狂、以及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残余的胆怯投降”。

为了帮助自由王国的居民克服“自我满足和假装神圣的道貌岸然”倾向，来福博提供了一系列精神修炼之法“个人实施的旨在带来生活方式全面改变的做法”---帮助在道德上严肃认真的自由派培养自由美德：公正、正直、诚实、超脱、慷慨等。来福博对这些美德栩栩如生的、有时候充满抒情的描述常常与罗尔斯文笔流畅的段落挂钩，这些是书中最精彩的部分。这些修身练习首先从罗尔斯规定的获得道德清晰性的“反思均衡法”处获得灵感，另一个灵感来源则是古典哲学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包括冥想、观察、良心谴责、视角重构、控制激情等等。它们并不如佛教的修身练习那么细腻和有效，佛教毕竟拥有2500年的起步前优势。

如果《自由主义作为生活方式》的目的是启迪教化，那么，丹尼尔·钱德勒（Daniel Chandler）的《自由与平等》则是旨在澄清迷雾。它的开篇是对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的长达一百页的概述，非常精彩。它回顾了罗尔斯提出的方法，公平选择社会的基本组织结构：我们在设想自己处于匿名状态，除了基因、普遍目标、力量、和偏爱最基本内容之外，什么都没有。然后询问这样的人愿意选择什么样的世界。罗尔斯认为他有一个好主意，基于两大基本法则。第一，人人都有同样的基本自由：宗教、言论、集会、旅游、选择工作、选择配偶等等，除非这种自由伤害了他人的自由之外，否则都不应该受到限制。第二，不平等只有在大幅度改善社会的最弱势群体的情况下才具有合理性。

这第二条法则就是著名的“差异原则”，成为罗尔斯给政治哲学的两大原创性贡献之一，另外一个是原初立场和无知之幕。该原则旨在解决不平等和缺乏激励的难题。在阻碍道德成长的新自由主义社会（如我们这个社会），人们被期待努力工作或者创新，否则就是仅仅出于捞取金钱和权力的目的才做出对社会有用之事。罗尔斯以他看到的社会本来样子为基础，并没有求助于理想主义而是求助于我们在原初立场上的差异原则这一选择。对于罗尔斯来说，就像邓小平一样，发财致富是光荣的事，但是只有在你这么做也让社会中弱势群体的生活得到改善才行。同样，他对市场采取认可的态度：它们拥有美德（但是，在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和其他公共利益方面常常失效），在这些方面应该受到制衡，人人都应该有保证生活的基本工资和工作中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等基本权利。

“兄弟情谊”这个听起来很古老的说法的要点是轻推我们的道德想象力。

如果这个主张或罗尔斯的其他处方听起来乌托邦色彩过于浓厚，钱德勒则提供了很多证据来证明其他富裕国家管理得非常好并没有破产，也没有在任何重要的方面落在美国后面。作为哲学家，钱德勒读过大量社会科学著作，他在文中的脚注似乎不仅有引用而且包含对主要文本的政策建议的补充性讨论。他的所有建议---有关税收政策、环境政策、医疗卫生、教育、移民、种族、工作场所民主---都是非常有道理的，有些还很大胆。随机选择了过去几十年的一些官员进行了讨论，但是没有详细展开论述；钱德勒使其更加充实了，论证说它即便不能替代选举，至少能够作为补充。美国的选举财政难题不可能解决，除非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们有了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的决心。但是，即便如此，钱德勒描述的“民主代金券”，比如给每个选民100美元，给她选择的政党或者候选人---或许是支付选举闹剧的最好办法。他的谨慎但热情地支持普遍的基本收入再次证明这是严肃的建议，人道的、开明的自由和平等政体值得认真考虑一番。

至少对我来说，这两本精彩的著作燃不起我多大的希望，为什么呢？或许因为两位作者都没有显示出他们清醒的认识，没有看出公正社会道路上非同寻常的障碍。就像其他形式的自我修身---佛教冥想、基督教禁欲、斯多葛派美德、瑜伽---来福博的精神修炼的确能产生很宝贵的结果，钱德勒的罗尔斯主义反省也一样。但是，能带来产生任何深刻的政治变革吗？我表示高度怀疑。

美国是财阀富豪统治。这不仅意味着财富分配极端不平等，而且意味着社会的几乎每个主要机构或者过程即便不是赤裸裸的交钱办事，至少也是受制于金融限制的，想要限制富豪个人或者大公司发挥影响力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任何一个级别的官员，一旦上台之后都必须花费一半以上的时间来为下次选举筹款；大学校长和系主任频频受到亿万富翁的威逼恫吓，公共电视台的执行官迫不及待地拿声誉换钱，联邦政府管理者希望前往他们现在监管的公司任职以获得优厚的待遇，来改变换现有的微薄薪资处境。报纸编辑受到出版商的纠缠，因为有些公司已经威胁要起诉报社，即使根本没有胜诉的希望，因为他们知道报社根本打不起官司；如今控制世界财富40%的庞大资产管理公司对现代生活所依赖的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股份占比越来越大，掠夺性的私募股权基金使用量身定制的税法从利润上摧毁正常运行的公司，包括医院和养老院，导致雇员、客户和病人遭受损失，这些只是施加压力的若干例子而已。美国通过金融力量控制社会的方法多得不胜枚举，而且错综复杂，根本不易察觉。结果是富豪财阀不想做的事，很少能够做成。

无论是自由美德还是反思均衡法都不能改变这一点。原因不在于有美德和公平正义思想的人组成的社会对金钱专制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当然会。原因是，只要美德和公平精神的传播在公民中蔓延开来，从而威胁到社会关系的根本结构重建，富豪统治就会想方设法将他们视为非法，并给其加上恶名。这不是开玩笑的，也不是阴谋论。这样的事历史上屡见不鲜。20世纪初期，由于受到两个世纪的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鼓动的连续猛击，或许也担忧“教宗通谕”给大量天主教移民造成的影响，企业界启动了强大的运动，向民众中灌输“经济自由”的好处和不受任何限制的竞争，以及社会团结和合作等愚蠢言论带来的危险等等。市场极端主义新意识形态试图保护企业的利益，甚至反对最低程度的政府干预，还有工会的干预，这些被认为是对工人权利的侵犯，违背了他们的最佳利益。这些观点通过书籍、宣传册、报纸、杂志、广告公司、讲座、纪录片、电影、广播、电视、研究机构、学姐课程设置和人员招聘等形式在社会上传播，当然还依靠没完没了的国会游说活动。很自然，这些活动都需要大把花钱，但是，全国制造商协会、经济教育基金会、美国自由联盟、全国选举权协会、还有很多企业团体、右翼基金会、有钱的个体和家族都愿意提供丰厚的资金支持。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新政和大社会工程完成的，从来不会停止，他们的努力最终取得了成功。在1980年的选举中，伟大的过分简化者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赢得胜利，此后开始认真地破坏新政遗产。今天，在已经充分控制两大全国性政党之一和大部分州政府和最高法院之后，这个拆除营救队仍然在卖力工作。

在不提及到这个延续几十年之久---而且仍然继续存在的企业资助的宣传闪电战（详细描述，请参阅：内奥米·奥利斯克斯（Naomi Oreskes）和 埃里克·康韦（Erik M. Conway）合著的重要书籍《大神话：美国企业是如何教导我们厌恶政府和喜爱自由市场的》The Big Myth: How American Business Taught Us to Loathe Government and Love the Free Market）的情况下试图理解当今自由主义的困境，就像在不提到广告和电视的情况下来试图解释识字率的下降一样行不通。如果没有庞大的、意志坚定的反财阀统治的大多数人持久的、资源丰厚的、社会广泛合作，希望依靠修身扭转这个局面完全是痴人说梦。除了精神上的洞察力、哲学上的清晰性、不知疲倦的义愤填膺、广泛的团结和百折不挠的顽强毅力之外，我们更加需要持续的斗争（存在美国已经有一个---现在大约一半的美国选民似乎迫切渴望被专制主义的富豪统治，他已经承诺干净利落地干掉自由美德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