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在解放战争中对中共的贡献可是全国第一。粟裕的战争回忆录最后专门开出一章，描写山东的贡献：“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有七百多万人参加了支前行列。将四亿二千五百多万公斤粮食及巨量的作战物资运达前方，保证了“兵马未动，粮糙先行”，使我数十万华东野战军，在大兵闭运动作战中，有了可靠的物资保障”。“在整个淮海战役期间，山东解放区每天平均运出原粮一百五十万公斤，在各解放区支援前线的二亿二千五百万公斤粮食中，山东就占一亿一千五百万公斤”。
在少数党员干部富农化的同时，很多个体农户由于缺乏农具和耕畜，即便在土改中获得了土地也无法有效地组织农业生产，出现了重新贫困化的危险。“据山东省16县49个典型村的调查统计，农民平均缺犁14%，耙20%，耧10%”。河南省全省共有旧犁2025606件，农户总数为6879939户，平均每户有犁0. 29件。山西省5个典型村 “平均每户富裕中农有两头大牲口，中农平均不到一头，贫农平均三户才有一头。太行山区许多村子，平均三、四户才有一条驴”。 “在各个老解放区，犁、耧、耙齐全的农户只占少数，水井、水车、大车、小车都不够最低的需要”。生产资料匮乏的情况在贫雇农中尤其突出。陕西省长安县高家湾村，“全村167户农民，土地改革后，8户雇农还全无牲口；107户贫农只有36户有牲口，还有71户没有牲口……大车、水车都很缺，雇农两样都没有；贫农107户只有两辆大车、三辆水车……其他农具，贫农还缺的不少，中农也有缺的，雇农缺的更多”。在山西省代县的一些村庄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槐树院村有48户人家，180口人，1700亩耕地。土地改革后，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但贫农既没有牲畜，又少农具，全村只有10头毛驴，而且大部分掌握在中农手里。 另外，个体农户有很多无法克服的困难，“如耕田时有牛没人，便不能耕；挖河泥、拉水车等事，一个人做不成；或光有劳力而无牛、船、水车，或单有牛、船、水车等而缺少劳动力，或劳动技能不好等等”。抗灾能力也差，“1950年夏，太原阳曲县上后背村大面积土地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冰雹和虫害侵袭，灾情十分严重，粮食减产四成以上”。（苏泽龙：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生产互助与国家扶助措施研究）。
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农村阶级分化。我们今天知道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技术的进步，而技术进步背后的魔鬼是繁荣的市场经济，但当年的毛泽东手上没有这把牌。前面已经说过，由于前政权的经济崩溃历历在目，中共领导人对国府的亲英美政策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心理，不想去仔细研究英美这样的发达国家的成功途径。他们要实现理想中的宏伟蓝图只好依靠简约的梯级叠加：个体农户，互助组，合作社，最后到人民公社，疙瘩块儿越大越好。
政说心语的文章《毛主席为什么反对包产到户？》提到：“1955年毛主席指出：‘在土改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的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没意思……为了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共同富裕起来’。……，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集体化道路。农民以入股的形式参与农村合作社，让全体农民都能够开展正常的生产劳动，这样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的再度出现。……，1953年到1956年，开展了‘一化三改’运动，对中国传统的农村小农经济进行了社会改造，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1958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开始建立人民公社”。
“1958年8月7日，人民公社的第一个章程《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产生了。此简章明确规定该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的同时，实行粮食供给制。这样，一种新的分配制度──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随著人民公社的出现适时而生”。老毛对此欣喜地说：“一曰大，二曰公。大，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残余去掉。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工资发给每个人，而不发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刘少奇也跟着起哄：“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公社干部势必要跟农民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地委干部、省一级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著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好的”。“我经过河南、河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都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简述自：邓智旺：简论人民公社初期的分配制度）。
真是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创举，可惜恶果很快显现。“公社化高潮时，不仅平调农民的生产资料，而且平调农民的生活资料，归集体所有和使用。在分配上，实行食堂吃饭不要钱，有的把‘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嫁’全包下来，实行各取所需。在生产上实行农产品统购，按虚报数字收购，只购不留，甚至把农民口粮、牲畜饲料和种子都给“购”去了。当这些做法遭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抵制时，就用强迫命令的办法推行，轻则辩论、打骂、大会斗争，重则捆绑、关押、饿饭。在人民公社化开始的三年里，购过头粮，加之自然灾害，致使群众挨饿，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新华网：反思“一大二公”）。
老夫做过一个估计，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一千四、五百万到两千一，二百万之间 (mingxiaot: 三年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人数上下限)，信不信由你。然而大饥荒却是无可否认的。
《麦苗青，菜花黄》的作者东夫曾经告诉老夫，四川大饥荒死人如此之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省委书记李井泉出身农村，太了解农民了。他知道中国农民狡猾得很，无论碰上什么灾荒或战乱，总有办法隐瞒部分粮食。没想到手下这帮基层干部这么得力，在强迫农民上交统购粮时干得太彻底了，连农民家里的锅碗瓢盆统统砸了，这次真的把农民弄得颗粒不剩，结果公共食堂的粮食一糟践完就接不上气。其实当时国家粮库有粮，但李井泉就是死压住不让往下发放。
毛泽东何尝不是太了解农村，太了解农民？事实上，他对中国两千年来反复轮回的贫富分化几乎有一种病态的恐惧。大跃进失败后，中共党内的大多数干部，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都认识到越过商品经济，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简直是做梦。上世纪六十年到初，刘少奇提出了“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主张。他主张“以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粮食、副食等关系人民生计大事的物资的生产，同时加快发展手工业生产”；“从实际出发，稳定和发展以公有制(主要是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发展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生产，重新开放自由市场”；“在农村商品生产的经营管理体制上实行以“包产到户”为中心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黄祖琳：刘少奇六十年代初期对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探索）。
包产到户就是生产队将土地和农具分给各个农户，由各农户单独组织生产。农户在保证完成公购粮和各种农产品交售任务，
保证上缴生产队的各项提留的条件下，剩余产品可以归自己所有。“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 剩下全是自己的”。（维基百科：包产到户）。
毛泽东对包产到户极端反感：“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一方面是贪污多占、放高利贷、买地、讨小老婆，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另一方面是破产，其中有四属（军、工、烈、干属）户、五保户”。（齐彪：毛泽东留下农村农民问题丰厚遗产）。“你们赞成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把包产到户提到了路线高度（朱继东：毛主席为什么反对包产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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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mingxiaot于2024_09_18 12:25:07编辑