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达：生活世界与熟悉性——论卢曼对胡塞尔的批评（下）

（二）熟悉性身体与经验性框架

胡塞尔对生活世界之熟悉性的刻画并未停留于对其经验内容的一般性说明。实际上，胡塞尔在《危机》中进一步讨论了生活世界之熟悉性的身体性来源。就前述例子而言，在我这个日常工作的熟悉性场域中，杯子在右手边，键盘处于合适的位置，文献位于触手可及的地方。无需任何课题化的观察，我就可以对周遭世界中的事物进行定向——“水杯在我的右边”；并且我也无需任何计算就能以“上手”的方式拿起水杯，等等。因此，这个熟悉性场域原则上是依据我的身体性在场而被导向的。换言之，生活世界原则上是以具身性的方式展开的；我对周遭世界的熟悉性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对自身身体的熟悉性。胡塞尔写道：身体以非常独特的方式直接就在感知场域中恒定地存在，我通过身体以完全独特而直接的方式作为感触和行动的自我而存在着，我以完全直接的、动觉的方式对身体有所掌控。而这个“掌控”在对所有物体的感知中显现为起作用的（Fungieren），也即显现为意识所能通达的熟悉的、总体的动觉系统。（Husserl,1954,S.109）也即是说，我对周遭世界的感性经验、周遭世界之具有如此这般的显现样式，原则上因为它们都是“通过”一个活动着的身体而被给予——身体（Leib）在其中扮演着“恒定的角色”（ibid., S.108）。

这不仅是因为自我的身体支撑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第一人称视角——我只能从“这里”出发来感知世界，我只能直观地看到物体的这个侧面，而非其所有侧面。更重要的是，身体作为一种“我能”（Ich kann）的系统总是可以移动的，它原则上总是可以去探索世界、获得更多关于世界以及其中事物的规定性。关键在于，在生活世界经验中，身体作为功能性的（fungierend）感知器官总是以缄默的方式规约着我们的世界经验。我首先对自身身体已然有所熟悉——我无须反思即知道我的身体总是在此（da-mit-sein），知道自己手臂的位置和姿态，以至于当我需要喝水时，我无须反思就直接将手伸过去、直接拿起水杯。“因此，身体的感受性、自我活动的功能性本质上隶属于所有的物体经验”。（Husserl, 1954, S.109）我们对自身身体的熟悉性使得我们可以径直朝向世界；身体作为功能性的中介在这些朝向世界的意识活动中似乎变得透明了：它不是作为课题性的对象、作为需要克服的障碍而凸显出来——比如说，我的右手受伤了、打上了绷带，因此当我伸手去拿杯子时不得不首先去关注这个作为对象的手。

进一步说，在生活世界的感性经验中，我们对周遭对象的感知总是在特定的视域结构中进行的——我能直观看到这个杯子的正面，而不能同时直观看它的背面、底面，等等。并且，在当下的感知场域中，这个杯子并不是孤零零地在那里，而是处于一个外在视域之中——它被咖啡粉罐、胶水、订书机环绕着，由此构成了这个特定工作场域的意义联结。当然，它也可以被酒瓶、奶酪、坚果环绕着，从而构成另一个特定生活场域的意义联结。然则，在前反思层面的生活世界经验中，我们总是潜在地相信，如果转过去，我们就可以看到杯子的另一面、可以聚焦于另一个事物，等等。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地确信，乃是因为我们对自身身体具有不假思索的熟悉性——我们确信自己的身体可以移动、自己的身体运作良好。正如卡雷尔（Havi Carel）在其《疾病现象学》（2016）中所展示的，一旦这种前反思层面的身体确定性（bodily certainty）因为疾病而变成有问题的、变成一种“身体怀疑”（bodily doubt），那么生活世界中的生存筹划也会随之变得困难起来。这是因为身体不再是我所熟悉的，我不再确定它能够使我不假思索地去完成哪怕最简单的事情——比如伸手去拿旁边的杯子。换言之，身体熟悉性被打破之后，它不再是生活世界中透明的、起功能性作用的中介，而是本身需要被照料、被省察的对象。

总而言之，生活世界的熟悉性经验必然预设了我们在前反思层面对自身身体的熟悉性。如胡塞尔所说，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总是将身体的熟悉性当作不言自明的，以至于对之视而不见，但我们对自身身体的熟悉性恰恰以缄默的方式引导我们对周遭世界的经验，乃至构成了对周遭世界进行初始理解的意义框架——这个在“左边”、那个在“右边”；这个是“近的”、那个是“远的”，等等。身体熟悉性构成了生活世界经验中“毫无问题的、且被当作不言自明的信念（doxa）”（ibid.,S.11），构成生活世界经验中无须反思即起到功能性作用的中介。如胡塞尔在《经验与判断》中所澄清的，这种信念（doxa）的领域不是相较于科学、理论认知低一等的明证性，尽管它“尚不是精确的、并得到物理数学的观念化”，但它“恰恰是最终源初性的领域”（Husserl,1972,S.44）。

（三）熟悉性与类型化

一如前述，生活世界就其性质而言乃是我们对之有所熟悉的世界，并且我们是在各种各样的生活经验（Weltsleben）中经验着这个世界。胡塞尔在《危机》（以及其他后期的手稿中）揭示，这种生活经验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在于其经验的“类型”（Typik）。不仅是已知的熟悉之物，而且还包括那些尚未被认识、但总是可以被认识的不熟悉之物，它们都是通过某种类型而被经验到。直观周遭中的事物总是首先就其特定的“类型”而被给予。[韩骁对于类型化统觉以及类型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讨论。（参见韩骁）]例如，杯子首先是作为“杯子的类”、键盘是作为“键盘的类”而被认识到，而无须去深究它们更细节的规定性——例如杯子的材质、键盘的机械构造等。“经验、明证性并不是一种空洞的一般性，而是依据存在者的种、属以及区域范畴，并且依据所有时间-空间模态而得到区分。”（Husserl,1954，S.169）而这种依据类型而展开的生活经验具有某种认知的在先性。胡塞尔写道：在前科学的认知中，我们在所有方面都停留于一种大致性（Umgef?hren）、类型性（Typischen）之中。（Husserl, 1954,S.29）

对于前科学生活而言，这种亲知的方式足以在经验与归纳的基础上获得“机遇性”的知识，就像它足以将未知者转化为已知者。这对于日常实践而言是足够的。（ibid., S.126）尽管胡塞尔在《危机》中并未系统地阐明此处“类型”与“熟悉性”之间的关系——也即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在生活世界中对周遭世界的经验乃是通过“类型”而展开的，因此我们的生活经验总是已然具有某种程度的熟悉性——这个过程被胡塞尔称为“类型化”（Typisierung）；不过我们在其《经验与判断》中可以看到更为完整的说明。[关于胡塞尔类型学的分析，首先见于许慈1959年的论文《胡塞尔后期哲学中的类型与观念》（Type and Eidos in Husserl's Late Philosophy）。可以肯定的是，这篇论文中关于类型或类型化的分析构成了许慈后续关于社会场域分析的理论基础，参看其身后发表的著作《生活世界的结构》（The Structures of the Life-world）。（cf.Schutz,1974,1983）]这主要包括前述谓经验的发生和积淀两个部分。

首先就经验的发生而言，我们对周遭对象的感知原则上不是对单个孤立对象的感知，而是一开始就在一组预先被给予的对象之排布中对之有所感知。因此，“正如对象是预先被给予的，一个对象的周遭也总是已然被给予我们”。（Husserl, 1972,S.34）重要的是，我们对个别对象的感知总是由这个周遭提供了“意义的储备”（Sinnbestand）（ibid., S.30）。也即是说，即便我当下并不认识某个东西——比如这把后来被称作“剪刀”的物件，但这个物件总是被赋予了某种“未明确的一般性”——我原则上总是可以依据这个周遭来认识它。关键在于，一旦我明确地认识了这个物件——它具有剪纸等等的功能，那么我就恒定地获得了一个对象的类型——我可以把所有具有剪纸功能、具有相似形状的物件都归为“剪刀”这个类型。“随着每一个新的对象种类被首次构造出来（发生学上说），一个新的对象类型就恒定地被规定了，就这个类型而言，其他与之相似的对象将被预先统握到。”（ibid., S.35）通过这种类型化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把周遭世界中的对象区分为各种各样的“类型”，并且首先就其“类型”来认识它们。就此而言，当我们感知生活周遭当中的对象，我总是相对于这个类型化了的生活世界来感知它——“它在这个背景中不仅仅是被动地被把握为一个‘对象’，而是作为具有更多特性的事物、人、人造物，等等。”（ibid.）

然后就经验的积淀（Niederschl?ge）而言，胡塞尔认为意识经验并不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并且在意识生活中不再保留任何痕迹。相反，他认为每一个意识经验都会随着时间的演进而一层一层地积淀下来，并总是对后续的经验产生缄默的影响。因此，随着生活世界经验的不断拓展，越来越多的经验积淀到意识流之中。并且，所有过往的经验（自己的、共同体的、前世代的）都以不同的方式积淀到主体的意识之中，规约着、影响着主体对周遭世界的认知和评价。所以，生活世界一开始就不是单个个体的前科学经验场域，而是具有世代性（generativity）的共同体的经验场域；它不仅包括“同时代人”，还包括“前人”“后人”，等等。（cf.Steinbock）生活世界原则上划定了什么是人们熟悉的、什么是不熟悉的；什么是已认知的、什么是尚未认知的。在《危机》中，胡塞尔将此称为生活世界的“形式类型学”（Formtypik）。（Husserl,1954，S.221）就此而言，我们在周遭世界中所经验到的任何对象都具有一种“熟悉性的要素”：“这不仅是指以类型的方式被确定的意义——据此每一个站在我们面前的对象都是在类型化之熟悉性视域中的一个熟悉对象；而且它还指向视域的规约性——依据其意义，一个对象乃是作为可能认知的对象而预先被给予我们的，作为一个一般可规定的对象。”（Husserl,1972,S.39）因此，生活世界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熟悉之不熟悉性的空洞视域”（Leerhorizont einer bekannten Unbekanntheit）。（ibid., S.35）

由于类型化与积淀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生活世界经验从一开始就是由特定程度的熟悉性所界定的，并且这种熟悉性不仅构成了我们认识周遭事物的典范样式——也即就其特定的类型来认识某个事物；它还构成了我们认识未知之物的基础——也即最终将之纳入已知之物的熟悉性之中。通过经验的类型化和积淀，熟悉性构成了生活世界中所有认知的“最终源泉”——也即作为前述谓经验之进行的可能性条件。

四、结语

我们可以看到，卢曼在熟悉性的议题上对胡塞尔的批评恰恰是站不住脚的。胡塞尔不仅没有忽略熟悉性相对于生活世界的建构性作用，而且还进一步揭示了生活世界之熟悉性的三种类型及其各自的特征——生活世界乃是预先被给予的熟悉性场域，我们对自身身体的熟悉性构成了生活世界之熟悉性的重要基础，并且生活世界经验具有类型化和积淀的特征。这些特征在前反思层面潜在地规约着我们对世界的意义理解，构成我们对世界的初始亲知的来源。虽然胡塞尔在《危机》中以“视域”和“根基”两个概念来界定“生活世界”，但其具体论述恰恰加强了卢曼所要强调的论点——也即熟悉性相对于生活世界经验的基础性。

胡塞尔在《危机》中认为，在素朴的（naive）、直向的生活经验中，熟悉性总是不言自明地起作用——就此而言，“世界就是预先被给予之不言自明性的总和”。（Husserl,1954,S.183）因此，超越论的生活世界理论所要解开的“最大谜题”（R?tsel aller R?tsel）恰恰在于“这种不言自明性——在其中一个持存的、前科学的‘世界’为我们而存在着，‘世界’作为无限的不言自明性的标题——而这种不言自明性之于所有的客观科学又是必不可少的”。（ibid., S.208）所以，生活世界现象学最重要的任务恰恰在于去解释这种普遍地弥漫于素朴的日常生活之方方面面的“不言自明性”。（cf.ibid., S.191）超越论现象学所要处理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在于：“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确定性的素朴的不言自明性（Selbstverst?ndlichkeit）——以及日常世界的确定性，乃至在此日常世界之基础上的各种复杂的理论建构——如何被带入理解（Verst?ndlichkeit）之中？”（Husserl,1954,S.99）

卢曼对生活世界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于“日常性”的理解，认为生活世界乃是自然态度中的日常生活，因而具有人类学的相对性。因此，这种生活世界需要一个更为基础的、也即由熟悉性/不熟悉性的区分所建构起来的底层结构。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显然具有更为深层的超越论考虑——生活世界首先是意识生活的一般相关项，而生活世界内在的熟悉性构成了我们认知周遭事物的意义框架，也是我们得以认识周遭事物的可能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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