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治共同体的塑造——马克思对“国家-社会”二元分立的扬弃及当代启示（下）

作者：杨增岽 张浩一

第三，从社会再生产的观点延伸，就会发现国家中心主义把国家描述成优先于社会的行动者是一个伪命题。西方政治学中“国家-社会”二元分立的潜在语境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现实。市民社会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过程是资本主义从封建社会中生长出来，并逐步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过程，有相应的历史时期，而非贯穿整个历史，也非所有人类社会的共相。68国家区别于社会不构成二元结构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二者的张力都指向另一个问题：既然国家区别于社会，那么二者在现实中各自以特定的方式运行，并以此规定了社会生活的不同部分。国家避免自己被消灭和国家维护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阶级统治就成为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阶级统治的持存意味着资产阶级国家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被颠覆，即避免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国家本质上就是统治阶级对统治现状的维持，并通过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得以实现。 

马克思想说明的是，在任何于现实中获得具体发展的社会形态中，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都无法单独地发生在国家或社会中。二者的区别正是说明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对“生产-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的方式不同于国家。资本主义对雇佣劳动者身份的塑造方式必然不同于国家对选民的塑造。一种“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又依赖许多其他“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而这些关系的生产则在很多场合同时指向国家和社会。“国家-社会”的分立就无法说明关系再生产的发生机制。通过对不停运转着的生产、经济、社会、政治关系、意识活动的再生产，统治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或者说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就得到保障。国家掌握的暴力机器，则是统治阶级在这个再生产的链条上附加的一条保险杠。69国家不是专事物质生产的，国家是在这些“生产-社会”关系被生产出来后才出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说明，现代国家是一种基于经济分工的政治分工，国家在运行中仅靠自身无法替代资本主义社会对经济权力及其制度、结构的再生产，其行政干预可能让资本权力的运行遭到破坏。70现代国家相对于市民社会的独立权力只是一种假象，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国家只能在对社会介涉的尝试中与其共舞。

四、重塑新型政治共同体——马克思扬弃“国家-社会”二元分立的现实启示 

资本主义国家的最初形成和“国家-社会”二元分立只有在西方文明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才获得意义。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共同体形式，也没有先在于人类社会的历史终点。无条件地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共同体只是一种抽象、无内容的虚构，而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中。马克思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71在建立普世的政治共同体的抽象构建中，“找不到的内容，不外是这些抽象规定的坚固基础和具体性”。72“国家-社会”的分立逻辑也要在西方文明从古希腊到资本主义民主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来理解；从资本主义国家用坚船利炮征服世界，以资本的普遍统治书写世界历史的过程中理解。“国家-社会”的二元分立结构是一种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现实存在，这种意识形态与阶级统治的政治和资本主义剥削性的生产关系始终如影随形。扬弃国家，意味着扬弃“国家-社会”二元分立结构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时也呼唤新型政治共同体的到来。 

任何一种具体的政治共同体都由其特定的历史塑造，又作为前提影响着相应的文明形态的发展。“国家-社会”二元分立的抽象形式无法强加于其他任何文明。外在反思式的西方经验亦不能凌驾于中华文明丰富的内容之上。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绝、历久弥坚，其政治传统、文化自成一派，也孕育了“家国一体”的共同体模式。毛泽东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73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和相互浸润，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家国一体、天下一家的共同体理想便在当下表现为寄托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是古老和现代的相融。如今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受马克思主义启发，消除了阶级统治，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承载着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中华文明现代形态，也是中华民族政治传统的现代映像。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重塑新型政治共同体的伟大尝试。 

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在其自身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独有的世界观、历史观、政治观。把某种政治共同体当成普遍的范式，便退回到文明一元论去了，这与承认事物发展的多样性、矛盾发展的多元性的马克思主义根本相左。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要牢记马克思主义“魂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始终保持不同文明相互交流、文化互鉴的开放性，又要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必须从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找寻其文明基因，从中汲取构建现代政治共同体的灵感。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的相互成就既是偶然也是必然，是偶然的相遇成就了必然的契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74马克思主义根本改变了中国人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使曾侍奉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陈旧意识形态得以脱胎换骨，以未曾想象的方式在中国实践中焕发新生，在21世纪为中华民族树立起崭新的历史使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成就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而言，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一种舶来的科学，若照本宣科，科学就会变成教条。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亦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魂脉”，一粒思想的种子最终在华夏九州长成参天大树，变成其内在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 

在中华民族的政治历史中，强大国家率先登场，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并未成熟地出现过，因此中国未有过，也不会有将国家和社会分离的政治秩序。相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己出发，表达了在个人、社会、国家乃至宇宙建立统一的大同政治理想和美好寄托。在古人朴素的民本、民主思想和共治、共和的政治构想中，蕴含着可为今用的政治智慧。家与国、民与君、大局与部分从未充斥着对立、分裂的离心力，而是由万邦归一、天地一家的向心力所联结。这和马克思对新型政治共同体的展望不谋而合，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75这种复归不是脱离社会以实现自身抽象的对象性存在，而是克服资本对人的异化，是人在扬弃自我异化中对自己的肯定。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和民主的愿景，不是抽象的，也不是由孤立的原子式个人实现的。评判一个共同体，应当“抵达它所建立于其上的人类纽带，这些纽带……有赖于劳动的形式，有赖于爱、生活和死亡的方式”。76建设何种政治共同体，意味着在特定历史现实中思考自身和世界关系的表达，也意味着思考将以何种方式存在和生存。马克思提醒我们，从来没有一种普遍的存在方式，只有生活在具体的共同体之内鲜活的人。 

马克思对“国家-社会”二元分立的扬弃走向的是开放的历史，这一开放的图式在今天的中国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每种文明的演进都有其内在的规律，构建中华民族新型共同体必须遵循中华文明的内在规律，依靠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科学指导。挣脱“国家-社会”二元分立的意识形态桎梏是主语的转换——因为诉说和行动的不再可能是一个站在我们思维假设背后的西方政治范式，而必须是中华民族自身的历史所引发的联想。这个过程就是中华民族面对开放的历史的辩证法的历险。每一天，我们的过去都会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政治，“思维的概念是在逻辑发展过程中自己产生的，因而不能在事先提出”。77关于新的共同体的想象和实践也有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展开。 

【注释】

①Max Weber, Weber’s Rationalism and Modern Society: New Translations on Politics, Bureaucracy,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 134-136. 

②张钰：《解读韦伯的三大隐喻——探测韦伯对现代性的洞察》，载《社会》2005年第6期。 

③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94、148页。 

④同上，第8页。 

⑤同上，第9页。 

⑥同上，第98页。 

⑦同上，第148页。 

⑧同上，第12页。 

⑨同上，第142页。 

⑩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82页。 

11同上，第172页。 

12同上，第189页。 

13同上，第193页。

14同上，第197页。 

15同上，第197—198页。 

16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3页。 

17同上，第211页。 

18同注③，第150页。 

19同上。 

20同上，第214页。 

21袁立国：《超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黑格尔与马克思两种政治哲学方案比较》，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2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172页。 

23同上，第211页。 

24同上，第170页 

25同上，第164页。 

26同上，第199页。 

27同上，第201—202页。 

28同上，第413页。 

29同上，第762—765页。 

30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8页。 

31同上，第95页。

32同上，第96页。 

33同上，第95页。 

34同上，第140—143页。 

3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页。 

36同注30，第101页。 

37同注22，第140页。 

38同注22，第400页。 

39同注③，第167页。 

4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51—852页。 

41列宁：《国家与革命》，载《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1—203页。 

42同注22，第200页。 

43同上，第422页。 

44同注③，第150页。 

4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23页。 

46同注22，第179页。 

47［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董树宝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7页。 

48同注35，第2页。 

49［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53页。

50同上，第483页。 

51Habermas Jürge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1989, p. 292. 

52Peter Evans and Theda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9-11. 

53Alfred Stepan,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2.

54Otto Hintze and Felix Gilbert, 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32-34. 

55同注49，第171页。

56Begoña Aretxaga, “Maddening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32, No. 1 (2003). 

57同注52，第4—5页。 

58Timothy Mitchell, “The Limits of the State: Beyond Statist Approaches and Their Cr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5, No. 1 (1991). 

59Henry E.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Diverse Tools, Shared Standard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0, pp. 7-8. 

60F. Capra and Luisi P. L., The Systems View of Life: A Unifying Vis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47. 

61同注22，第402—403页。 

62Fred Block, “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Rule: Notes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State,” Socialist Review, Vol. 1, No. 33 (1977). 

63同注49，第202—203页。 

64同注22，第712页。 

65同上，第672页。 

66同上，第868页。 

67［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1页。 

68刘军：《“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命题的提出与确立》，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69同注49，第191—192页。 

70同注45，第610页。 

71同注25，第2页。

72［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之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9页。 

73毛泽东：《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 

74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3年第17期。 

75同注③，第185页。 

76［法］莫里斯·梅洛庞蒂：《人道主义与恐怖》，郑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23页。 

77同注72，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